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摧残的其他党报和广播台站

二、备受摧残的其他党报和广播台站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杭州市委即派联络组进驻杭州日报社，掌管报社工作和运动。社内“造反派”成立20多个“战斗队”，轮番抄家、揪斗、设“牛棚”，千方百计迫害报社负责干部和采编人员。1967年1月1日至10日，《杭州日报》4个版，全是新华社电讯。10日这天，“杭州日报革命造反总部”强行“接管”报社，劫夺了报纸的编辑出版大权。1968年8月，杭州市革命委员会要求报社“全力以赴狠抓对敌斗争，把隐藏在报社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揪出来”。⁽¹⁾9月5日，《杭州日报》自即日起休刊“闹革命”，25名业务干部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同年11月，市革委会又“挑选有无产阶级觉悟、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到报社工作”。⁽²⁾12月16日，《杭州日报》复刊，仍出4开4版。

金华、台州、宁波、温州、舟山各地区党委机关报，“文革”中均因动乱干扰和被夺权，不得不先后停刊。其中，《金华大众》在1968年即停刊，《台州大众》、《宁波大众》、《浙南大众》和《舟山报》则于1972年停刊。停刊前，《浙南大众》在1967年1月曾改出《新华电讯》，取消了地方新闻，也不标明出版期数。次年5月间《浙南大众报》复刊，这天的报纸被称为“红一号”。报社“造反派”狂妄自得地刊文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旧地委一小撮走资派手中夺回了《浙南大众》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台州大众》被“造反派”夺权，也曾出刊《红台州报》。全省在50年代中期建成的各级党委机关报网络，县级党报60年代初业已消失，杭州以外地区一级党报在“文革”中全部停刊。到此，浙江省、地党委机关报，唯有《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且被改变了原是党和人民报纸的性质，成为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专政工具。

“文革”中，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秩序被打乱，一些原来颇有影响的自办节目，如《浙江各地》、《文艺广播小词典》等都被迫停播，还被作为毒草遭到批判。受“文革”冲击，台长等主要负责人停职反省，编委会被改组，“造反派”夺了省电台的权。1967年1月，中央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宣布各地广播电台一律由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能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3月1日军管小组进驻省电台后，所有本地节目一概停办，该台主办的《广播周报》也在1968年停刊。这期间，省电台已失去自己的特色，与全国“千台同声”地转播中央台节目，重点宣传造反、夺权和对“封资修”、“走资派”的大批判，播出的文艺节目则多为“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停播自办的本地节目，主要在搞台内外的“造反”运动。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67年3月15日起至次年7月，“省联总”与台里“造反派”利用省电台和省电视台，曾举办12次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播电视大会，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各地广播站由于“文革”动乱，同样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如当时重建的杭州广播站及各区站，曾经形成以市场为中心、区站为基础，连通工厂、学校等单位的有线广播网，除转播中央台节目外，也自设“杭州新闻和报纸摘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革命大批判”等专栏。1969年市、区广播站军管被“工宣队”夺权，他们不懂广播，却有权决定广播内容和播出与否。1972年，市革委会发文决定，杭州广播站自5月25日起不再转播和自办节目，今后主要任务是指导杭州地区有线广播的编播业务和事业建设。1974年2月，“四人帮”在杭州的帮派头头带了武装民兵强占该广播站，反复广播“杭州市民兵指挥部”的所谓1、2、3号通告，煽动派性，挑起武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