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闻发布制度

8.1　关于新闻发布制度

新闻发布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出现于19世纪初的美国。据说，世界上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1825—1829年任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召开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喜欢在河中裸泳，有一次被一个遭他多次拒绝采访的女记者跟踪到河边抓了个现行。女记者坐在他的衣服上，要求采访，不接受就不给衣服。开始他并不答应，但无奈该女记者坐着他的衣服，他上不了岸，僵持了一段时间，最后不得不答应。但接受完采访，他觉得他回答得不太理想，担心采访内容发表后可能会引起公众误解，于是回去后立即让助手把各家媒体的记者都叫到白宫来。他对记者阐述了对有关问题的立场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世界上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总统本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发言人。

最早聘用新闻发言人的总统是安德鲁·杰克逊（1829—1836年在任）。为了应付对新闻总是具有无限兴趣的新闻记者，他开始设立总统新闻发言人。但此时的新闻发言人都是作为总统的私人助理出现，而不是政府工作人员。20世纪初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才正式确立了总统新闻发言人制度。

西方国家普遍建立新闻发布机制，是二战后的事。二战后，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相关。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后，各国政府纷纷效仿美国，建立新闻发布制度，设立发言人。

据统计，美国目前大约有4万名发言人。总统、副总统有自己的发言人，州长、市长也有自己的发言人，各部门也不例外，如国务院发言人、五角大楼发言人等。稍有规模的企业都设立专职的新闻发言人，即使是小企业，也设兼职新闻发言人。

中国目前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的重要性

满足公众的知情要求，以获得公众的支持

近些年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信息传播越来越快，国内公众对内政、外交的知情意识和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建立和完善发言人制度，向公众及时通报有关重要信息，让公众及时了解政府的重要决策和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可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内民众对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支持和理解。

引导舆论走向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多元化的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舆论引导工作越来越有必要，无论对政府还是企业或其他部门都不能再忽视这一问题。江泽民同志曾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建立和完善发言人制度，及时主动发布新闻、提供信息，能够起到把握先机、争取主动、引导舆论的作用。“非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非典”前期，由于处理不当，对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都造成很大损害。舆论导向不仅对国家如此，对企业也不例外。一则虚假报道就可能会毁掉一个企业。据报道，2003年一则“国有股减持”的不实炒作，就使国内股市缩水300多亿人民币。

树立中国政府良好形象

通过新闻发言人及时、准确地公布各类信息，宣传和阐述我在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上的观点立场，让国内外公众及时了解中国政府的重大举措、重要政策以及发生的重要事件等，不仅有利于掌握舆论导向，而且还有利于树立公开、高效、务实和负责任的政府形象，树立开明、开放、和平、友好、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改变国际舆论被动局面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逐渐上升。但我国的国际舆论处境却与我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核武器，所以在政治、军事上与西方大国是平等的。在经济和贸易上，中国市场巨大，中国与西方大国是互惠的，也是平等的。但在舆论上，中国却明显处于挨打的地位。世界上能够在舆论界起主导作用的通讯社、电视、报刊都控制在西方大国手上，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仍很弱小。西方媒体上每天都充斥着大量有损中国形象的报道。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机制可增加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舆论走向，减少不利报道。

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历史和现状

我国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已开展新闻发布工作。周总理曾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争取国际、国内舆论支持。解放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也曾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

1980年，我国政府又举行了两次新闻发布活动。一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由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作为发言人，向中外记者发布关于审判“四人帮”的决定。

同年，发生“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为了向国内外公众发布关于事故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中国政府召开了另外一次新闻发布会。

1982年3月26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同志就中苏关系发布消息，这是外交部第一次以发言人形式举行新闻发布会。

钱其琛副总理在其《外交十记》中是这样介绍他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的。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不过，不再是站着举行了，而是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了。后来，外交部建了新楼，有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

1983年2月，中央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

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1983年下半年，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国台办等部门新闻发言人也逐渐走上前台。

1988年中央进一步明确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此后，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从此进入了制度化建设阶段。

“十六大”以后，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推动和培训下，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进程加快，逐步向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目前，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已毫不逊色。特别是有些部门，如外交部的新闻发布制度在世界上也算得上比较出色的。其实，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国家并不多，其中做得比较好的就更少了。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新闻发布机制的，也只有美国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国家。

目前，中国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制度趋于完善。国务院近70个部、委、办、局，建立了新闻发布制度，共有了80多位新闻发言人。党中央各部门也设立了新闻发言人，中组部副部长2005年7月第一次走进了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新闻发布会进行新闻发布活动。全国人大、高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也都任命了新闻发言人。高法宣布不久将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31个省区市中，27个省区市已建立了新闻发布制度。出现了将近3 000人左右的新闻发言人队伍。一些地级市也在纷纷加紧培训，逐步建立有关机制。

中央各部委除外交部、国台办、国家统计局有定期的新闻发布会之外，今年又有卫生部、公安部、教育部等三个部门宣布将每月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地方上，上海、南京等市新闻发布活动也开展得非常频繁和有影响。

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60场发布会，2005年增加到68场，并且都是现场直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底，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2006年共举办新闻发布会1 020场。

外交部新闻发布制度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外交部建部后，就有发言人的实践。一是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名义就某一重大问题发表声明、发表谈话，但此时还只是空头衔，没有任命实际发言人。二是在国家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团也设有中国代表团发言人，但这与严格意义上的外交部发言人有所不同。外交部第一次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举行新闻发布会是钱其琛同志1982年3月26日举行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但这时，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并未正式确立。直到1983年3月1日，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后，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才正式确立。

新闻发布制度建立初期，每周一次发布会，只发布消息，基本上不回答提问。1983年9月开始尝试在每月第一周发布会上现场答问。从1986年起，现场答问增加为每月两次。1988年后，改为每次发布会上都让记者提问。从1995年起，把发布会改为一周两次，1996年取消翻译，1997年把翻译改为同传。这样，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增加了，记者提问的机会也多了，对外提供的信息量也大大增加。不仅如此，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还取消了对记者提问的次数和发布时间的限制。每次新闻发布会都持续到无人问问题时才结束。

目前，外交部新闻发布机制已走向成熟。无论从每次出席发布会的记者人数，还是记者提问的数量和涉及范围，乃至外国媒体引用其发布消息和答问内容的报道量，都大大超过以往。每年，发布会都要举行近100场，内容涉及外交、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出席发布会人数多则两三百人，少则上百人。代表主要大国的二三十家传媒的记者几乎每场必到。遇重大问题或突发事件，来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更多。

外国记者如何看中国新闻发布制度

总体上看，外国驻京记者对目前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认为有很大变化和进步。但认为也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关于新闻发布制度

《华盛顿邮报》记者潘公凯说：现在的状况比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好多了，政府纷纷开始设立新闻发言人本身就是一个进步^[1]。

新加坡《联合早报》驻京首席特派记者叶鹏飞说，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超前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作为中央级机构提供一个很高很大的平台，邀请重要部门的重要负责人，在上面发布权威的信息，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这种做法很好^[2]。

《远东经济评论》记者孔安说，外交部在网上公布了其新闻发言人的个人信息，并公布手机号码，这跟20世纪9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外交部发言人现在每年都给国外记者安排很多外出的采访活动，接触过的西藏、云南、大连等地的新闻官都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京记者吉米说，中国为新闻发言人制度体制化，已经作出很多重大的努力。我记得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的举行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此之前中国没有这种新闻发布系统，很多外国的新闻工作者只能依靠官方的报纸来获取信息。我们不知道应该联系谁，也没有可供联系的号码。当时新闻来源非常稀缺，中国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后来也只是外交部有了新闻发言人，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言语也非常谨慎小心。但是最近三四年，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在新闻发言人制度方面首先作出表率，

不仅在信息发布的数量和质量上胜过以前，而且频率也大大增加。其他的国家级部委也纷纷开始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已经在为新闻发言人做培训工作了。

然而，外国记者在北京以外的地方采访时还是经常遇到困难。有些城市在接待外国记者的采访方面做得比较成熟和专业，比如上海。至于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以及一些小地方的官员，在和外国记者接触时因为思想还不够开放，没有意识到记者的角色和作用，而对外国记者有误解，认为外国记者对他们不够友好，只会问让人窘迫的问题，招惹麻烦^[4]。

关于新闻发言人

法新社记者康文涛说最喜欢外交部的发言人，他说，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似乎掌握了一个解释中国立场与政策的指导原则，并享受了由此带来的一些发言自由。在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有时可以看出发言人对一些问题没有准备，但仍然可以讲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5]。

新加坡驻京记者叶鹏飞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外交部的例行发布会最过瘾，通常对提问时间没有限制，直到记者们完全没有问题问了才散会。所以那样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抱怨的，因为它已尽量地满足了记者的需求^[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京记者吉米说，朱镕基总理、温家宝总理、钱其琛副总理、外交部部长李肇星的答记者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回答很有趣，并且其内容具有很强的延展性。朱镕基总理的讲话方式非常独特，语言丰富多彩，比较口语化。你能看出来他不是在背稿子，而是在和你交谈。在这方面他是个好的榜样。好的新闻发言人都是专业领域的内行，充满自信。最糟糕的就是背诵答案，其实发言人可以写一个简单的提纲，但是和记者交流要像谈话一样，这样既有权威性又很自然^[7]。

孔安说，不少国外记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开新闻发布会的官员权力越大，越敢于说实话，说的实情越多，“像朱镕基、王岐山讲得很痛快，记者都很高兴”。

孔安说，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往往“宁肯不说，不肯说错”，通常只回答他们非常确定的问题，这样就无形中影响了很多本来可以透露的信息^[8]。

法新社记者康文涛说，他能理解让一个低级别的官员解释许多敏感问题是很困难的，他认为中国的发言人应当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尽管理解新闻发言人的苦衷，中国新闻官的一些“习惯”还是让外国记者们感到很无奈，对采访要求反应“慢”是他们普遍遇到的问题。

除了发布会之外，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几乎不愿意口头回答任何问题。他们总是让记者写一个采访提纲传真过去。他们回答任何问题都需要时间，新闻发言人不应该是这样的^[9]。

关于新闻发言人培训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京记者吉米认为，在改善新闻发言人的技巧方面花时间下功夫是正确的，因为使他们在新闻发言人这一工作岗位上充满自信、表现自如的确需假以时日。做好新闻发言人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要懂得记者想要什么，对中外记者的需求都要了解。这就像做生意要了解自己的顾客一样，要卖东西就必须了解顾客需要什么。所以先了解记者的需要无疑是提高新闻发言人素质的正确途径。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在满足外国记者的需求方面，仍需要做一些努力。

他说，要达到这个目的，培训就显得举足轻重了。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必须知道国外的新闻报道是如何完成的？对国外记者来说，写新闻就像写故事一样。报道新闻发布会上政府官员的重要讲话时，他们更愿意以“今天开始人们的生活将发生……的变化，因为根据某官员在发布会上所说的……”的形式来写。因此，在每场新闻发布会之前，发言人的头脑里就应该已经形成了新闻标题。不能单纯为开发布会而开发布会，而是要将重要的信息公之于众。所以发言人必须明白新闻是如何运作的，把他们自己放在记者的位置上设身处地考虑一下：我的发布会将出什么新闻故事？怎样帮助媒体讲这个故事？……

发言人应该多学习答问的技巧，要做出简短的回答。好的新闻发言人会帮助记者去写新闻，他们不是给你一大堆的信息让你去挑拣，而是直接给你需要的东西^[10]。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蔡振峰说，中国不同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水准差别很大，国家级的发言人可能和媒体接触得比较多，比较知道如何应付，而省部级以下的新闻官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好像没有经过训练，也打听不出什么消息。我在报上看到国务院在对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如果这项制度能长期实行，帮助他们提高技巧是非常有必要的。

他说，2004年1月，中国有个省份大规模屠杀果子狸，他很想去采访，但联系了几回，对方各个部门互相推诿，后来就不了了之。他说，我也不要求对方一定答应我的要求，但至少要有一个人出来给我一个答案。蔡振峰说，在已经设立新闻发言人的政府部门在这方面要好得多^[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