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学五年(—)

编辑学五年(2006—2010)

吴　平　黄　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本文从编辑学理论、编辑活动与规律、编辑主体、中国编辑史、编辑出版学科与专业教育、新时期编辑、部门编辑学七方面的研究情况入手，对近五年(2006—2010年)编辑学研究进行了分析、归纳。总体而言，近五年的编辑学研究没有整体上的突破，但在研究成果数量和研究内容上有了一定提升、扩展，同时，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出现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

【关键词】编辑学　研究　述评

Editing Science Research in the Past Five Years(2006—2010)

Wu Ping，Huang Xi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Focused on the study situation about editology theory，editing law，editing behavior，Chinese editing history，editing publishing and major education，new editing as well as branch editing，this article generalizes the editing study during last five years(from 2006 to 2010)so that it would summarize the previous research achievement.In general，although it hasn't make great breakthrough as a whole duringlast five years，the number of paper and the width of content referred to has been strengthened.As well，the history of editorial ideology has been the bright spot during this time.

【Keywords】editology study review

近五年来，编辑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纷纷涌现，如王振铎先生的《编辑学：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蔡克难先生的《概说编辑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等文和周国清先生的《编辑学导论》、方毅华先生的《编辑学概论》等著作。

作者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搜集到近五年编辑学研究论文共613篇，主要集中于编辑学理论、编辑活动与编辑规律、编辑主体、中国编辑史、编辑出版学科与专业教育、新时期编辑、部门编辑学等领域，如表1所示。从表1和表2可知，与前五年的研究情况相比较，近五年编辑学研究在整体研究论文数量和涉及内容领域上都有所超越，新时期编辑研究因为研究论文数量较多成为新增热点领域。以下，作者试对近五年来的研究论文进行分析。

表1　近五年编辑学研究领域分析统计表(2006—2010.4)

表2　前五年编辑学研究领域统计分析表(2002—2006)^［1］

1　编辑学理论研究

编辑学理论研究历来是编辑学研究的基础，综观近五年，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多元化格局，在编辑概念、学科关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和有待深入研究的地方。相关研究者都对其问题和原因予以分析，并对研究提出诚恳建议。

1.1　编辑学定义的研究

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具备完善的基本概念和学科体系，尤其是作为基础的编辑学概念体系。蔡克难先生在“概说”中界定了编辑学的概念，指出它应当是一门研究编辑活动之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阐明编辑活动之原理及其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科学^［2］。而王振铎先生赋予编辑学中西特色，认为编辑学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具有深厚东方文化底蕴和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是一门原创性、综合性极强的基本学科^［3］。当然，也有学者从学科关系出发界定编辑学。王和平先生主张编辑学是与出版学互不隶属、存在并列关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的学科和传播学的子学科^［4］。与此相反，有文章认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编辑基础理论、编辑活动规律及编辑实践管理的，具有综合性、边缘性和应用性的学科^［5］。

1.2　编辑概念研究

同编辑学概念一样，编辑概念乃编辑学科的根基，对其进行研究意义重大。蔡克难先生认为把握“编辑”概念和本质对于明确编辑学研究对象、学科范畴以及完善编辑学理论都非常有益，并主张编辑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对他人作品进行选择并将其加工和扩散，最终在客观上使这种意识形态得到扩散的社会活动”^［6］。其他学者则从不同角度形成“创构”说、“传播”说等多元编辑概念。王军先生在王振铎先生媒介文化缔构论基础上提出编辑是一种媒介创构活动的观点^［7］。站在传播学的视角，王和平先生认为编辑活动就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编辑、著作、出版行为均是传播活动的一部分，通过传播学的视角，才能比较深刻地把握编辑的基本规律和本质属性^［8］。

编辑概念如此多元化，如何才能全面认识编辑概念、把握其本质呢?思维方法很重要。只有构建“编辑行为—编辑本质—编辑概念”的辩证思维方法，才能使多元编辑概念走向相对统一，才能构建公认的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9］。

1.3　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编辑学研究虽然成果不少，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致使研究难以深入。例如，近30年来编辑学领域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的甚至还没有形成基本共识;其研究就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和解释，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纯粹的理论推导，脱离编辑实践而流于空^［10］。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研究难以深入呢?蔡克难先生认为是因为缺乏对编辑学基础理论的必要研究，缺乏对研究必要性的正确认识，缺乏持续、有力的组织引导和宣传，并同时指出编辑学的真正建立，首先有赖于其基础理论的建立;应在理论研究上进行引导、遵循规律、百家争鸣^［11］。从思维角度入手，王鹏飞先生认为研究中的“出版思维”和“实践思维”交织在一起，使主流研究范式遇到了危机，造成编辑学学科合法化的普遍焦虑。只有“跳出学科范畴，对研究主体和范式进行反思”^［12］才可深入。

1.4　改进措施

针对编辑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应如何改进，又应怎样深入，方可建立并完善编辑学体系呢?

从研究视角而言，王振铎先生认为积极吸收西方传播学的优点，让中国编辑学发展得更充分、完善，力量更强大、特色更鲜明，才是编辑学建设的正确道路^［13］。王和平先生指出将编辑研究纳入传播学视野可以为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有助于编辑概念的重新界定和普通编辑学的建立^［14］。也有观点认为，应以编辑行为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作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构建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15］。

除了研究视角外，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对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改进也极为重要。编辑学研究需克服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实然与应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社会科学、诠释、批判等三种现存的研究范式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16］。有学者反思了研究方法论的落后及其与编辑学体系的脱节，认为应将研究放到人类文化思想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引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历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卡托斯(主张以科学史检验科学方法论)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构建编辑学体系^［17］。

以上相关研究针对编辑学理论研究及其出现的问题，从研究视角和范式等方面提出的解决方法都很诚恳、很有见地。正如蔡克难先生所言，“编辑学基本理论的建立，是整个编辑学作为一门学科赖以存在的前提”^［18］。基础理论扎实了，编辑学才能稳固向上发展。而且，由于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及分支编辑学的发展，“要求建立适合于各种媒介编辑活动的编辑学说，也就是普通编辑学，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9］。因此，解决编辑学研究中的问题，首先要建立一套稳固统一的编辑学基本理论;然后，所有研究都须以构建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为依归。如此方能解决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使研究更加系统、深入。

2　编辑活动与编辑规律研究

2.1　编辑活动

编辑学理论研究是编辑学的根基，编辑活动研究则是编辑学研究的实践基础，由其抽象、升华形成编辑规律和基础理论。近五年来，编辑活动研究延续着百家争鸣之势。

郭奇先生从主客体关系视角指出，编辑活动是由编辑主体元素和客体元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媒介文化缔构活动，生产出优秀的定本是其根本目的^［20］。也有学者主张编辑活动是编辑主体对客体的选择、加工，并使之增值的文化实践活动^［21］。正是依靠编辑活动，人类社会的文化建构、传播、控制才得以实现^［22］。

编辑活动是编辑主体改造客体的基础，是编辑主体存在的意义。以上研究表明，虽然编辑活动表现形式、内容各异，但始终是一项经历选择环节的传播行为、文化活动。

2.2　编辑规律

规律反映的是事物、现象中最深层的普遍特征和本质关系，编辑实践活动中必然闪耀着编辑规律之光。编辑规律的研究同样成为近五年来编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王振铎先生主张，编辑规律呈现在编者、作者、读者等主体要素与稿本、编本、文本等客体要素及其六方之间交叉组合起来的种种本质关系中^［23］。同样从关系的角度，邵益文先生认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存在于编辑、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中，编辑和视听者之间的矛盾是编辑活动的主要矛盾^［24］。

既然矛盾有主次区分，关系有内外之别，那么编辑规律也有层次不同。许正文先生将编辑规律总结为编辑劳动实践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相统一规律、与文化需求相统一规律的外部规律和与劳动对象内部的矛盾统一的内部规律^［25］。张积玉、杨舒丹两位学者则追溯我国编辑规律研究史，认为探讨编辑规律，应从编辑外部规律——编辑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关系和内部规律——编辑的过程、编辑产品的规范、编辑主体的素质等方面进行考察^［26］。

3　编辑主体研究

编辑主体研究在编辑研究中连接着编辑活动与编辑规律、编辑史，编辑出版学科与专业教育和新时期编辑研究等部分。因此，编辑主体作为一切编辑活动的原点、编辑学的关键环节、构建编辑学体系的核心点，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现实的必然要求^［27］。

3.1　编辑主体

编辑主体的角色、内涵是什么?张秀红女士认为，编辑主体是编辑活动中自觉、创造性地运用编辑符号以及其他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编辑客体进行选择、组构使之符合流通传播要求的个人或群体^［28］。温智虹、张红女士从系统角度提出，编辑主体系统由编辑的价值观念、道德自律、智能结构和技术结构系统组成，并由此体现编辑主体的自主性、目的性和创造性^［29］。数字化的新时代，编辑主体的角色外延随之相应改变。郝捷先生主张，数字时代编辑角色应从“文化选择者—文化把关人—文化创造者”重构为“文化选择者—文化创新者—文化把关者—文化推广者”^［30］。

学界对于编辑角色、内涵的认识观点各异。桂晓风先生认为不能只把编辑看做是出版社内部的一个工种，应从文化价值的层面，对编辑的功能进行再研究，对编辑的地位进行再认识^［31］。其说颇有道理。

3.2　编辑素养

编辑主体是角色和素养的结合体，独特的角色定位须以优良的编辑素养为依托。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对编辑素养的阐述，也有关于素养优化的解决方法研究。

杨牧之先生主张一个编辑要有高尚的文化品格^［32］。张增顺先生则强调大编辑的概念，认为多媒体复合型的编辑成为编辑行业发展的新趋势^［33］。对于编辑而言，完备的素质十分重要，高尚的人格、理想同样不可或缺。编辑应将德行人格、文化人格、审美人格和谐统一与完美结合^［34］。同时，编辑应怀揣“利在千秋”、“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和“功在当代”、“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现实追求^［35］。那么该如何具备完善的编辑素养?沈群先生认为编辑应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自我超越能力，并呼唤学习型编辑^［36］。

3.3　编辑学者化

“编辑学者化”的说法缘起20世纪80年代末胡光清先生的“试论编辑的专业化与学者化”一文，一经提出，论争不息，在近五年亦不乏研究论文。

谷德润先生认为“编辑学者化”在于破除编辑是杂家的传统观念，但是导致了“编辑”、“学者”的区别，并提出“学者编辑化”，认为编辑是具有一定编辑水平(编辑术)的学者(专家)^［37］。而与此相反，许海丽女士从“编辑”和“学者”概念入手，提出了“学者化编辑”，认为“学者化编辑”是“学者化”的编辑，不等于学者^［38］。也有文章分析指出是非的讨论已不重要，编辑的职业角色和工作决定编辑学者化的必要性，应关注如何实现它，并建议应强化职业意识，加强专业学习和研究^［39］。总之，我们不仅要提倡编辑做好编辑工作，使自己“专业化”，还要钻研所涉学科的学问，以达到“学问化”^［40］、学术化、学者化。

3.4　编辑心理

编辑是从事社会文化构建和传承的特殊群体，但同普通人一样，也会有心理问题的困扰。近年来，编辑心理备受学界、业界关注。五年来的研究文章主要集中于编辑职业心理特征、心理问题现状和解决方法等方面。

金得存先生提出编辑主体的心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有明显社会特征和职业特征的心态，表现为求实、求精、势力、定势、从众等心理^［41］。张景天先生则从女性编辑特征入手，认为由于传统与社会、职业与体制、生理与自身因素等原因，女性编辑存在职业倦怠、生存危机感、“灰色”心理等状态，并提出应客观评价自我、学会多角度思维、建立并维持健全的支持系统^［42］以解决这些问题。也有文章分析，现代编辑的心理障碍来源于认知意识的偏差、社会环境变革、读者需求和职业挑战等，并指出关键是要提高心理认知水平，确定职业意识和定位^［43］。

4　中国编辑史研究

学科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继承性。研究编辑史，通过对学术发展成果自省，有助于产生对编辑学的学术方向和内容的继承、发展和新认识，因而也成为编辑学学科体系的重要部分。近五年来编辑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出版物、编辑家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活动起源方面。

一是考察出版物的编辑思想。如钱荣贵先生的“旷世奇书《吕氏春秋》的编辑思想”^［44］探讨了《吕氏春秋》“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的编纂体例、程序、内容，得出其萃取百家之说，融于一炉的编辑思想。段乐川先生通过“论刘义庆《世说新语》的编辑思想”^［45］一文分析了《世说新语》的编辑目的、编辑体例、编辑方法等重要方面，指出刘义庆编辑思想对后世的重要启示：善于慧眼取材，剪裁运化，点石成金。

二是考察编辑家(或派别)的编辑艺术或思想。孔子在中国编辑史研究中地位举足轻重，“孔子编辑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一文就指出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垂世立教的编辑思想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整合、标准化推动和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46］。不同的编辑家在中国历史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作用。李乐女士分析了司马光编辑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体现形式，指出“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是其编辑书籍的指导思想^［47］。赵志坚先生则以司马迁为对象从编辑选材、编辑方法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其高超的编辑艺术和创新^［48］。

三是考察编辑起源历史。苏良亿先生的“论编辑起源于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与邵益文同志商榷”^［49］指出邵益文先生“以孔子时期为编辑活动的起源”的观点无法被证实，并认为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改变了作者和读者，并催生出编辑。而“编辑活动起源评述”^［50］则从学界已有的代表性观点出发，指出“符号创造编辑观”值得重视，对研究编辑起源提供了新视角、启示。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阎西林先生认为，编辑活动产生于出版编辑、文化储存编辑和教材编辑活动等信息间接传播环节中^［51］。

历史的作用在于继往开来，中国编辑史的研究也在于为研究提供一种借鉴。作者认为，近年来，虽然这方面的研究不乏对历史的考证，也不乏对思想的研究，研究方法既有历史考证方法，也有逻辑思辨方法，却多侧重于个体出版物、编辑家研究，对于各个时代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历史特征研究较少，同时，在编辑思想的流变历史或者编辑历史中的思想变迁(即编辑思想史)以及历史—逻辑思辨研究方法结合上的研究乏善可陈。因为，“只有把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统一起来，才能真正透视和折射编辑史的直观外表特征与抽象内在规律”^［52］。此外，作为编辑学科的必然组成部分，编辑思想史研究在丰富学科研究内容和指导编辑出版工作上作用深远^［53］，我们应对编辑思想史的研究给予宣传、引导，使之成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新增长点。

2007年，武汉大学牵头的《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课题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支持，成为五年研究中的重点项目。

5　编辑出版学科与专业教育研究

编辑出版学科与专业教育研究是编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

5.1　编辑出版学科

近五年的编辑出版学科研究仍然主要集中于学科性质和学科建设方面。李苓先生认为，编辑出版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是传播科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肩负对大众传媒的性质、功能、发展规律等进行系统研究的任务^［54］。周国清先生从学科与教育的关系角度提出编辑出版学是研究国内外编辑活动和出版业运行规律，并指导和服务于其实践发展的一门应用性学科，其学科特质内在地规约着编辑出版专业教育^［55］。那么，该如何加强编辑出版学科建设呢?曹智频先生主张编辑出版学应坚持技术和艺术、文化与经营、个性与品位一体的发展路子，回归媒体传播的本性^［56］。

5.2　编辑出版专业教育

学科的特点决定了专业教育的方向和定位。五年来，专业教育研究仍然延续着既往的方向，主要围绕存在的问题和专业教育的发展对策展开分析。相关专家认为编辑出版专业自成立以来，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有不少问题。现有专业的学科定位、专业定位模糊、培养方向不明的情况具有普遍性，办学条件并不成熟，没有特色^［57］等。

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者都提出了诚恳的建议。张积玉先生认为，我国编辑出版教育应尝试通过某一学科专业与本专业融合的模式来培养编辑出版高级人才^［58］。王振铎先生根据阅读模式变化指出，应当使学生能同时从事数字、文字阅读，培养掌握两种出版技能的新型出版人才^［59］。也有分析文章认为，高校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既要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又要遵循出版产业发展的规律^［60］。同时，专业教育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应根据需求培养人才^［61］。当然，要完善编辑出版教育，我们还得对其目的进行认识。蔡克难先生从教育的必要性出发，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使他们能够意识到编辑活动对社会的深远影响，从而建立起一种职业道德观、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62］。

6　新时期编辑研究

编辑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因而，考察新时代环境对编辑角色定位和素质提出的新要求，亦成为编辑研究新时期的课题和编辑学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近五年来，新时期编辑的研究大致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6.1　新时期编辑角色研究

在“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首届中国编辑高层论坛上，柳斌杰先生提出，编辑是传播活动的一个核心环节，“大媒体”时代的“大编辑”应成为文化创造的真正推动者和大媒体时代合格的新型编辑^［63］。赵同卷先生认为，编辑在人类文化的构建和发展中具有独特的文化积累、传播和创造作用，它是大众文化传播体系的缔造者和管理者，是文化编辑物的生产者和历史文化的积累者，是现代文化制造和创新的导向中心^［64］。可见，编辑担当着重要的文化角色，那又如何对其进行正确认识呢?孟玮先生指出，充分发挥编辑在新时期文化导向、文化传播、文化创新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有利于正确认识编辑的社会文化职责和社会价值^［65］。

6.2　新时期编辑素质研究

新时代的编辑角色有着新的素质要求，这方面研究颇丰。吴平教授结合数字出版革命和技术特点，提出编辑应通过文化引领技术，适应生存环境，坚守编辑职责、出版理念和编辑思想^［66］。杨卫民先生主张，编辑应形成新的大阅读观：对作品进行立体化阅读，对读者进行扁平化阅读，对作者进行网络化阅读，对市场进行链条化阅读^［67］。

随着网络的兴盛，网络出版和大编辑概念应运而生，编辑的能力、素质要求相应改变。有研究文章认为网络出版时代编辑应强化网络出版意识，做出版资源的整合者，加强网络版权保护意识^［68］。同时，在随之而来的大编辑时代，媒体应该改进编辑机制，构建开放的编辑文化，重构编辑能力^［69］。

新时期编辑研究是编辑研究领域出现的新课题或新元素，是编辑学理论的实践来源。任何学科的发展历史显示，学科体系内的理论与原理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抽象和升华。然而，综观近五年，这方面的研究以个案、现象为主，缺乏一定的系统性、理论性，未上升到理论、规律的高度，多流于经验之谈。因此，可以对新时期编辑研究进行理论的抽象和提升，总结出适应性强、反映本质特征的规律，并回到新时期的编辑实践中接受检验，以促进编辑学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7　部门编辑学研究

科学的编辑学理论能够普遍适用于各部门编辑学，那么完整的编辑学学科体系应该包含各门类的编辑学研究。近五年来部门编辑学研究不乏成果，主要集中于期刊编辑、学报编辑等领域。

安玉亮先生提出期刊编辑学，并且有编辑学基础的理论共性，但其基础理论研究不足，有必要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以系统研究，这样有利于期刊编辑整体水平的提高^［70］。李立先生主张应在编辑活动中充分开发期刊所蕴藏的媒体能量和优势，发挥其媒体风格策划者、文化信息把关者、文化体系整合者和文化氛围的营造者等角色功能^［71］。如何较好地实现期刊的角色呢?周红兵、方秀菊认为，编辑应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汲取先进的办刊经验，提高科技期刊的整体质量^［72］。

同时，学报编辑学的研究一直不断，主要集中于学报编辑素质和优化方面。李新红女士认为高校学报的发展趋势是体现学术特色、确保内容学术品位、编辑工作现代化以及编排规范化，因此必须实行学报编辑角色的转型与重新定位^［73］。

总体而言，近五年来的编辑学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在内容上既有编辑主体、编辑活动等已有课题，也涉及网络编辑、编辑思想史、编辑心理等新课题、新视角;在学科借鉴上，既能引入辩证哲学、传播学、文化学、经济学等阐述基础理论，又能融合心理学对编辑心理进行分析;在研究方法论上，既有定性归纳，又能定量分析。归纳起来，近五年来的成果主要来自于高校科研机构、学报、出版单位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他们为构建完善的编辑学理论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益文先生侧重于普通编辑学学科体系和理论的研究;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河南大学学报》主编王振铎先生积极借鉴传播学理论研究编辑学;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吴平教授集中研究编辑思想史、编辑理念;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编审蔡克难先生多研究编辑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等。

当然，研究成果在整体和局部上的分布还不均衡，基础理论研究较少(8.2%)，部门编辑学(28%)和编辑主体(32.6%)研究比重较大，各研究方向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编辑思想史、新时期编辑研究等可以成为编辑学理论研究新的内容。

通过研究者们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相信中国编辑学研究必将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

【注　释】

［1］吴平，向敏.近五年来的编辑学研究述评［J］.出版科学，2006(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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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平，女，1962年2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冈。1972年至1979年就读于黄冈中学。1979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学习。1983年获学士学位证书，同年留校在编辑出版专业任教。1993年考取博士研究生，1996年获现代目录学方向博士学位。同年晋升为副教授。1998年6月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现为编辑出版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教务部部长，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理事。承担着出版科学系《图书学》《编辑学原理》《编辑理论研究》等本科、研究生课程。先后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远方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独立出版著作四部，主编著作一部，合作编著一部;在国内权威、核心等公开刊物上发表编辑出版学、目录学、书评学、编辑思想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学术论文70余篇。曾承担国家青年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湖北省重点教改课题及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曾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武汉大学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等;曾被评为湖北省优秀青年女教职工、武汉大学优秀青年女教职工;获武汉大学优秀党员、优秀教育工作者、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本科教学质量优秀奖等奖励。2007年6月当选为湖北省第九届党代表大会代表。

黄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09级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