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力扩散极“左”思潮

二、竭力扩散极“左”思潮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快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乘机阴谋篡党夺权。被其帮派体系控制的《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在延续10年的“文革”宣传中，抓住“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放，煽动“造反派”揪斗省、市负责同志，同时通过形形式式的所谓“大批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处心积虑地扩散极“左”思潮。

在对刘少奇的多次“批判”中，当时的《浙江日报》可谓不遗余力。1967年12月27日，该报在《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通栏标题下，集中刊出3篇文章，分别题为《驳“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相结合”谬论》、《黑纲领以自愿为幌子反对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物质刺激的三大罪状》。此前于5月5日还曾撰发社论，叫嚷“搞臭‘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为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鼓噪。同日转载署名文章，胡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著《人的阶级性》一文，和他的《修养》一样，也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随着“文革”动乱愈演愈烈，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宣传报道变本加厉。《浙江日报》曾“大树特树”一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透过这些典型，竭力散布“左”倾错误思想。如宣传“一个鸡蛋，卖给谁，卖什么价，都关系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集体土地种什么，不是简单的落落籽的问题。这里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经营方针的斗争”。即便是一般的工农业报道，也必讲“抓革命，促生产”。

1975年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对关系国民经济的要害部门进行整顿，以消除“文革”影响，全国一度出现经济形势好转的局面。不久，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浙江日报》1976年1月4日第1版发表社论《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称“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鼓吹“反对忽视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1月14日，又以《文化大革命给明星大队带来十大变化》为题刊发报道，声称德清县城关公社明星大队干部社员“畅谈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以来的大好形势”，“决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该报道强奸民意，借题发挥，根本无视客观事实。

这一时期，个人崇拜不断升温，将毛泽东从人变成神。《浙江日报》在这方面的宣传从未间断，而且总是突出在版面最醒目的位置。“活学活用”和“三忠于”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头版报眼则成了“语录”专栏。报道先进人物、先进集体典型，也都说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1966年10月10日，战士蔡永祥守卫在钱江大桥的哨位上，凌晨2时43分，由南昌开来的764次列车呼啸着向大桥驶来。这时，他突然发现距哨位40米的大桥路轨上横着一根大木头，便不顾危险飞奔过去，迅速把大木头掀出了轨道。乘客、列车和钱江大桥安全无恙，而年仅18岁的蔡永祥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浙江日报》发表通讯和社论，称赞“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勇敢，最革命”，“他不愧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英雄、毛主席的忠诚战士、人民的好儿子”。《杭州日报》也对此作了专题报道，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最勇敢，天塌地裂也敢上”，赞扬蔡永祥在“危急关头，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报纸上所刊文艺作品，千篇一律也是歌颂“红太阳”的，要“唱得天红地也红，唱得五洲飘红旗”。

关于“接班人”的宣传也很起劲，尤其从1969年4月起的两年多时间，吹捧林彪更加卖力。1971年上半年，正当林彪一伙密谋反革命政变之时，被夺权了的《浙江日报》还在狂热推崇林彪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观”。

在那动乱年代，极“左”思潮泛滥。林彪、“四人帮”鼓吹报纸是专政工具，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就在这种新闻观的诱导下，报纸文风极其恶劣，“假、大、空”盛行，而且“千报一面”。要么不顾事实、歪曲事实甚至捏造事实，连新闻照片都可以任意剪裁或篡改；要么动辄上纲上线，含沙射影，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此外，常用一些所谓高级形容词，其中使用频率很高的是“最、最、最”，吹捧林彪的报道也少不了一连串“最”字。1969年4月8日，《浙江日报》的吹林社论《光辉的榜样》，全文2200余字，文中“最”字达26个之多，什么“最忠最忠最忠”，什么“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学得最好最好最好”，甚是肉麻，令人读之生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