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宣传中的主要教训

三、新闻宣传中的主要教训

1958年“大跃进”前后，历经1957年整风与反右派扩大化，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成为当时报纸和广播的宣传中心。在此期间，《浙江日报》、浙江电台和各地（市）、县党报及各县广播站，强力宣传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大量介绍各条战线社会主义建设事迹，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迫切愿望，并在新闻工作中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深刻的教训，主要是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和支配，关于政治运动报道的宁“左”勿右倾向，特别是“大跃进”宣传，鼓吹高指标和过渡共产主义，报纸上的浮夸风、瞎指挥，社会影响极坏。

1961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浙江日报社经过回顾总结和多次讨论，作出《四年来报纸宣传初步检查》。《检查》中认为，这一时期犯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如宣传过高的指标、浮夸的成绩和“共产风”，把认识上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说成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矛盾，等等。报社编委会的这份总结材料，还针对“大跃进”宣传的教训，就“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左’与右”、“鼓足干劲和实事求是”等15个问题，划清思想认识上的界限，并用唯物辩证观点作了分析。虽因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份材料尚有不准确不完整甚至谬误之处，而文中许多观点和论述，对报纸宣传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起了推动作用。

当时省内各报、台（站），经过对“大跃进”前后宣传报道的反思，总结经验，接受教训，着重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

关于真实性和指导性——

新闻必须真实，以求实为本，这是新闻工作的一条根本原则。20世纪40年代，延安新闻界曾开展反“客里空”运动，把新闻真实性提到党性原则的高度，由此成为我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解放初期，浙江的报纸和广播宣传继承这一传统，坚守“真实”这条底线，媒体的社会公信力也从而得以迅速建立。50年代后期，报纸和广播大肆宣传“大跃进”，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过了头，片面渲染和鼓动敢想敢干放“卫星”，公开传播“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夸大失实的“新闻”屡见不鲜。60年代初，省新闻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科学分析前段时间在宣传中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认识并坚持真实性原则。

至于报纸（广播）的指导性，大家认为这是通过报道事实和据实论理的引导，而在“大跃进”宣传中，指导性变成不顾客观规律的瞎指挥。即便明知高指标脱离实际，高产“卫星”水分多，照样见报上广播。这种错误的舆论导向，更助长了当时的浮夸风。

关于重点与一般——

经反思总结“大跃进”前后在宣传上的正反经验，关于既抓重点，又兼顾一般的问题，浙江新闻界对此提高了认识。认识到围绕一个时期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善于抓重点、抓主要问题，集中报纸版面或广播节目时间，就某方面的新闻题材连续进行重点报道，以求造成具有冲击力、吸引力的舆论态势，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媒体宣传艺术。但是，如果把抓重点当做日常性的宣传方法，那就难免会出现内容的“单打一”，重点也不成为重点，而且势必缩小报道面。对此，大家感受颇深的是，重点与一般是对应的统一，没有重点就没有一般，没有一般也就无所谓重点。

50年代较长的一段时间，浙江主流媒体从实际出发，在对农村“五业”的宣传中，着重抓农业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对林、牧、副、渔报道不够；在粮食生产的宣传中，着重抓水稻也是对的，但又忽视了其他粮食作物。到了“大跃进”时，有关“两条腿走路”的宣传，理应有的放矢抓住一个侧重面，但不能只宣传一条腿，而忽略另一条腿。如宣传土洋并举方针，强调土法上马，不讲洋法生产，就是一个教训。

关于媒体的功能——

“大跃进”前后，省内的报纸和广播，实际上只讲宣传教育功能，强调对思想、工作的指导，却弱化了新闻媒体的其他功能，特别是信息传播功能。当时，批判说教的文章多，新近事实的报道少，新闻信息量不足。除此以外，对于为受众服务、普及知识和提供娱乐等媒体功能，基本上已被忽视，报纸和广播的服务性、知识性尤其是趣味性都谈不上了。

新闻媒体的功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种功能。只有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其多功能作用，才能真正提升媒体整体水平，适应广大受众的各种需求。浙江新闻界总结经验教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已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