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关于1921～1958年间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研究
（1）对中国早期电影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如丁亚平认为中国电影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关系发展，经历了四个螺旋式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初，可称为“初创和实验”期，而最后十年为其繁荣期；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可称为“协调和重构”期，40年代战后时期则为其丰收期。第三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可称为“更新和杂错”期；第四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可称为“确立和完善”期。[7]吴青青以市民观众的审美趣味为视角分析了中国早期电影与通俗文学的依存关系，认为当时影片对大多数观众的吸引力主要是其离奇动人的故事，而通俗文学的故事模式和情节结构比精英文学更适合早期电影的叙事要求。比如，通俗文学的各种母题是经过长期历史演变而成型的，有公式化的故事情节等。[8]盘剑分析了中国早期电影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依赖关系，指出：一方面，中国电影在技术上一直比较弱，直到现在都是如此。而在技术上不强、视听效果不佳，影像难以展现其自身魅力的情况下，电影只能依文学（小说）那样“讲故事”来吸引观众。另一方面，中国有悠久的叙事文学传统，长期的叙事文学审美经验不但培养了人们对文学叙事的兴趣与习惯，而且形成了对“故事”的广泛期待。而最擅长“讲故事”的无疑是鸳鸯蝴蝶派文学。[9]
（2）就近代文学作品改编电影进行具体分析。如张巍指出，在近代，不仅大量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而且包括文明戏、话剧、京剧、越剧、沪剧、粤剧、河北梆子、曲剧、大鼓、黄梅戏、苏州评弹在内的许多艺术形式，都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纷纷改编或模仿鸳鸯蝴蝶派文学作品。[10]
以上学者揭示了中国早期电影（包括其他艺术形式）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密切关系，分析了形成这种密切关系的原因，并对近代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进行了实证性分析。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艺术，电影当然离不开通俗文学，离不开通俗文学的叙事传统和审美情趣。从创意资源的配置来看，电影改编是对文学作品的二次开发利用，它需要利用文学作品的既有影响，同时又能够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为其进一步开发利用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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