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招待会记者提问的技巧

2.记者招待会记者提问的技巧^[1]

近年来，各级政府纷纷举办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以适应政务公开的需要。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一契机，通过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等渠道，了解到更多的新闻内容，成为新闻媒体特别是记者需深入研究的课题。笔者通过对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朱镕基总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起，直到2004年3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的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的实录内容的观察和思考，试图对记者提问技巧这一内容作简单的梳理。

一、记者招待会上的提问与一般采访提问的异同

美国新闻学者杰克·海敦在《怎样当好新闻记者》一书中说：“大约90%的新闻是部分或全部地在访问——也就是以向人提问题为基础的。”如果说寻找线索的过程是发现事实和新闻价值的开始，那么提问就是核实事实是否有新闻价值，并不断开掘其最大新闻价值的过程，提问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从新闻采访的本质上看，记者招待会上的提问与一般的采访提问目的是一样的，但从形式和表现手段来看，两者之间也存在若干明显的差异：

——记者招待会一般设在规定的场所、约定的时间，事先经过周密的安排，一般情况下不会变更。参加招待会的记者除携带记者证外，常常还要持举办方发出的请柬。出席招待会的政府官员、团体负责人或新闻官员，均对招待会场做过细致的准备。而一般性的采访活动则没有这么正规严谨，虽然也约定采访的时间地点，但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工作氛围比较宽松。

——记者招待会是一种社交活动，参加采访的记者人数众多，每位记者通常情况下只能提出一个问题，没有补充提问的机会。一般性的采访活动，记者事先做过一定的设计，也常常视采访进展的具体情形随机发问，可以自由地问许多问题，也可以就一个话题连续发问。

记者招待会的提问往往代表记者本人和他所在新闻单位的业务水准，提问本身也常常成为新闻作品的组成部分，因此记者对所提问题莫不殚精竭虑，力求从同行意想不到的角度提问，以获得独家新闻信息便于回答。这样使记者招待会弥漫着强烈的竞争色彩。而一般的采访提问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记者的提问不过是挖掘采访对象心里有用信息的一种手段，只要问得明确合适，让采访对象便于回答就可以了。

——记者招待会由于时间有限，而参加招待会的记者人数众多，为了获得被点名提问的机会，记者们常常要进行一些新闻外的工作，如提早进入会场抢占有利位置，对新闻官进行公关活动，甚至穿上显眼的衣服，等等。而一般性的采访活动则不需要这些准备。

二、记者招待会提问的几种方法技巧

从以上情况来看，要在记者招待会上获得提问机会并非易事。当然，假如机会来临的话，自然要好好把握机会，提出有力度、有新意的问题，这是记者的天职。从提问技巧来看，从以下几个角度着手发问是不错的选择：

一般性的提问

这是最常见、最通用的一种提问方式，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发问，没有很高的技巧，但要问得准确，这是记者招待会上提问的第一要求。这需要记者平时对国内外政局、重大的新闻走向有较深入的观察积累，对招待会的主办者特别是主发言人的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对记者招待会的主题把握到位。同时，记者对公众普遍关心的共同话题也须相当清楚。在充分结合这两方面情况的基础上，记者的提问一般能达到“因时、因地、因人”的效果，体现作为一名记者应具备的基本功。如2002年新华社记者问朱镕基总理：

“今年我国财政赤字3 09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3%。请问总理，如何看待我国的财政风险，这对下届政府有没有影响？”

这一提问用词平和，但提问的时机把握得非常准确，因为当时国内外舆论对我国财政赤字数额相当担忧，香港报纸甚至送给朱镕基“赤字总理”的称号。对于朱镕基来说，也正欲借这样一个时机澄清外界的不正确看法。所以他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说明政府发行的国债不是用于弥补经常性的预算方面，而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能够发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且数额远在警戒线内，无需担心。这个回答澄清了一些有关财政赤字的不正确看法，而它是由一个恰到好处的提问引发出来的。

提出“最”字问题

对于记者来说，尽一切方法从采访对象口中得到有用的信息，一方面取决于采访对象的知识、能力、见解，也在于记者善于设置让对象比较容易上手的问题，如提出“最”字问题，火力集中，既有新闻性，也让提问的对象容易回答，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

如1998年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当选国务院总理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提问：

“今后五年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非常关键。您认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富有挑战性问题是什么？”

同理，2004年凤凰卫视记者这样向温家宝总理提问：

“熟悉您的人都说您是一个重视事实，也非常注重数据的人。麻烦您告诉我们，在目前中国国情当中，有哪些数据您认为可喜的？有哪些数据最忧心、牵挂和关注的？另外，五年后的中国您期望是什么样的中国？”

这种提问的优点是简洁明快，提问和回答都能把握主题。不过假如用得太多的话，不免单调，因此需要做适当的变化，增添一些元素，丰富提问的内容。如2002年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向朱镕基总理的提问：

“跟1998年您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相比，现在看起来，您虽然同样的帅，但是略显疲劳。我的问题是，操持一个有13亿人口国家的大事，我难以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您能否谈一下，在您管理国家大事的时候，最让您头痛、最让您难以入睡的问题是什么？在您担任总理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可能现在还没有完成。您能否讲一下哪方面是否做得还不够？”

这一提问的核心乃是“您作为中国的总理，最感头疼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这位美国记者用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铺垫（他用并不流利的中文讲出“您虽然同样的帅”这一中国特色的话语时曾引起朱镕基和在场所有人的会心微笑），一个本来简单的“最”字问题立刻涂上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颇能打动被问者的心。果然，朱镕基总理做了使这位记者、也使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回答：

“我比1998年是不是显得疲倦，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作何评价。不过我想时间已经过去四年了，人总是要老的嘛。但是，这四年以来，我始终丝毫不知疲倦地在进行我所担负的政府的工作。”

然后他谈到最感头疼的农民的收入问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与美国记者的提问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具体新闻事实为由头发问

这类问题由于有确凿的事实为依据，因而被问者很难避而不答，一般都要予以正面回答。如2004年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向温家宝总理提问：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经进入实质阶段，政府已经连续三次注资国有商业银行，您会不会担心这样会发生潜在的银行道德风险？您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中说，希望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三年内转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上市时间表会有所改变？”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国内外的新闻媒体早已作过连篇累牍的报道。事实胜于雄辩，记者这一问题可谓直击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要害，因而温家宝总理坦率承认“存在的问题依然是严重的，主要是不良资产的比重较高”，讲到这场改革一要确立走市场化道路的明确目标，二要制定保全措施和明确的责任，同时坦承“在这两方面确实也不太放心”。提出这次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以真实情况为由头发问

这种情形提问与第一种情形非常相似，唯一的不同是：一个用新闻，一个用真实存在但不一定能成为新闻的事实。如1999年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

“我的问题跟香港的生活与投资有关。打个比方，如果我在香港打个电话给美国总统克林顿，每分钟只要0.98港元，要是我打电话给您，每分钟就要9.8港元，是10倍的价钱。这次发现从北京打电话回香港，每分钟从原来的8.1元降到了5元。我们知道通过竞争可以降低通话费用，提高服务质量。请问总理，您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加快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步伐？还有，现在一些外资银行已经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了，那么您认为大概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全面开放人民币的业务经营？”

记者说的电话费用比较情况不是新闻，却是生活中的现实。朱镕基总理对此给出了“引进竞争、继续降价”的明确答复。

以对比或比喻的方式提问

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它的优点在于将复杂抽象的经济政治问题形象化，或让两个不同的个体或事物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让听者容易理解消化。对比形式提问如1998年法国《世界报》记者的问题：

“当中国在考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正是韩国的大财团非常成功的时期，但是最近这些大财团纷纷出现了问题，有的还垮台了。他们失败的经历会不会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是否会放慢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

比喻方式提问如2000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的问题：

“现在外国人不太理解的是，中国政府表明如果台湾无限期或者拒不同意同中国大陆就实现和平统一来恢复谈判的话，中国大陆方面就要对台湾动武。但是，很多人觉得，中国方面如果说要对台湾动武的话，可能就会促使很多台湾人希望能够实现同中国大陆的统一，他们觉得好像看不出这方面的逻辑。这是不是就像有的人和他的夫人离婚的话就威胁她说，如果你不回来同我团聚，再同我重续前缘的话，我就把你杀掉。您觉得这中间有什么逻辑呢？”

这种提法有其先进性，但有一点特别需作说明，即作对比或比喻时一定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关联，即两者是否处于同一基础上，或彼此之间是否拥有有机的联系，否则容易被回答者否定掉前提形成无效提问。上述两个提问，第一个有违国与国平等原则，朱镕基先表示对韩国企业的经验不作评论，然后将话题转到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这一内容上来。对第二个问题，则以“你讲的这个例子很有趣，但是跟我的讲话风马牛不相及”委婉回绝，记者的提问失败了。

适当运用“拷问”手法

一般来说，记者招待会是有礼有节的。但是记者招待会如果缺少了交锋，就不成其为记者招待会了。记者的使命，就是通过一切合法的方法手段得到有价值的新闻信息，为此常常会提出一些锋芒毕露、令发言人难以回答的问题。正如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某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所指出的：“记者既不是你的学生，也不是你的下属，既不是你的敌人，也不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挑战者。”仔细琢磨，这话很有道理。记者提出问题是出于职业需要，作为新闻发言人，要友善地对待他，不要因他提出的问题敏感，而认为他是敌对者。当然，发言人也需要多多地学习，掌握熟练的应对技巧。

在这一点上，有着更丰富历练的外国记者和港台记者在历次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似乎更为抢眼。请看2001年英国SKYNews电视台记者的提问：

“请问您是否真的认为，江西的一所小学是由于一个孤僻的、脑子有问题的人背了两袋子鞭炮炸毁的？您是否担心，由于您这样一个说法，使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注意力被分散了？”

记者客气的辞令里包含着明白的质疑色彩。当时海外媒体关于“万载县芳林村小学使用学生做鞭炮”、“爆炸发生时，学童正在把引信装进鞭炮里”、“事件发生时有人在课堂里用纸试炸药威力，结果火花使炸药爆炸”等报道沸沸扬扬，我国政府面临着较大的压力。朱总理本着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负责，凭着对事实进展清楚的了解，给出了有礼有节、不亢不卑的回答。

如果单纯从业务角度来看，英国记者以事实开头的提问达到了效果。因为朱镕基明确表态“不管事实如何，国务院和我本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今天向全国人民承诺，一定从这件事情吸取足够的教训，完善和重申已经制定的法规，绝对不能允许学生和未成年的儿童进行有生命危险的劳动。如果因此导致生命的损失，一定将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对省长也应该给予行政处分。”这样的表态正是记者迫切需要得到的，具有强烈的新闻冲击力。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例子。也是在2001年，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的提问：

“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NMD和TMD，我们知道中国强烈和坚决反对美国发展NMD和将台湾纳入TMD，但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的话，中国会怎么办？”

这个问题可谓提得很绝，是一个将对手逼到墙角没有退路的问题。对于发言人来说，最忌讳的莫过于被记者的思路所牵引，失去话语主动权。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不宜对中美关系作过于刚性的回答。朱镕基总理回答这一问题显示了高度的智慧，首先从记者的问题中跳出来：“你这个问题我一时很难回答，是不是允许我谈一谈中美关系的问题？”

然后他以较多的篇幅谈了布什总统上任以来中美关系的沟通、合作、协商，通过一个较大的迂回，建立了一个基础，这才讲到明确反对NMD的立场，但表示美国对此仍会和中国进行协商。

对于记者来说，不能指望所有提问都能得到百分之百的圆满答复，但是如果通过“拷问”得到有实质内容的新闻信息，还是值得的。这位新加坡记者通过这样一个提问，探到了中国政府当时对中美关系的真实态度。当然，这个度要把握好。正如《新闻调查》节目主持人王志的感觉：最过瘾的是碰到一个棋逢对手的采访对象。“这就像两个高手用内功过招，互相明白对方的意思是什么，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是较劲。那个舒服！”也就是说，“拷问”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提问和回答者都清楚对方的实力，而不是看着对方受窘。

三、功夫在提问外

以上提到的几种提问方式，在实际运用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视情况经常综合、交叉使用。

对于记者而言，如果对大量同类题材中作适当的变换提问，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笔者对从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到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举行的七次总理记者招待会作了一个统计，共有来自国内外53个全新闻机构的不同记者提出95个问题，其中有关政府及总理本人工作方面15个，外交问题22个，国计民生方面13个，经济方面14个，台湾、香港和澳门事务17个，其他问题加在一起才14个。能够接受邀请出席总理记者招待会的记者都是国内外新闻机构中的佼佼者，对中国内政外交分析观察非常深透，牢牢把握着重大新闻的发展走向，所以提出问题显得胸有成竹、游刃有余。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记者是新闻受众的代言人，要想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精彩的问题，需要在平时多下功夫，通过比较确定重点，捕捉更新鲜、更重要、更具思想性、指导性和重要性的新闻素材。当然，一般采访都会发现许许多多的新闻素材，这时记者就要充分对其进行联想比较。哪些素材或问题分量重，甚至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或震动，记者对这些情况要做到心里有数。有时也可将本次采访与过去采访中发现的相近或相反的素材进行比较，以便从中发现分量较重或政治性较强的重大题材。总之，一切采访技巧都是以深厚的积累和充分的准备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