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后出版与影视互动的发展变化

3.2.2　1958年以后出版与影视互动的发展变化

第一，1958～1978年，出版与影视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基于经济效益而发生的互动。由于出版、影视都是服务、服从于政治、主要承担意识形态宣传的事业，而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因此不存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电影对出版业中创意资源的利用只是为了宣传意识形态的需要。比如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小说原作的侧重点主要放在“大鱼吃小鱼”的黑暗社会现象，流露出对林老板的同情。但是影片拍摄于1958年，正值中国的“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受时代影响，改编者夏衍既保留了“大鱼吃小鱼”的内容，但又加上“小鱼吃虾米”的情节，把林老板表现成一个“对豺狼是绵羊，而对绵羊则是野狗”的不讲仁义的商人。^[23]

第二，1978～1985年，影视利用出版业的“可共享投入”。这一时期，由于出版较之影视更具有市场影响力，因此，在这种媒体市场格局中，影视需要利用出版业的“可共享投入”，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批的现代作家作品被改编为电影。从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开始，单1981年就有他的三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即《阿Q正传》、《伤逝》、《药》。此后被改编的作品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沈从文的《边城》等等。

第三，1985年以后，出版开始利用影视的“可共享投入”。由于这一时期影视的市场影响力开始扩大，并超过出版，因此，出版借助影视的巨大影响力以带动图书的热销就普遍起来，莫言的《红高粱》（1987年）、刘恒的《伏羲、伏羲》（1990年）、苏童的《妻妾成群》（1991年）以及王朔80年代末期的多部小说，在影视改编后成为畅销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影视媒体给王朔“开发”出鼎盛的文学声誉，北京华艺出版社才会看准王朔小说的潜在商机，而在1992年冒险抢先隆重出版《王朔文集》（四卷本），开在世作家出文集潮流之先河，一举实现全国文学市场范围内的持续热销。

第四，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出版对影视“可共享投入”的利用方式多样化。影视强大的市场影响力使其在经营中积累了丰富的创意资源和广阔的受众资源，对于出版者而言，利用影视的创意资源和受众资源可以形成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影视同期书、电视栏目图书、主持人类图书等纷纷登场。但是，由于这些图书的制作过于追求商业利润，往往不能实现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平衡，因此，在经过短暂的繁荣之后，马上陷入沉寂。有学者对此指出，因为“赶场”的原因，要求写作的速度和发行的时效，所以“影视同期书”在制作流程中已经无暇关注文本的艺术审美价值，无论是语言还是故事，都仿佛是患了疾病的贫血病人，显得苍白无力，枯燥无味；同时，“影视同期书”的制作者因为心态的浮躁，根本无法注意“立体”的影视和“平面”的文学之间进行“叙事转换”的艺术技巧，他们只是将剧中台词、场景照搬“克隆”下来。^[24]而电视图书，在急功近利的逐利本性下和商业逻辑大行其道的传媒生态中，愈发快餐化，缺乏阅读魅力和欣赏价值。纵观电视图书市场，原本应该真正有思想、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主持人类图书因内容同质化严重而被诟病为“贫血书”；以电视栏目为蓝本的电视图书在形式上单调乏味，像是一个从电视节目中硬扒下来的宣传手册；而那些所谓的“屏幕背后的故事”又几乎千篇一律，千书一面，显得内容肤浅，乏善可陈。^[25]由于简单的复制和克隆，这些影视同期书和电视图书在初期的繁荣之后，面临着危机。影视的热播并不是图书热销的保证，冯小刚导演的第一部大片《夜宴》虽然票房过亿，但根据其改编的同名图书，在上海书城上架一个多月仅售出4本，出版方也无奈地承认“连发行费用都收不回来”。^[26]而主持人类图书，当初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出来后，曾引起读者很大的兴趣，到崔永元的《不过如此》创下辉煌后，转入低谷，主持人出书从此转为出版业的“票房毒药”。^[27]有关名人的图书也因此大量积压，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以上实践表明，影视与出版之间简单的、形式上的复制，是没有市场的。要充分利用影视的“可共享投入”，还得要有创意人才和创新思维。比如，辽宁人民出版社与阳光文化媒体集团共同策划推出的“阳光文化电视图书”，遵循电视制作和图书生产的双重规律，通过内容创新、表现形式创新，以及双方在市场开拓、品牌创建等方面的努力合作，已经成为一个种类齐全、结构合理的图书品牌，在电视图书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