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与影视的历史发展

3.1.2　出版与影视的历史发展

1.民国时期出版与电影的发展条件与基础

电影传入我国比较早，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后的第二年，即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首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1]中国人自己拍摄的影片始于1905年的戏剧短片《定军山》，随着1921年《阎瑞生》、《海誓》、《红粉骷髅》三部长故事片的拍摄，我国电影结束了它的萌芽期，开始了大规模地制作影片和建立更多电影公司的新的历史阶段。^[2]

但是，民族电影在发展初期面临着艰难的生存环境：其一，资本不足。电影产业是需要大规模投入的现代产业。民国时期的电影产业是伴随着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渐兴起的。纺织、服装、面粉、生活用品等民族轻工业的繁荣使得民族资本家集聚的游资越来越多。一方面，社会的资本存量水平较高，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银行、钱庄、信托投资公司的总资本存量达到32.7191亿元，传统工业竞争白热化，许多闲置的资金渴望寻找新的投资目标，新兴的电影业给民族资本一个新的空间和机遇；另一方面，民族工业的投资领域相对单一，企业规模较小，私营企业主拥有的资产总量较少。这使得民国时期的电影产业同样具有企业总数多、规模小的特点。据1927年初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镇江、无锡、杭州、成都、汉口、厦门、汕头、广州、香港、九龙等地，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3]这些名为公司的企业实际上大多数是个人独资、合伙制企业。像但杜宇创办的上海影戏公司、任彭年创办的东方第一影片公司等多为家庭作坊式企业，许多公司成立之后，只拍一两部影片就因资金不足而难以为继。其二，技术设备落后。电影是高技术产业，但旧中国落后的经济、科技水平，使得国产影片的视听觉效果很差。许多技术设备如摄影器材、电影胶片、水银炭精灯、化妆、洗印等都依赖进口，专业的技术人才需要高薪聘请外籍技师。比如，早期的有声电影摄制，技术设备和专业人才都由美国垄断。当时美国的西电公司和亚尔西爱公司掌握了有声电影的专利权，它们一方面包办了各电影院影片发声机的装置，另一方面，又规定每家影片公司如欲摄制有声影片，必须向这两家中的一家公司签订合同，付出一笔代价，影片发行放映时，还得从发行收入中提取若干版税，作为报酬，条件非常苛刻。而同时，要拍摄有声电影，除了添置新的设备外，更需要能掌握技术的人才，而中国这时还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人才。所以，只有极少数影片公司敢冒险进行有声电影的试制。其三，艺术水平低。电影是舶来品，早期的从业者多是戏剧人员，对电影并不在行。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曾有如下回忆：“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商量下来，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由我指挥摄影机地位的变动——这工作现在没有常识的人也知道叫做导演，但当时却无所谓‘导演’的名目。……我们这样莫名其妙地做着‘无师自通’的导演工作，真不知闹了多少笑话。导演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过，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当时还没有发明四百尺和一千尺的胶片暗盒）。”^[4]由于外国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因此，早期的中国影片对西方默片的情节内容和拍摄手法有较多的模仿。比如故事片《红粉骷髅》，一方面抄袭了外国侦探小说的故事，抄袭了美国的连集武打片的布景化妆；另一方面，又凑和了中国自有的武打和言情。于是影片既出现了才子佳人的谈情说爱和大团圆场面，又描写了洋律师破案的情节；既充满了保险党徒活动的恐怖，又呈现出文明新戏里的那套大打出手的热闹。^[5]

而与电影的境遇相反，民国时期的出版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清朝末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印刷技术的革新，出版业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出版者为了扩大销售量就必须争取数量最为庞大的中下层市民读者，而这要求出版物通俗易懂。《申报》创刊时就有告白：“至于稗官小说，代有传书。若张华志博物，干宝记搜神，齐谐为志怪之书，虞初为文章之选。凡兹诸例，均可流观。维其事或荒诞无稽，其文皆典瞻有则，是仅能助儒者之清谈，未必为雅俗所共享。求其记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6]这表明，雅俗共享是《申报》的办报方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初期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崛起更使得通俗文化盛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正好迎合了广大市民的口味，因而拥有庞大的读者群，鸳鸯蝴蝶派文学也因此盛极一时。据不完全统计，由鸳鸯蝴蝶派主办、编辑的各种杂志、小报以及大报副刊，仅上海一地就达到340多种，该派所创作的作品，长篇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为949部，武侠、侦探小说818部，加上历史、滑稽小说以及民间传说改编的作品，总数为2000部以上，而散见于各种报刊的短篇不可胜数。^[7]在鸳鸯蝴蝶派所办的报刊中，《礼拜六》（1914年6月6日创刊，周刊）是其中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杂志。关于它风靡的情况，可从以下反映出来：“每当礼拜六下午，《礼拜六》出版了，在它的总发行处——中华图书馆门口，就有排队的长龙，他们都是来购买该刊的。有的人提早来，愿意等上一、两个小时，为的是先睹为快。《礼拜六》的读者中，有文人学士、商贾艺人、淑女老妇，还有中学生乃至三轮车夫……”它不仅在上海风行，而且在全国12个省13个市有33个发行处，覆盖面很广。其发行量近2万册。^[8]

2.1958年以后出版与影视互动的政策背景与市场基础^[9]

从1958年到1978年这一期间，包括出版、影视、广播等在内的各项文艺都是服务、服从于政治，主要承担意识形态宣传的事业，而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从出版来看，政府对出版单位干预过多，管得过细，出版管理部门以高度集权的行政方式全面干预、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出版管理部门对出版的管理从市场准入到出版单位的具体运作（选题范围、选题品种、书号核定、发行渠道和折扣的规定、图书定价、印刷工价等），管理的内容无所不包，出版企业的自主权得不到落实，严重地制约了微观出版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0]不仅如此，出版单位还普遍行政化，重要出版社的负责人无一不是当时具有影响的官员，对国家的文艺政策、领导人的思想意图非常了解，并自觉维护。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对作品的把握，不需要考虑经济方面的事情，比如广告、发行和销售。作品在生成之后能够为当政者所肯定，并获得最大限度的政治或社会影响，就是他们努力的目标所在。^[11]我国的出版改革起始于1979年12月的长沙会议。这次会议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清理“左”的思想路线对出版的干扰和破坏，重新确立出版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出版工作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三项任务。此后，改革不断开展和深入，1994年新闻出版署提出新闻出版要从以总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即17号文件），对进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总体要求和基本格局、改革的主线和重点以及组织领导等做出了部署，从而使出版改革进入一个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全面深化出版改革的新阶段。^[12]

改革开放后，出版与影视的发展及其力量对比有较大的变化。1978～1985年，出版（纸质媒体）居于文化的中心，而影视则处于边缘地位。80年代初，一篇小说可以在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以及《小说月报》、《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人们熟悉的刊物，在社会引起广泛的影响。^[13]而影视还远未普及，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电视机的不到1％。^[14]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影视媒体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就电视而言，原先只有少数大城市人群才能享用，自80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国的小城镇和一部分农村逐渐普及开来。^[15]而对出版与影视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电视剧《新星》（1985年）、《四世同堂》（1985年）的成功和张艺谋影片《红高粱》（1987年）首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以及90年代初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的三部电视剧《渴望》（1990年）、《编辑部的故事》（1991年）、《北京人在纽约》（1993年）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并赢得多项政府大奖。它们在普通公众和政府评奖体系中的空前成功，表明电子媒介（电影、电视）比之印刷媒介（文学）具有远为巨大的社会宣传效果。^[16]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移动电视以及数字电视、数字电影的发展，一个强大的影视覆盖网络在全国形成。仅以电视为例，其第一媒体的地位可从下列指标中得到反映：它是受众人数最多的媒体，1996年为10.2亿人，2001年为11.7亿人，2006年为12.2亿人；是受众日接触时间最长的媒体，1997年为185分钟，1998年为187分钟，1999年为183分钟，2000年为184分钟，目前为176分钟；是覆盖率最高的媒体，1996年为96.22％，目前为96.23％；是广告收入最多的媒体，1996年为100亿元左右，1997年为117亿元，1998年为135亿元，1999年为156亿元，到2006年达430多亿元。^[17]与此相反，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面临着国民阅读率下降、图书库存居高不下等困境，仅就图书库存而言，库存率逐年快速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公认的30％～50％的警戒水平（具体见表3－1）。

表3－1　1996～2003年我国图书出版、销售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出版年鉴》历年统计数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