《浙江潮》的创刊与严北溟

二、《浙江潮》的创刊与严北溟

战时在金华出版、发行量曾超过10万份的《浙江潮》，创刊于1938年2月24日，社址设婺城酒坊巷34号。该刊打着省主席黄绍竑旗号，名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办，其实是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在主持编务，不久则由中共浙江省委文委领导。

筹办时，黄绍竑遴请严北溟任发行人兼主编。严北溟（1907—1990）字渤候，湖南湘潭人。6岁即能对句和草书，在乡里小有名气，人称“神童”。1926年前后，他接触了毛泽东早期组织的长沙文化书社，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并作研究。1927年初投身大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此后作为进步民主人士，长期在新闻界、教育界和政界工作。1936年就任《东南日报》评论主笔，曾以《一九三六年的展望》为题撰发元旦社论，其针对时局的犀利笔锋“声震东南”，终被国民党CC系排挤出报社。1937年冬黄绍竑再次主浙后，严任其秘书，并在中共党员、学者杜国庠等帮助下，为黄草拟《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这个《纲领》基本上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联系浙江战时实际情况，并考虑到国民党地方政府所能接受的程度而制定。

严北溟受命筹办《浙江潮》，即与杜国庠商定编辑方针及开始几期的内容。那时，杜率领的战地服务团，有不少包括林默涵、王亚平等在内的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他们都表示尽力支持办刊，遂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组成编辑班子，先后担任编辑的有郑洪范、翟毅、王平夷、葛琴、李士俊等10余人。同时广泛联络社会上的中共党员和知名学者、作家建立实力雄厚的写作队伍，其中在金华的有骆耕漠、邵荃麟、陈虞荪、石西民、王亚平、麦新、何家槐，远在西南的有胡愈之、夏衍、千家驹、范长江、乔木（乔冠华）、恽逸群等。头几期稿子很快备齐，刊物的印刷却成了问题。当时，金华唯有《东南日报》和《正报》的两家印刷厂较具规模，但都受国民党CC系控制不愿承印，严北溟只得千里迢迢赶到温州一家印刷厂印刷。在温州印了6期后，就近转至丽水新办的浙东印刷厂印刷刊物。1938年下半年中共浙江省委文委成立，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领导好《浙江潮》，并建起以翟毅为书记的文化支部。1939年1月起，该刊也在金华印行。

《浙江潮》为综合性时政刊物，16开旬刊，第7期后曾改周刊，第90期起复出旬刊。其内容主要是宣传全民抗战，兼顾国际形势和战时浙江政治、经济工作。除社论、短评外，设有“时事报告”、“专载”、“通讯”、“文艺”等专栏，还出过10期附刊《浙江妇女》。《浙江潮》办刊宗旨在创刊号《潮头语》中即有明确的宣示：“《浙江潮》将以奔腾澎湃的雄姿，排山倒海的气势，推动浙江三千万民众的踊跃参加抗日自卫，以争取最后胜利。”创刊号上发表严北溟的《动员民众论》强调，抗战必须动员民众，动员民众必须从解除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疾苦着手。具体来说，就是要澄清吏治、铲除贪污，减轻田租和严禁一切苛派、拉夫，并优待出征军人家属。文章指出：“上列各点，多系人民在战时所受的最大痛苦。‘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本是一个正确而新颖的口号，而在一般贪官土劣看来，却正是敲诈剥削藉资发财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弄到‘官逼民反’已是万幸，尚何望其协助政府军队以抗战？！”

《浙江潮》所刊文章大多有事实有观点，针对性极强，而且题材内容也很广泛。就国共合作、团结抗日问题，严北溟曾撰文说：“由国民党‘领导’民族革命战争，是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是说要对内消灭一切异己的党派，‘领导’两字根本不含有消灭其他党派的意思。有些人看到国民党的危机，因而竞竞于消灭其他党派的打算，这不是忠实于党的态度，而是一个愚笨的企图。我可以说，国民党若在抗战时期而孜孜于消灭其他党派，这才是国民党真正的危机！”⁽¹²⁾著名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词作者麦新的专论，深刻剖析了这样的不合理现象：在广大的战时乡村里，“有力者出力，还要出钱；有钱者不出钱，还要捞钱”。⁽¹³⁾第53、54期合刊和第55期，连载《土肥原与汪精卫》一文是夏衍在上海的见闻记，文中披露汪氏与日本特务机关勾结内幕，对投敌汉奸作了无情的鞭挞。该刊过后又发表社论，题为《扑杀此獠——汪精卫》。第81、82期合刊，范长江撰写的《日本咽喉的溃烂症》，进一步指出日本“要叫自己压迫的奴隶，来保卫自己的生存”，而“主奴难两全，是历史通则”。

该刊不少评论包括社论，都是严北溟自行执笔的，除了从不同角度论述国内抗战的文章外，他还写过多篇国际方面的专论。如在第2期发表的《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解析国际形势。文章对当时苏联没有出兵帮助中国抗日，认为“不出兵是暂时的，只有国际条件成熟，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牢固确立以后才有可能，而这个日子是必须会到来的。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是长期的，‘速胜论’不可取，‘悲观论’也是没有依据的”。严的分析和预测最后都被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所证实。又如第76、77期合刊开始，连续五六期，他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观测》、《苏联与大战》等文，则就世界大战的起因、性质、特点，以及交战国阵容、力量对比和战略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严北溟以后把这些文章加以整理，汇编成《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由《浙江潮》杂志社出版发行。

1939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皖南视察新四军军部后，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莅金视察。据几位老同志撰文回忆，3月17日周恩来到达金华当天晚上，就单独约见严北溟并作彻夜长谈。接着，又接见《浙江潮》编辑翟毅和其他中共党员。《浙江潮》在宣传中，团结抗日态度坚决，民主进步倾向明显，且持论激烈，无所顾忌，致使国民党CC系已对它备加注意，编采人员经常受到监视、恫吓和警告。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勉励他们继续做好工作，指出要利用黄绍竑的关系坚守这块阵地，并根据《浙江潮》的处境面授机宜：国共合作时期，报刊宣传要避免对国民党不必要的刺激，不要把刊物办得太“红”，必要时可以“釜底抽薪，另起炉灶”。在谈话中，他还指示说，要十分重视与读者的联系，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吸引群众和我们一起办刊。此后，《浙江潮》在坚持既定宗旨的前提下，宣传上比较讲究策略，同时更加注重读者工作。该刊《告读者书》里，要求读者答复的5条意见，有两条是征求读者批评的。一条：“你觉得本刊有什么缺点？”另一条：“你最讨厌本刊哪一类的文章？”

1940年，国民党反共活动不断加剧，《浙江潮》政治环境日益险恶。1941年1月20日，出至128期停刊。25日晚，国民党军统特务搜捕办刊的中共党员，李士俊、沈任重等被捕，后严北溟也被迫离金。1944年3月，在龙泉主持《浙江日报》的严北溟，重新出版《浙江潮》，为半月刊。他在《复刊辞》中称：“过去的《浙江潮》是迎接抗战的高潮而诞生；今天的《浙江潮》则为推动胜利的高潮而复活。”复刊后的《浙江潮》，现在只知道出至1944年5月20日的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