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淡经营每况愈下

二、惨淡经营每况愈下

解放战争时期，浙江民营新闻传媒业每况愈下由兴而衰，有些报社、通讯社只生存几个月或几天。到解放前夕，除国民党浙江地方党政当局所办报纸外，全省民办报纸由近百家锐减为不足20家，且大多集中在杭州，包括《中国儿童时报》、《当代晚报》、《工商报》、《天行报》等。尤其是民营小通讯社，截至1949年4月到5月初，有史料可查的，仅存杭州“中国工农”和绍兴的“越光”、“浙东”、“经济”、“政风”、“青锋”几家。至于民营广播电台，只剩下宁波的宁声台一家了。

民营新闻传媒业一时间蜂拥而起，不久即如雪崩似的倒塌下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时局动荡，经济凋敝，大都入不敷出，不得不关门歇业；二是国民党政权的压制摧残，更加处境危难。浙江虽是自古粮仓，但此时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美国货，国货的销路受到阻碍。以奶业为例，当时竟杀掉1/4的奶牛，抗日战争前日产鲜乳3000磅的西湖炼乳公司被迫倒闭。又如美国香烟占杭州市场销售量的80%以上，杭州5家烟厂因此破产。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企业生产资金大量消耗，流动资金日益短绌，而银行资金转向投机，许多企业宣告闭歇。工商业的衰败，物价的飞涨，对新闻事业的打击很大。杭州市报业商业同业公会和杭州市记者公会曾向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陈仪大叹苦经：“白报纸已涨到战前二千万倍，其他字铅、油墨等原料亦涨达一千万倍，报价涨了七百八十万倍，广告费涨了一百九十万倍，与纸价相差悬殊。”⁽⁶⁾《东南日报》是民国年间浙江第一号大报，但在此形势面前也是捉襟见肘，广告费收入难以支付纸费。1948年，《东南日报》曾对广告费与纸价列表比较：

广告费与全部发行纸价比较表（单位：法币万元）

《东南日报》都到了这一地步，民办报纸更是在经济上举步维艰，主要出路是力图保持发行量，在夹缝中谋求生存。多年来杭州和其他地区一些中心城市，报纸在本埠的发行主渠道是通过报贩组织的收订和零售。早在1917年，杭州就有报业公会，对报刊进行有组织的发行，抗日战争爆发，公会业务中断。抗战胜利后，杭州市报业公会于1946年2月成立，拥有会员64人，直至杭州解放前，都一直垄断着本市沪杭报业的发行工作。派报业组织带有封建行会性质，每个业主雇若干名伙友，控制一定的发行范围，互相不得侵犯。各报馆对派报公会形成依赖关系，对它的上层人物多方笼络，不敢稍加得罪，否则发行量会直线下降。各报馆按报价的7折批给派报公会外，还每月固定给予津贴。逢年过节或派报公会头头家有红白喜事等，还得另有馈送。外埠的发行，主要是依靠报馆设立的分馆或者分销处，而外埠分销处人员往往参加当地派报业公会，代销多种报刊，尽管订有章程，拖欠报费的事从未绝迹。发行上多方面的开销，也使得报社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广告业务萧条，发行又难保障，不少民办报纸只得停刊了事。《浙江新闻》前身是《申报·新闻杭州附刊》，1937年冬，日军轰炸停刊。为了帮助上海的《新闻报》渡过纸张昂贵的难关，多取得一些新闻纸的配额，1947年《浙江新闻》复刊，发行了3个月还是停办。《工商报》在经济重压下，一直难以摆脱困境。1948年3月，成立工商委托部，进行多种经营，想以此来弥补报馆的亏损，但收效甚微。同年12月，该报第七次理事会上，发行人和社长以“报社经济困窘，维持为难”提出辞呈。理事会无奈之下，请杭州市商会接办不被接受，报纸继续艰苦维持，最后终因经费不济停刊。1947年和1948年创刊的《宁波晚报》、《宁波商报》，均因经济困难，无力维持，刊行仅一个月或半年即告停版。《行报》（海盐）、《绍报》（绍兴）、《正义报》（杭州）等，出版时间不长，都是主要由于经济问题。1947年复刊的《宁波晨报》，曾发行5000份，但刊行不久即与《宁波大报》合并，旋又并入《宁波日报》，也是出于经费支绌之故。

报业如此，民营广播业同样处于经济困境之中，朝不保夕，难以为继。本来底子薄弱的众多民营通讯社，更经受不起经济压力，1948年前后基本上都“兵败如山倒”了。

这一时期，浙江民营报业大起大落，除了经济上的原因，还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及其政府的打压和迫害。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法》，规定“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1948年5月，国民党内政部以代电形式发布控制舆论6条办法，责成各地主管机关“对于当地报纸杂志通讯稿之言论记载缜密注意，详加检阅。如经发现违反动员戡乱或违反政府法令之言论记载，立予查究”。国民党省政府也曾颁发《浙江省各县市办理新闻纸杂志申请登记案件注意事项》，强调警察机关须调查发行人的政治背景。鉴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国民党对新闻舆论的钳制日甚一日，因而多家民办报纸尤其是进步报纸，或遭查禁，或被迫停刊。

1949年初，旅居上海的蔡竹屏、应斐章，有感于此时宁波报业冷落，返甬募资创办报纸，借原已消失的《宁波晨报》报名重新出版。那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告捷，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向解放全中国进军。新的《宁波晨报》连续报道解放战争神速发展形势，曾刊登陈毅部的二团飞渡长江、“重庆号”起义等消息，并载文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分崩离析和官员腐败内幕。在接近解放的那段时间，当地国民党军队自感末日来临，横行不法，强奸妇女。对此全城市民极为愤慨，不断写信、打电话给报馆，《宁波晨报》便以“满城风雨话强奸”为题发表社论，对“国军”暴行予以痛斥。1949年4月19日是宁波在抗日战争时沦陷八周年的日子，该报在这一天刊登专文，题为“比东洋人在着的时候还要坏——用流行民间的伤心话来纪念‘四一九’”。次日又撰发社论，用事实斥责国民党肥己害民。据记载，这些报道和言论，使得“隐退”在奉化的蒋介石恼怒不已。4月21日晚，宁波城防指挥部派出40余名士兵包围报馆，绑架正副总编辑，同时张贴查封布告。

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弥漫着“新闻白色恐怖”气氛，民办进步报纸遭扼杀事件屡屡发生。创办于1932年、抗战时期停刊的湖州《南浔周报》，1947年复刊后，总编辑邵家骏（中共地下党员），文艺版主编徐迟（著名作家），时事版主编姚逊（中共地下党员）。该报倾向进步，常刊发抨击国民党政治腐败的文章，在当地及周边一带颇具影响力。1948年夏天，邵家骏所属的上海地下党组织被叛徒出卖，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来南浔追捕，邵事前获悉情报转移未遭毒手，但《南浔周报》已为地方当局所不容，遂停刊。⁽⁷⁾《宁波时事公报》因报道镇海县保警中队李丹部哗变一事，第二区行政公署转报省政府，以“淆感人心，影响地方治安”罪名勒令停止发行。⁽⁸⁾温州《阵中日报》1947年用名《中国时报》，王沉任总编辑。9月，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发文，称“该报出版反内战反暴行特刊，殊属不合”，明令取消“该报《中国时报·温州版》名义”。⁽⁹⁾还有些报纸已在社会上发行，由于当局不予登记而夭折，这在杭州就有11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