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出版的社会效益

2.3.3　丛书出版的社会效益

首先，丛书便于社会文化知识的保存与传承。丛书通过汇集多种图书而成为保存和传承社会文化知识的最佳形式，辑丛书，可以网罗众残；印丛书，可以化身千百。丛书的这种功能在古籍保存方面体现得尤其突出。清末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内忧外患不断。无数的珍贵书籍被烧毁或失散。1932年沪战爆发，上海东方图书馆被炸，3203种善本及205种方志孤本被烧毁。藏书名楼天一阁，在太平天国年间和1914年两遭洗劫，一半珍本或被毁或流失。山东的海源阁于1929年、1930年两次为匪徒抢劫，珍本秘籍散失大半，或为烧毁。以上这些对古籍的破坏仅仅是冰山一角。帝国主义分子还利用各种手段掠夺我国的珍贵典籍，致使我国大量的文化典籍流失到海外。在此危急形势下，丛书被派上用场。民国时期仅是重印和选印的宋至清代的丛书就有一百多种，除一些需求量大的经、史、子、集常用书与小说、戏剧等通俗读物外，绝大多数是流传少的珍本、孤本和编辑质量高、资料价值大的丛书。它们的“再版”，抢救了一批优秀丛书和珍贵版本。如我国早期的综合性丛书《儒学警悟》——既为丛书之鼻祖，又为海内之孤本，1922年由武进陶湘付梓刊行；历来藏书家亦罕见完整的《百川学海》，1921年由上海博古斋影印；汇编道教典籍的《道藏》，唐代到明代曾多次编修，但元代以前的《道藏》由于战乱、火灾和佛道争端等原因，随编随毁，明修《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到清末已世所罕见，民国时由大总统徐世昌出面，借北京白云观藏《道藏》为底本，上海涵芬楼影印350部，成为当时乃至现在学者利用的主要版本之一；1933～1935，商务印书馆受托影印了《四库全书》中向未付印或已绝版的珍本231种，定名《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书馆还为故宫博物院印《选印宛委别藏》40种，《宛委别藏》为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所辑，多为罕见流传的珍本，包括部分在中国已亡佚而在日本保存的佚书，选印40种均为未刊者。^[21]

其次，丛书便于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开启民智，启迪平民是近代中国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为此，民国时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而平民教育，如果仅仅依靠为数有限的平民学校，对于当时的三万万文盲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而且平民一旦离开学校，又没有读书识字以巩固所学的机会，在这种学而不习的状态中，许多人又成为“依然故我”的文盲。丛书——这种微型图书馆可以满足广大平民随时阅读和学习的需要，它对于平民教育的开展以及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民国时期对广大平民进行科学文化知识普及教育的丛书，数量十分巨大。比如，《万有文库》、《常识丛书》、《大众文库》、《民众工业丛书》、《民众农业丛书》、《民众商业丛书》、《科学常识丛书》、《百科小丛书》、《社会科学小丛书》等。其中，《万有文库》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它将中外各科要籍及治学门径之书和必要的参考书尽皆网罗在内，一部在手，众籍皆备，而且经过系统编排，指导阅读，适合一般读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