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2010年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朱静雯 胡誉耀 刘志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
【摘 要】随着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出版体制改革的回顾、出版企业转企改制、出版业资本运营三个方面对近五年来出版的专著和论文进行综述。
【关键词】体制改革 出版业 综述
Overview on the System Reform of Publishing Industry 2006—2010
Zhu Jingwen HuYuyao Liu Zhijie
(Publishing Science Department，School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University)
【Abstract】As the System Reform of Publishing Industry gets further，the research on this area has been a focus concerned by Publishing Industry.This article overviews up to date publications from the following 3 points：review of the system reform of publishing industry，transforming institution into enterprise，capital operation.
【Keywords】system reform publishing industry capitaloperation
对于出版体制改革的研究，尹章池和曾建华认为，“有必要把出版体制改革研究当做一个整体对待，从理论、历史和实证方面进行全方位思考，从中发现个体研究所不能发现的对出版改革有益的观点或结论”。他们认为，“对中国出版体制改革进行理论探究，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即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的理论方法、理性分析、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1)”。
基于上述论述，我们将近五年出版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回顾与反思、理论与方法、实证研究、问题与趋势几个方面进行总结，为今后的出版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和依据。
2005—2009年，是我国出版体制改革极为关键的五年，在转企改制领域，大学出版社和中央部委出版社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产权制度改革、资本运营等方面，出版发行集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版体制改革在实践领域的突破和发展，为研究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课题，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活跃，出版了十余部专著，百余篇论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出版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出版体制改革的理论与方法、大学出版社和中央部委出版社转企改制以及资本运营等方面。
1 出版体制改革的回顾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因此，不少学者于出版体制改革也进行回顾和反思。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出版体制改革30年进行梳理，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大事件的分析，总结30年来出版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
1.1 出版体制改革政策回顾
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试行)》两个文件，对文化体制改革涉及的财政税收、投融资、资产处置、工商管理等10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明确指导意见，确定9个地区和35个宣传文化单位进行试点，其中，新闻出版单位就有21家，占了近2/3。
200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2006年上半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标志，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06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鼓励出版集团公司和发行集团公司相互持股，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并购、重组，建立必要的经营性分支机构;推动有条件的出版、发行集团公司上市融资;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信息管理等现代流通技术和手段;鼓励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等等。
2008年4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新闻出版业在试点的基础上，将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三年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改革国有企事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社;第二步，改革协会、学会、社团办的报刊社;第三步，改革党政机关主管主办的报刊社。按照中央确定的改革思路，继续保留事业体制的有三类：党报党刊、时政类报刊和公益性报刊，除此之外的其他报刊，无论是学术类，还是大众读物类，都要转企改制。
2009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制定了《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方案》和转制工作基本规程，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制后参加北京市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出版产品税收优惠政策等文件，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提速的新阶段。
1.2 出版体制改革的几个阶段
宋木文先生在“出版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一文中，对出版体制改革作了历史回顾，他指出，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先行一步，“一主三多一少”的提出与实施，是新形势下出版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三放一联”的提出与实施，则推动了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宋文木认为，以前改革的形势要求把出版社的改革与发行体制改革连在一起，捆在一起，作为整个出版体制改革的两翼，作为改革的整体来推进;而把联结着出版社与市场的流通环节的图书发行体制改革，作为出版体制改革的重点进行突破，并且对出版社与国有新华书店都提出必须达到的与实现重点突破相适应的要求。考虑发行体制改革一定要同时研究出版社的全面改革，同理，考虑出版社的改革一定要把发行改革作为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2)。
2005年，韩永进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启示”一文中，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对每个阶段国家出台的改革政策以及标志性进展进行总结。2008年，魏玉山撰文“出版发行体制改革30年回望”，对改革开放30年的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进行梳理。他认为“30年来出版体制改革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为一个阶段，“十六大”以后，进入一个新阶段。他认为，我国出版体制改革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出版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出版单位的体制机制改革;三是发行体制改革(3)。”韩永进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启示”中将我国出版体制改革分为三个阶段，这个划分有一定的代表性。
(1)第一阶段(1978—1992年)。
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文化市场的发展和地位得到承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4)。
(2)第二阶段(1993—2002年)(5)。
这一阶段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来讲，有两个标志性的文件：一是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其中，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文化市场”概念的提出和承认，到现在“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和承认，反映了我们对于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必然要求。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和地位的承认，丰富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指明了改革方向和目标。《建议》只提出“文化产业”概念，但并没有明确文化可以分为“事业”和“产业”两个部分。二是2001年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总结了近些年来文化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集中反映当时的认识和思考。《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五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以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强调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进行了探索：一是深化文化单位的内部改革，根据不同特点，建立健全激励竞争机制，努力增强生机和活力;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的发展;三是文化管理部门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四是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
这一阶段的文化体制改革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大力推进依法管理。据统计，这一时期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文化管理部门陆续制定和颁发了200多部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或部门规章，如《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管理条例》等。
组建文化集团是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集团虽然有了一定的形式和相应的组织结构，但未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集团定位不清楚，有许多是事业型集团，事业与产业职能性质存在交叉，在实际工作中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
(3)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
从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讲，“十六大”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原则是把深化改革同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加强宏观管理，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又将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深化和明确。首先，更加突出了文化建设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升，文化建设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又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文化保证。这就为在新的背景下研究和实施文化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其次，《决定》还具体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再次，《决定》分别提出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经营性文化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最后，提出了其他方面改革的要求。要求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依法规范文化市场秩序。《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6)。
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9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参加了改革试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
2004年4月，中国出版集团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具有企业身份的出版单位。
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进一步明确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重点抓了一批中央部委出版社、一批高校出版社、一批经营性报刊转企改制，推动了已转制企业的上市工作，继续推动所有出版单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2008年，出版体制改革发生了根本变化。23个出版集团成立企业集团公司，100多家出版社完成改制，上千种经营性报刊转企改制，实现企事分开，面向市场经营。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华书店系统完成了转企改制，有些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出版业上市公司9家，市值2000多亿元，净融资达180多亿元(7)。
1.3 出版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出版体制改革作为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开展改革试点工作以来，经过积极探索，不断推进，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改革的进度不断加快，宏观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发生重大转变，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和重要进展，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
(1)转企改制工作有了积极进展。
近五年来，出版体制改革紧紧围绕重塑市场主体这个关键环节，积极稳妥、有序有效地推进转企改制工作，一大批出版发行单位成功转制为企业。经营性出版单位转制工作全面推进，截至2009年12月22日，全国580家图书出版社中，除保留和拟保留公益性质的4家出版社以及26家军队出版社外，有453家出版社已完成或正在完善转制工作。报刊出版单位分类改革稳步实施，非时政类报刊转制和时政类报刊宣传、经营两分开改革工作积极推进。全国1000多种经营性报刊已经完成转制，49家党报党刊集团实现了宣传编辑和经营业务相分开，经营部分正在转企改制。目前，全国已组建了29家出版集团公司，24家国有新华发行集团公司，3家期刊经营集团，49家报业经营集团，地方24家出版集团中已有17家集团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开始进行规范化公司运作(8)。
(2)集团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集团化建设正在改变我国出版业小而全、实力不强的状况，提高出版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培育一批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出版集团、期刊集团和发行集团公司，使之成为出版市场的主导力量和出版产业的战略投资者，是我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3)富有效率的运行机制初步形成。
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要求，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转制后的出版发行单位改变了以往“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改变了过去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经营、用人、激励等机制，正在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微观运行机制。转制增强了企业活力，提高了核心竞争力。具体表现为：一是通过转企改制，确立了出版发行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明确了其出资人及出资人的权益，出版发行企业的自主权大为增强;二是通过政策调整，具体落实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劳动人事、社会保障政策，职工身份发生变化，观念也随之转变，大大增强了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完善了出版发行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资本运行机制，使得管理更加规范、决策更加科学，企业实力和核心竞争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9)。
(4)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
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极大地推进了出版发行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出版发行企业股份制改造取得积极进展。2005年11月26日，国内出版领域的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现在，中信出版社股份制改造正在进行之中，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新华书店已完成国有多元股份制改造;二是出版发行业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突破。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2006年10月完成借壳上市，成为首家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的出版物发行企业。2007年5月，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成为第一家通过IPO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的国有大型出版物发行企业。2007年12月，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捆绑后整体上市的出版集团公司。目前已有9家报业公司和出版发行公司在香港和内地上市，还有一批出版发行企业正在积极筹划上市融资;三是出版发行企业兼并重组迈出新步伐。图书出版方面，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成立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吉林出版集团和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已实现了资本结构的优化。发行方面，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公司与海南省新华书店系统正在共同组建海南新华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发行集团控股51%，海南将全部资产和业务整合进新公司，占有股权49%;海天出版社并入深圳发行集团，深圳出版发行集团2007年正式组建;安徽新华发行集团2007年也兼并重组了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浙江、四川、辽宁等发行集团的跨地区经营业务已颇具规模并不断拓展新的业务空间(10)。
(5)出版发行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改革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出版发行单位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呈现出更好更快的发展势头。以图书出版和发行企业为例，2007年23家出版集团的总资产、净资产、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四项重要指标与集团成立之初相比，有了大幅增长，其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四项指标与1999年相比分别增长242.95%、306.33%、177.01%和87.93%，与改革进展不大的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第一批高校出版社改革试点的19家出版单位平均总资产增长率连续三年保持在13%以上，2007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20%。浙江新华书店集团公司、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公司、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公司三个发行集团由于改制到位，资产规模和销售额大幅增加。其中，江苏新华发行集团2007年总资产近49亿元，比2003年底增长38%;销售额达到83亿元，比2003年增长29%。浙江新华书店集团2007年总资产近57亿元，比2003年底增长95%;销售额达到60亿元，比2003年增长29%。四川新华发行集团2007年总资产61亿元，比2004年增长130%。目前，这三家发行集团的教材发行所占比例都在一半以下，浙江发行集团更是降到25%，这与没有转制到位的发行企业形成鲜明对比。从人均销售码洋这个指标来看，浙江发行集团人均销售码洋93万元，比全国新华书店系统一般水平(54万元)高出74%;江苏新华发行集团人均销售码洋达到130万元，高出全国一般水平1.4倍(11)。
(6)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稳步推进。
党报、党刊以及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盲文出版社等，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图书出版方面，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公益性出版单位正在制定改革方案，即将进入实质性的改革阶段(12)。
(7)政企分开、管办分离。
目前，除了新疆、西藏等个别地区外，绝大部分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已同集团或总社分家，做到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实现了由管直属单位向管社会转变、由办出版向管出版转变。新闻出版部门认真贯彻施行行政许可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和调整了一批新闻出版行政审批事项，设立了面向社会的新闻出版行政审批受理中心，受到业界好评(13)。
此外，戴云波通过分析我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历程，总结新闻出版改革试点单位取得的主要经验：“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转制后的企业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重塑了市场主体，试点单位效益增长显著;试点单位实现了跨行业、跨地区、跨媒体发展;高科技手段的运用，使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14)。”
1.4 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与原则
(1)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
关于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认为现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政府职能根本转变，形成调控有力、监管到位、依法行政、服务人民的宏观管理体制;基本完成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工作，相当一批出版单位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形成有效率、有活力、有竞争力的微观运行机制;跨地区、跨行业的战略重组打开局面，融资渠道畅通，培育一批全国性的新型市场主体和战略投资者，出现几个百亿元级的出版传媒企业，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得到发挥;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活力增强，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单位为主体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基层群众的读书难、看报难问题得以解决;流通领域改革深化，以统一配送、连锁经营、网络管理、电子商务为特征的新业态更加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大流通、大市场基本形成;为实现中央提出的共同发展的市场格局、结构合理的产业格局，走向世界的开放格局和多种形式的传播格局奠定坚实基础(15)。
庄建提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体制、两个格局、三个体系”。“一个体制”即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自主经营的宏观管理体制。“两个格局”为以国有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吸收人类优秀文化共同发展的开放格局。“三个体系”是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市场体系;一个以人为本、面向基层、惠及大众的公共服务体系;一个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传播体系(16)。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首席研究员郝振省认为“关于改革的总体思路应强调三个方面：一是以发展带动改革，以改革推进发展。二是这种发展具有双重目标和任务。一方面，这种发展要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和整个国民科学文化综合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新闻出版业的增加值要在GDP中的比重稳步提升。三是这次的改革是制度层面的，即现代企业制度层面的，不能仅限于机制，三项制度改革是容纳不了的。管理制度应以企业制度为基础。同时他以为在企业微观主体再造过程中要特别关注“两化”问题：一是投资主体多元化，主要解决政企分开问题;二是一定程度的财产人格化，(也可从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要求中推导出来)，主要解决动力疲乏症和短期效益症的问题(17)。
王关义提出，出版社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核心是产权制度的改革。他认为，“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应该选择逐步推进的方式，可以考虑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企业运作化阶段，实现事业单位性质向企业单位性质的转换;第二阶段，产权股份化阶段，重点推进出版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建立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法人财产权的初步建立;第三阶段，资本社会化阶段，向各类社会资本整体开放出版业，通过资本的社会化，推动建立更为完善的法人财产权制度和内部治理机制，最终使出版社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18)”。
樊原成认为，改制后的出版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在体制与机制上进行深入地改革与创新，以向社会提供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为最终目的，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寻求双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市场运营机制，是出版社转制后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出版社应在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完善编辑、出版、发行的体制、机制，在市场中逐步提高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市场的要求(19)。
(2)出版体制改革的原则。
尹章池将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一、导向正确原则，中国出版体制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遵循市场规则原则，出版物是一种商品，生产与销售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则。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原则，减少流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主要有三个方面：构建有效的国有资本运营模式，国有资本进入相对优势的出版产业领域，改国有资产管理为国有股权管理。四、分类指导原则，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出版业属性的分析，针对出版企事业单位的主要功能、出版目的、出版物的性质和市场化水平的不同，相应地把出版企事业单位划分为不同类型，分类型、分步骤地采用不同的改革内容和改革模式。五、总体设计与协调原则，政府部门要对我国出版体制改革全局提出一个总体方案和总的协调机制，还应与国有出版企业协调一致开展改革工作(20)。”
张海波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出出版体制改革中应把握好的基本原则是：一是社会效益优先原则;二是分类指导原则。要按照公益性和经营性的不同特征做好对现有出版单位的区分定位和分类指导工作，对不同类型的出版单位采取不同的政策。深化出版体制改革既要保证公益性出版事业的发展，又要推动经营性出版产业的壮大，这是出版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另外，他还指出：出版体制改革应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确保文化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善配套政策，确保统筹协同推进(21)。
1.5 出版体制改革的路径
在推进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扎实推进改革，务求实效：推动微观运行体制机制改革，重塑市场主体;优化结构，完善布局，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现代出版物市场体系;加快职能转变，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他还指出，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保障;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树立新的新闻出版发展观，是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前提;始终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新闻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协调发展，是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重点;始终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工作方针，是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基本方法和有效途径(22)”。
柳斌杰署长认为，出版业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产业属性、文化属性使得其在改革过程中呈现出复杂局面。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要把握三个方面：第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第二，把握方向是关键;第三，步骤要妥当。在出版体制改革中，要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塑造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创新微观运行机制(23)。
王关义在《中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研究》一书中提出在中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的思路。王关义认为：“总的来讲有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业自主经营的宏观管理体制，这是中国特色的体现;其次，微观层面的改革;再次，政府的改革;最后，市场的改革(24)。”他认为出版体制改革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在政府层面上，“政府管理部门在工作中要强调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加强国家对出版业的政治指导和规范管理，把握出版业发展的方向;必须公有制在出版业中的主导地位”。在行业层面上，“垄断效益和发展效益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企业层面上，“由于出版物及出版行业的双重属性，出版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突出其社会效益，同时又要以经济效益保障社会效益的实现”。在个人层面上，“要处理好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25)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体制改革的路径(26)。
(1)推进经营性出版单位转企改制。
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要求，实现从试点转入面上推开的关键性跨越，在“十一五”期间基本完成转企改制的任务。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工作：一是推进一批中央在京出版单位进行转企改制。大多数中央在京出版单位具备由事业单位转为经营性出版企业的基础，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占到中央在京出版社总数的86%，多数出版社已经或正在参加社保;二是推进一批中央单位所属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完成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首批要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所办的企业报刊、行业协会主管主办的行业类报刊转制为企业。全国报刊出版单位中符合转制政策、具备转企条件的，也要全面启动转企工作;三是继续推动一批高校出版社的改革。第一批高校出版社试点单位的改制实践和成效已形成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大高校出版单位改革力度。同时，对各地尚未开展转企改制的出版发行单位，要督促地方有关部门，加大力度，推动改革。总署将下发关于出版单位、新华书店、报刊社转企改制工作的基本规程，指导并推动出版发行单位转企改制工作规范进行。
(2)加快培育出版领域战略投资者。
要加大对完成转企改制的出版发行企业的扶持力度，从出版资源配置、上市融资、跨地区经营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一是推动出版发行企业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吸引国有大型企业和业外国有资本投资出版发行领域。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支持符合条件的出版发行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或其他方式跨行业融资。同时，要积极支持并推动大型国有企业对出版发行业进行战略投资，变出版传媒产业内部的存量重组为增量重组。二是鼓励国有文化企业和资本兼并重组，支持做强做大。鼓励和支持现有报业、出版、发行、印刷集团通过兼并、重组、收购和股份制改造等，做强做大，使自身具有战略投资的能力。同时，选择有条件的出版集团或出版单位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促进其加快发展。三是积极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地域和部门限制，打破条块分割，培育资产和资源集中度高的大型集团，并在竞争中形成其战略投资地位，这既是改革的方向，也是改革深化的必然趋势。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出版发行企业区域间和上下游间的资源整合;要促进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推进和规范物流基础建设，建立区域性现代化出版物集散中心，推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大市场的形成。
(3)加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要按照国家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要求，抓紧研究制定公益性出版单位的具体分类标准和运作模式，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出版单位为骨干，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建立健全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基层和农村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要积极开展公益性出版单位改革。对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科技日报社、农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民族画报社等单位实行事业体制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认真研究，予以指导。重新确定实行事业体制的出版单位的出版任务和业务范围，在出版资源方面给予必要的保证。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出版社和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社的改革问题要给予必要的指导，支持地方因地制宜深化改革。
尹章池在《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研究》一书中，从制度及其变迁的分析着手，分析中国出版体制改革中的出版制度因素，他认为，“我国出版体制改革存在极大的后发优势，既有资本、技术和人才层面的优势，又有制度、结构和精神层面的优势(27)”。在出版体制改革基点分析方面，尹章池认为可以从“从民营书业企业制度创新的成功经验中找基点”，民营书业对国有书业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①提供国有书业在产权关系及产权制度上的参照和蓝本;②形成市场投资主体，激发国有书业活力;③减少出版市场信息的非对称性，降低了交易费用(28)。”
在传媒体制改革方面，郭晓建认为，“从这次转制的特点看，一是将文化事业单位划为两类：一类为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另一类就由文化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二是不论改革或是转制，中央都强调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党的领导权，坚持国家绝对控股，坚持党管干部，这与企业自主用人，谁的股份多谁控股是有本质区别的。既强调文化事业单位的意识形态属性，又强调市场属性和产业属性(29)”。
刘军和顾永才认为，“根据出版单位社会服务行为与商业经营行为的连续的统一体模型，我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的主要思路应该是：在将出版业划分为社会公益型、服务与经营并重型、商业经营型的前提下，重新界定、调整、收缩和转换新闻出版事业与企业职能范围，实行管办分离、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体;以扶持发展、强化责任、突出特色、提高质量为重点，推进社会公益型、服务与经营并重型新闻出版单位改革与发展;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为重点，推进商业经营型新闻出版业改革与发展(30)”。
1.6 企业微观运行机制研究
(1)微观运行机制的历史演变。
在出版微观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中国出版科研所副所长魏玉山将出版微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88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出版社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1980年中宣部转发的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制定的《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出版社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社长、总编辑分工负责制。出版社的重大问题，应经过党委讨论作出决定。”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规定了出版社内部的管理体制。在经过近10年的运转之后，这种管理体制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不适应，因此1988年5月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颁布了《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党委领导下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已不适应当前出版改革的要求，要逐步实行社长负责制。社长是法人代表，党组织起监督保证作用。社长全面领导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国家规定的出版社应有的人权、财权和选题审批权，由社长行使。编辑部门和经营管理部门都对社长负责。”“出版社是否设总编辑，是单独设置还是由社长兼任，可以因社而异，不作统一规定。”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根据中央的精神，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提出：“出版集团属于事业性质，实行党委(党组)领导下的管委会负责制，党委(党组)书记兼管委会主任。”2002年中央又提出出版社也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的体制。目前，多数出版社实行的仍然是社长负责制(31)。
(2)出版企业微观运行机制的内涵。
柳斌杰署长认为，搞活机制是调动积极性激发创造力的关键。有了新体制还要有好机制，这里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本运营机制创新，要依照国际惯例和全球化的要求，创造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运营机制，包括资本进入、重组、流动、转移、增值、收益等一套市场化机制;二是内部管理机制，主要是人事制度、财务制度、分配制度和管理层次要彻底转换和改革;三是经营机制要创新，依据精神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的特点，建立起反应机敏、灵活高效的市场主导机制，造成追求社会效益最优化、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四是约束激励机制，集团内各个环节、行业内各个方面都要形成真正起作用的约束激励机制，使良好的信誉和职业责任、职业道德、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健康发展成为自觉行为(32)。
如果说资本是出版产业的血液，那么企业就是产业的细胞，细胞缺乏活力，产业机体就不可能强健。我国出版产业之所以不够强大，从微观层面分析，主要是出版单位(有人说是“非事非企的怪胎”)的运行机制不活。因此，创新出版企业运行机制，打造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是当前出版改革的一项基础工程。
企业运行机制是指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各环节、各方面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内在功能体系。创新出版企业运行机制，张伟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33)：
第一，监督机制。监督机制不健全是导致企业经营不善，甚至发生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因此，完善企业监督机制至关重要。健全和完善监督机制的关键，是明确划分所有者、董事会和经理人员各自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形成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使经营人员既有职有权，又受制于董事会和所有者。为此，无论国有独资公司，还是股份制公司，都应该由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或股东会、董事会，制定对经营人员进行监督的有效制度，由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委托的组织或个人，或者监事会负责监督制度的执行(当然，监事会也有权监督董事会)，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股东的投资收益，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当然，作为出版企业，还要通过有效的监督，确保正确的出版导向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第二，激励约束机制。用一个概括的说法，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是要解决“有为”和“不为”的问题。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分析，认为人都是经济人或理性人。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对此我们既不能抹杀也不能放任，这是人类本性之使然。我们应该因势利导，把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符合“道”的规定。因此，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应从这一分析出发，激励人的积极性，抑制人的消极性。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首要的是针对企业经营者，解决他们的“有为”和“不为”问题。即激励经营者改善企业经营，坚守文化责任，实现利润最大化。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把经营者的利益直接与所有者的利益联系起来，如采取年薪制、分红制、股票期权等办法，最大限度地激发其积极性。同时，约束他们不能把企业搞糟了，更不能利用职权“寻租”，牟取私利。另外，也要通过激励和约束双重作用，解决职工的“有为”和“不为”问题。“有为”是指职工要有事业心、责任感，奋发有为地工作，创造一流业绩等;“不为”是指不能得过且过，敷衍塞责，不求进取，甚至违反制度和纪律，利用工作之便“寻租”等。
第三，竞争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在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的经济。正是因为有竞争，经济才发展，社会才进步。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出版，必须在业内增强竞争意识，建立竞争机制。就产业宏观环境来说，要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改变出版企业“只生不灭”的怪现象，促进企业破产、兼并和重组。就企业微观运行来说，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先进，鞭策后进，解放出版生产力，实现“管理人员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改革目标。这样，出版企业和整个出版产业才能富有活力和竞争力。
第四，创新机制。出版企业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是文化内容的提供商，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生产的。而每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时代精神、文化需求，都呈现不同的特点，并处于不断演进之中。因此，出版企业的生产必须与时俱进，追随时代的步伐，适应社会的变化，坚持产品内容和形式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满足新的精神需求，并在创新中发展壮大。创新是出版企业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成长的内在动力。一个出版企业如果离开创新，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终究难免面临危机甚至消亡。为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出版企业的创新问题。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来源、新工业组织五个方面。我们要从出版产业的实际出发，联系当前出版业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借鉴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思考和实践出版创新。特别是要通过大力倡导创新精神、创造宽松的内部环境、完善鼓励创新的管理规定、确立创新评价标准、改善业绩考核办法、建立奖励制约制度等切实可行的办法，形成有效的机制，以保证企业的创新行为。
在微观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王关义认为，“出版企业内部改革，主要体现在用人制度、分配制度、激励制度、领导制度和培训制度五个方面”。在用人制度上，高层管理者和一般员工都要实行选拔任用制度，在工资制度上，实行按绩效分配的原则。在激励制度上，“不能仅仅以薪酬作为唯一的激励手段，还要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如何满足员工自我实现的需要，提供优质的在职培训，设计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营造‘尊重知识，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等等”。在领导制度上，“出版管理者首先必须强化政治责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法律责任意识这三种意识。其次，领导班子成员作为管理主体必须具有的管理和经营能力”。在培训制度上，“企业要对其成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使其成员在组织中能够得到终身学习和持续培训”。(34)
2 转企改制研究
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最紧迫的就是要重塑国有文化市场主体。难点就是解决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问题，真正做到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目前在改制的实践中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分离改制，即将广告、印刷、发行等经营性部分分离出来，转制为企业，面向市场搞好经营，接受集团领导监督，确保正确经营方向，同时也为壮大主业服务;二是整体改制为企业。如广东省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由过去事业性质整体转制为企业;三是一步到位，直接进行股份制改造，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35)。
2.1 转企改制的相关问题
宋文木认为，“与出版社转制相关联，有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出版社基本属性问题;另一个是国家对出版社管理方式问题。这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同，也不能割裂。把出版社定为企业，是从对一个单位是实行事业管理还是企业管理这个特定意义上讲的，不是模糊更不是取消出版社作为思想宣传工作、精神生产单位的性质和要求，因此不会也不应该由于这种特定管理属性(方式)提法的变化而导致偏离出版方向”。他还认为，“出版不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他指出，转制的发展趋势不是私有化，出版社转制需要分类指导”。(36)
蔡克难认为，“出版社改制并不仅仅关系到对出版社属性的认识差异，也不仅仅事关出版社的利润盈亏、经营管理，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它还将成为一次文化上的新的解放，甚至可以由此预见，宪法赋予公民的出版自由终于将逐渐得到客观的体现，而这当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37)
2.1.1 转企改制的动因与核心
原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董事长汪继祥认为，转制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出版的产业属性决定的，出版业的产业属性是主要的，它的政治属性是一个前提，出版业必须为大局服务是最起码的要求，产业化才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方向。文化体制改革就是基于出版的产业属性，就是要塑造新型市场主体。如果在事业的体制下就无法形成市场主体，就无法形成大的产业;二是经济改革为出版转制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产业不能按事业的机制运作，不能作为政府部门的附属，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是和政府部门脱钩，成为市场主体后才焕发出勃勃生机的;三是国际出版集团的成功运作经验证明，只有按产业发展的规律运作才能做大做强。汪继祥从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自身发展的角度，把转制的好处归纳为十个有利于：有利于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出版企业制度;有利于出版集团由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转化，促进集团跨越式发展;有利于整合优良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有利于出版要素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理念和管理模式;有利于中国科技出版走向国际;有利于打破行业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有利于提高质量、建立品牌、扩大市场占有率;有利于实现多种媒体综合经营;有利于出版业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吸引优秀出版经营人才(38)。
关于转企改制的核心，汪继祥认为，转企改制说到底是体制创新，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体制创新是总纲，体制创新了才有机制创新，机制创新了才可能有新的理念的进入，才可能有新的战略，才可能实现产品创新，才可能有新的运作模式。转企改制是体制创新的总开关，也是出版业创新发展的基础，只有体制创新了才能建立一套完全适应市场的运营模式。转制的核心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转变成一个真正建立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企业法人登记，人员身份转换等都是基础性的工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是根本，才是转制的核心(39)。
2.1.2 产权制度改革
(1)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产权改革是出版业必须通过的关口。转企改制后的国有出版企业，其初始产权是“国有独资”，即是单一的国有产权体制。虽然产权单一的出版企业是符合公司法的“企业”，但却不是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典型的公司组织形式——股份制公司。“国有独资”使产权主体单一，导致国有出版企业资本金的来源范围狭窄，主要是转制时核定的资本金、国有增资投入及自我积累，资本实力普遍不足，无法与国际大出版企业竞争。“国有独资”的产权形态亦使外部资本难以顺利进入出版业，出版企业无法吸纳更多的产权主体，也无法进行产权的合理流动，资本扩张与资本运作难以进行。国有独资出版企业产权的单一性，必然带来产权关系的内生性、封闭性，以及产权占有关系的排他性，会形成所有权与经营权重置，带来众多弊端。产权单一将严重制约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后劲与国际竞争力。
其次，产权改革不会动摇国有出版资本的主导地位，也不会影响国家出版权的统一。
国有出版企业由国家控股，即使吸收了部分民营资本甚至少量外资，只要控制权在国家，它仍具有明显的公有性，而且还会扩大国有出版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国家对出版业的主导地位，使出版业的盈利能力与发展能力得到提高。国有出版业的实际影响力及控制力事实上通过产权改革可以得到放大(40)。
蔡翔认为，“高校出版社改制新旧问题围绕的核心是产权制度的改革不能到位。具体来说是，产权多元化、产权人格化未能获得突破。只有在实行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由于各投资主体对本身利益的关注，才可以消除国有独资公司所无法解决的由于产权所有者缺位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产权多元化还有助于高校出版社以资本为纽带不断做大。高校出版社产权多元化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应该采取稳妥的方法，有组织、分步骤地推进、实施。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高校出版社的产权多元化，最终的目标是要形成一个稳定、明晰和高效的产权机制，使高校出版社成为全面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41)
(2)出版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作用(42)。
首先，推动出版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制度是指以产权制度为基础和核心的企业组织和管理制度。构成企业制度的基本内容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企业的组织制度与企业的管理制度。企业的产权制度则是指界定和保护参与企业的个人及经济组织财产权利的法律和规则。在企业制度的构成要素中，产权制度是决定企业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基础，处在核心与关键的地位。
其次，吸收外部资本，融通资金，做大做强出版产业。出版业的融资不会必然带来出版安全方面的问题。出版企业在进行股份制改造中，有步骤地引进一些外部资本，只要国家掌握控制权，牢牢把握“利用资本”而不是“被资本利用”，则不管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实际上都是为我所用，不会冲击正常的出版秩序。国家在现阶段之所以对出版企业融资进行严格控制，是因为较多考虑舆论导向与信息安全因素。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表明，逐步开放出版业融资是利大于弊的。
最后，便利资本流动，增强国有出版资本控制力。产权改革后，明晰的产权可以上柜或者上市交易，业外国有或者民营资本可以通过收购股份轻松进入出版企业，业内资本也可通过转让股份顺利变现退出。实行产权改革后的股份制出版企业，可通过产权交易，以资本为纽带进行国有出版资本运作，实现兼并、重组、收购，形成强势的国有出版集团、发行集团、报业集团。
(3)“黄金股”与产权制度改革(43)。
“黄金股”作为一种股权创新，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英国公有经济私有化改革中，是英国政府实施企业民营化时推行的，目的在于确保社会公众利益、保护消费者、完善竞争条件及防止外国企业的敌对性兼并。设置“黄金股”的国有企业，即使将国有股份100%公开转让，使它变为民营甚至外资企业后，政府仍可通过“黄金股”对企业行使管理控制。
首先，设置“黄金股”使政府对产权改革的出版企业保留最终控制权。出版社等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股份往往会低于100%，国家对其控制会有所减弱。设立“黄金股”后，政府对出版社的重大事项拥有否决权，这样即使政府不是最大股东也能够对出版社大政方针实施有效控制。实际上，“黄金股”使政府拥有了股权以外的“尚方宝剑”，为政府推行产权改革、实行资本运作吃了一颗“定心丸”。
其次，设置“黄金股”减少了政府对改制后的出版企业日常决策与经营管理进行干预的冲动，有利于真正实现出版业的“政企分开”。基于出版业的特殊属性，若无有效的控制手段，政府是不会安于出版业推行产权改革和股份制改造的。作为一种特殊的股权机制，“黄金股”不是事前的决策权而是事后的否决权，政府有了“黄金股”利器，就不需要过分关注出版企业繁杂的日常事务，在少持甚至不持股份时照样能够实施有效控制。这样，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当出版资本结构调整及资本运作时，没有了后顾之忧。设置“黄金股”，为出版企业国有股减持、股权多元化及出版“政企分开”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
最后，设置“黄金股”可以推动国有出版资本开展资本运作，有利于出版产业结构优化。国有出版资本应尽早从出版产业链中的下游及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去占领具有科技含量及核心竞争力的领域。作为一种临时性的过渡措施，政府可以在拟退出的国有出版企业设置“黄金股”，代表公共利益;政府持有的普通股则通过资产互换、产权交易、股份转让等形式变现退出。在出版资本“存量盘活、增量进入”的过程中，“黄金股”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与稳定作用。
2.2 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
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出版社与所属大学的关系;二是产权制度改革;三是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四是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五是改制以后的发展方向。
2.2.1 大学出版社改制的基本问题
(1)大学出版社改制的原则。
在大学出版社改制的原则方面，研究者和出版社管理者一致认为应区别对待，分类管理。
北京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蔡翔在《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中提出，大学出版应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具体而言，对于专业特色过于明显，仅出版面向校内和特定行业所需出版物，基本上不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属于高精尖、冷僻型学科的大学出版社，因其市场情况特殊，出版价值又确实关系重大，十分有必要保留其事业性质，由政府和学校调配资源。这种类型的大学出版社应该定位为公益性事业单位，一方面，保障其成为高校学术、科研成果发布的媒介;另一方面，防止其成为特定行业的垄断者。对于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能够出版多类别、多层次、多媒体教材，满足社会教育需求，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市场化程度较高，经营能力较强，有能力参与出版物市场竞争的大学出版社，应该转制为完全意义的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44)
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社长庄智象认为，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应充分考虑到其自身的发展历史、现状和特点。大学出版社不同于各部委所属的出版社，也不同于各省市新闻出版局所办的出版社或各省市宣传部所管辖的出版集团。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历史、过程有其本身的个性和特点。因此，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应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出版社，因其特点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积极稳妥推进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45)。
在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上，梁志认为，“体制改革是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必然选择和难得的发展机会，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不能背离学术为本、教育立社的发展方向;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各社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不能一刀切;大学是大学出版社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离不开政府、学校的大力支持和帮助”。(46)
(2)大学出版社改制的目标。
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认为，“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首先，必须确立的就是大学出版社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使命，或者说办社宗旨;其次，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必须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最后，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必须建立清晰的发展道路”。(47)
周玉波、刘苏华认为，“大学出版社在发展过程面临的问题中，体制问题是关键。所以，在出版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对大学出版社的体制进行根本变革，唯其如此，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出版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政企分开、管办分离，这是一种方向。出版体制改革要求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积极探索实行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新闻出版单位依法运营的宏观管理体制，同时深化出版社内部改革，实行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积极探索经营性的新闻出版单位，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革体制，转换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48)
段维认为，“大学出版社转制的根本目标是建立现代出版企业制度。但要真正构建现代出版企业制度，大学出版社转制后在运行机制上还应该解决这样几个问题：其一，建立科学的权能制衡机制;其二，建立规范的经理人任免机制;其三，建立有效的收益分配激励机制”。作者认为，“转制后，校方作为出资人，应该给予出版社经营者高薪待遇以及让经营者的部分收入股份化，使经营者的利益与出资者的利益趋于一致。这样，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营者对出资人权益的侵吞，降低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成本”。(49)
(3)大学出版社改制的原因。
首先，是企业体制优于事业体制。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韩小明就大学出版社改革的问题提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难以为继，目前我国出版业和出版市场出现的许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种体制及主办者和出版社的不规范经营行为有关。出版社体制变革的目标模式，要么是事业体制，要么是企业体制。继续维持以往的体制，对出版业的发展都将是弊大于利的。在事业体制与企业体制的选择上，他认为，“对大学出版社而言，学术出版并非选择事业体制的重要依据;事业体制也并非保障学术出版的唯一路径。希望不改变现行体制，继续获得事业体制与企业体制双重好处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与包括大学出版在内的我国出版业整体发展的趋势与要求相悖……从长期发展的潜力和空间看，企业体制远远优于事业体制”。(50)
其次，可以符合自身规律的运作模式。
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表示，改制最大的成果就在于它能够带动大学出版社梳理自身机制和运作模式。改制使得大学出版社得到了大学乃至上层部门的关注，赢得对话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大学出版社理顺各种关系。同时，改制能帮助出版社消化一些不良资产，可以使大学出版社轻装上阵(51)。改制所关注的并不单纯是“有限责任公司”这块牌子，改制契机下出版社内部管理体制、运营机制乃至人事分配制度等的变革才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逐步推进的大学出版社改制已经开始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促使大学出版社在遵循出版规律的前提下、在更为顺畅的内外关系中以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实现市场化运作(52)。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认为，“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创建新体制只是基础，建立新机制才是关键。通过转制，大学出版社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新体制的建立可使主体明确，股东会、董事会和经营者都明确法定职责与权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大学出版社在建立了新体制后，必须花大气力进行出版机制的创新”。(53)
最后，可以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理事长、原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李家强在介绍清华社实行企业化改制方面时认为，他们的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几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理顺企业的领导管理体制问题;二是明确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责任;三是按照企业法实现对企业的规范化管理。企业要首先强化董事会的职能，提高董事会履行职责的能力，出版社要建立覆盖主要的控股参股公司财务的监控网络。对财务的数据进行网络监控。同时出版社要完善对控股参股公司诊断式、预警式的审计体制。对出版社的经营情况和经营者的业绩建立评估考核体系;四是妥善解决企业员工的劳动人事关系，建立科学的激励政策，凝聚企业的核心力量。想要提高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就要制定对企业员工的激励政策。高级管理人员和部分业务骨干试行年薪制。年收入要同企业的经营规模、业绩、经营难度、经营风险等方面挂钩。年薪分配制度方案要由董事会确定(54)。”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昕从对国外出版业的发展方式上思考了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定位问题，并且提出：“大学出版社一定要树立改革的意识，一方面，大学出版社的改革与一般商业性出版社改革不同，需要政府给予大力支持，这是由大学出版社的所得利润继续用于文化建设、学校建设和其出书方向决定的;另一方面，也要树立市场的观念，当前进行的出版业体制机制改革，实行公司化治理结构，就是要提高出版业市场化的程度，只有这样，出版社才有活力，才能竞争和发展，所以，改革是一定的(55)。”
(4)改制的难点及改制以后的发展方向。
在大学出版社改革的难点方面，王关义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包括校社问题和产权问题。二是人员过渡的难点，包括人员观念的转变和人员安置”。(56)因此，在大学出版社转制思路方面，作者认为，“一是要以市场为定位，向企业化方向发展。大学出版社要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转变为企业，从大学出版社的产权关系中明确出资人，在大学出版社的清产核资中进行资产评估，确立转制后的资本结构或公司治理结构。要界定大学出版社的产权关系，学校出资产管理委员，明确其与大学出版社的产权关系，即出资者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关系，解决国有资产管理的体制问题，学校作为出资人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二是人员管理导入竞争机制，人员安置有章可循。在与员工切身息息相关的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机制上，形成全员竞争上岗、层层聘用、以岗定薪、岗变薪变的竞争和管理机制，是市场竞争的大势所趋”。(57)
在转制以后，公益性大学出版社和企业性质的大学出版社在管理方面要区别对待。蔡翔指出：“公益性大学出版社不面向市场配置资源，不参加市场竞争，但不表明不需要壮大实力，公益性大学出版社必须首先‘活’起来，首先保证高效率，才能持续发展，长远发展(58)。”“转制为企业的大学出版社现阶段应主要做好两项工作。其一，通过进一步完善经营管理、人事管理和财务管理体系增强实力和市场适应能力，先行打通自身经脉，为下一步转制奠定基础。在经营管理上，要建立完善内部经营与管理制度，积极探索‘经营目标责任制’的实现途径。在人事管理上，根据国家在人事制度改革中提出的‘全面推行聘用制度’的指导思想，切实建立起全员聘用制度，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与员工在平等自愿、协调一致的基础上，以聘用合同的形式确定人事关系，彻底解决员工能进能出、岗位能高能低的问题。同时通过建立规范的解辞聘制度，疏通人员出口渠道。在财务管理上，一手抓资金使用，一手抓成本管理，通过建立严格、明确的资金使用、审批制度和系统的成本审核制度，为自身发展建设扎实的保障系统。此外，分配机制改革是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吸引优秀人才的关键，因此工资分配制度应遵循劳动力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坚持工资收入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通过实行岗位等级工资制等办法，向优秀人才或给大学出版社带来最大经济效益的人员倾斜。其二，严格按照转制要求和步骤，先行做好转制规划。如对本社基本情况(包括企业概况、组织结构、资产状况、经营业绩、职工人数和结构等)进行说明;对转制总体方案(包括转制可行性、本单位转制思路和操作模式等)进行规划;按照自身情况对职工安置方案、土地处置方案、债权和债务保全方案、国有资产处置预案、改制后企业的发展规划、改制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时间安排、需要政府协调解决的问题等单独进行规划(59)。”
在专业性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对策方面，马民认为，“第一，推进体制创新，构建大学专业出版的微观基础。为此，首先，要明晰出版社的产权关系，对出版社资产进行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和产权界定，后由学校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其次，要确保出版社的法人地位，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独立经济实体。最后，要科学设置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学校作为出资人之一，可以对出版社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并允许经营者和管理层、职工持股，有条件的出版社还可考虑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以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这样既可以筹措更多资金，分散风险，还可以引进先进管理和稀缺资源，更重要的是使得财产人格化，解决企业发展中动力疲乏症和短期效益症的问题。第二，强化机制创新，为实现专业出版功能提供制度保障”。(60)
在大学出版社转型预期上，刘拥军认为，“大学出版社要实现六大转型：①向集团化转型;要加快发展大学出版集团，并由此推动教育出版的发展;②向数字化内容提供商转型;通过对已有内容以及新出内容的数字化，真正完成从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转型，成为数字化内容的提供商;③向更加专业化转型;专业与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的主体，要积极推动有条件的大学出版社调整产品结构，强化专业特色;④向市场化转型;要鼓励大学出版社在做好为所属大学服务的同时，积极走出去，到市场中开拓进取，不断壮大;⑤向联合与协作转型;在出版发行集团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必须加强合作，在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一定的跨环节、跨区域的联合，以通过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实现自己的利益;⑥向大众出版转型;一些在大众出版物市场上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大学出版社，以及那些实力弱小、专业特色不强的大学出版社，可以积极向大众出版转型。这类出版社本质上已经不再属于大学出版社”。(61)
2.2.2 出版社与所属大学的关系
杜峥认为，校社关系是大学出版社转制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规范这一关系并使其法律化、制度化，是出版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和关键。未来发展中出版社与母校关系的几个重要方面：一是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刚性的校社关系;二是出版业意识形态属性对校社关系的要求;三是基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柔性校社关系(62)。
(1)由行政管理关系转变为资产管理关系。
在体制方面，熊诗平认为，“出版社转企改制后，学校与出版社由行政管理关系变为资产管理关系。学校作为唯一股东，享有对出版社重大决策、经营者选择、收益回报等出资人的权利，但不具体从事也不干预出版社的正常经营活动。出版社以学校投入的全部国有经营性资产作为其法人资产，从事资产经营和管理，并向学校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63)
梁上启和段维认为，“大学出版社改制后，首先要处理好与出资人——学校的关系。而其核心是确立合理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诚然，学校作为出资人的地位不会有争议。出版社转制为企业后，其定位应当是受出资人委托经营国有资产。但这种委托关系以何种方式呈现，在目前已经试点的19家大学出版社中并不尽一致。概括说来，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将出版社原资产划归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其二，将出版社原资产划归学校资产管理公司(有的称产业集团公司，管理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成立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64)
毛峰认为，“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首先，应当厘清大学与出版社之间的法律关系，大学在获得一定比例的经济效益以及出版便利的同时，让出版社自行决定其人事与财务;其次，设立政府、企业、大学、公益组织对大学出版社的有效监督、奖惩、资助、扶持机制，监督、鼓励大学出版社出版精品图书;再次，适度开放民营资本、境外资本参与教材教辅、科普知识读物以及学术专著的策划编撰、出版发行，引入境内外大学出版的活水，激活中国大学出版市场，提升大学出版素质;最后，建立适度规模、能有效运行的大学出版集团，增强中国大学出版的实力”。(65)
(2)理顺校社关系的难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认为，“高校出版社从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这一转型也会面临一系列困难。第一，如何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处理好与所在高校的关系。第二，与此相关的，大学出版社如何处理背靠学校和面向社会的关系。第三，高校出版社的定位和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第四，高校事业单位的定位和出版社企业定位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66)
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认为，“中国的大学出版社要自谋生存，并且还要为所属大学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所以必须建立一整套适应市场竞争的机制，比如，应该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应该是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同时，应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等”。(67)
(3)理顺校社关系的方法。
刘军和顾永才认为，“由于转企改制后学校与出版社由行政性控制关系转变为产权性控制关系，所以处理好校社关系，关键在于构建好大学出版社的产权制度。其根本是构建资产管理机构、产权经营机构、出版社法人实体机构‘三位一体’的资产管理与运营体系，理顺国家、学校、出版社之间的产权与经济关系”。在校社之间产权关系的方面，他们认为，“构建好大学出版社的产权关系，可分以下几个步骤：①申请;②成立学校资产管理机构(如产业领导小组、学校资产管理委员会等);③成立学校产权经营公司(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等);④对出版社资产进行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和产权界定;⑤完善管理制度，抓好经营机制创新和管理制度创新;⑥经审批后进行法人注册，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办理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68)
在大学出版社转制思路方面，舒宜文、王关义认为，“大学出版社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转变为企业，从大学出版社的产权关系中明确出资人，在大学出版社的清产核资中进行资产评估，确立转制后的资本结构或公司治理结构。要界定大学出版社的产权关系，学校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明确其与大学出版社的产权关系，即出资者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关系，解决国有资产管理的体制问题，学校作为出资人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与员工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机制上，形成全员竞争上岗、层层聘用、以岗定薪、岗变薪变的竞争和管理机制，是市场竞争的大势所趋。但从操作层面来看，还需要循序渐进，注意策略。尤其是主办学校，作为大学出版社的上级部门，要尊重出版社的人事和劳动自主权，放手在出版社内部形成竞争机制”。(69)
在大学出版社改革中，王雅红认为，“可参照已成功改制的出版单位经验，如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将不宜于面向市场的公益部分剥离，按照事业体制管理，面向市场的部分，清产核资后注入有限责任公司，由校产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资人，明确资本结构及出资人身份。当然，条件成熟的也可整体转制，大学作为转企单位的出资人，其资产由学校资产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和监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出版单位的法人治理结构，建设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出版企业。无论是部分转制还是整体转制都需要对出版单位进行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产权登记，以及资产授权经营，确认出版单位的出资人身份，明确出资人权利，建立资产经营责任制，以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再就是机制改革怎样实施的问题。无论是转企还是保留事业体制，都需要经营管理机制的创新来配套。即通过机制创新来解决长期以来阻碍大学出版社发展的机制制约和制度障碍”。(70)
2.2.3 公司治理结构
在大学出版社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王洪春认为，“大学出版社在构建公司治理结构之初，就应当在如下几方面注意规范：①确保出资人到位，所有者掌握企业的最终控制权。这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首要条件。学校通过对学校资产公司的严格监管，使所有者权能到位。学校选派称职的董事，使国有法人股东权真正到位。②确保董事会对股东负责，以维护出资人的权益。理顺出版社人事管理是建立企业责任体制的关键。董事会不仅有股东董事，还应该有外聘董事，即聘请有关专家来参与决策，以保证出版社决策的科学性和超前性。对出版社经营班子成员进入董事会的人数要加以限定，最多不能超过董事总数的1/3。董事会成员与出版社经营班子成员不能高度重合，一般情况下董事长与社长应当分设，确保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和有效行使。职工代表依法进入董事会、监事会。③加强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防止‘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发生。董事会是出版社的最高决策机构，它不干预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但它必须对出版社的发展目标和重大经营活动作出决策，对出版社社长进行选拔、聘任、奖惩和监督。董事长与社长应尽可能由不同的人充当，以便真正形成董事会与出版社经营者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要加强监事会的作用，要建立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保证及时准确地披露与出版社有关的重大信息，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状况和企业治理状况等信息。出版社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应权责分明，严格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运行。④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可给予出版社经营者高薪待遇和经营者部分收入股份化的办法，使经营者的利益与出资者利益趋于一致，让经营者真正与企业同生死共命运。这样，就可能避免经营者对出资人权益的侵吞行为的发生，降低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成本。对董事和监事也可以采取相似的做法。出版社经营业绩如何，除了与出版社经营者的管理直接相关之外，与董事会的决策及其对出版社经营者的监督，以及监事会对董事和出版社经营者的监督也很有关系。因此，有必要将董事、监事的收入与出版社业绩挂起钩来”。(71)
在大学出版社改革之路上，王雅红认为，“转变为企业的，仍由大学主办，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事业体制的，要切实贯彻‘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方针，按照事业体制的新要求规范运行，积极推进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全员聘用制度和岗位目标责任制”。(72)
在高校出版社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周安平认为，“第一，建立由学校资产管理委员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社长组成的组织机构。第二，明确各个机构的职能，保证协调运转、有效制衡。学校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学校履行股东会的职能。学校可以授权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出版社的重大事项，包括出版社的重大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董事会应建立健全的工作机制，并建立以制定发展战略、重大投融资和内部改革决策以及选聘、考核、激励社长为重点的工作模式。监事会主要由学校委派的人员和职工代表组成，对董事会和社长进行监督，主要职责是通过对出版社财务和董事、社长行为的监督，防止经营决策失误和代理人的营私舞弊行为。社长及经营班子的主要工作就是按照董事会的决议组织实施和落实”。(73)
在董事会社委会的关系上，孔令栋认为“如果‘转企’是为了提高效率，就应该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规范管理。董事会以外，不应再设立社委会。原社委会的职能应该由董事会来行使，而不应设立两个机构行使同样的职能。学校对出版社业务和经营状况的监督不应该成为董事会的职能，而应该体现在监事会中(74)。
毛润政和吴兆强认为，大学出版社改制之后，就必须按照企业的规范来运作，成立董事会及组成新的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有民主和谐的管理理念，权责分明。大学出版社的出资单位是所在的大学，董事会应由大学指派任命，为学校负责，并规定相应的惩罚责任(75)。
李敏认为，“大学出版社的内部治理结构大体上可以这样构建：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编委会为基本的高层组织结构。实行决策层、监督层、管理层(含经理层和编委会)相互制约和相互平衡的领导体制;董事会下设经理和编委会，分别由总经理和总编辑负责，将经营活动和编辑出版活动分开”。(76)
2.2.4 劳动人事制度改革
(1)三项制度改革。
在三项制度改革方面，毛润政和吴兆强认为，“对于劳动用工制度管理：一定要贯彻干部能上能下、竞争上岗的方式，以增强内部活力;工作业绩要采取考核方式，对不适合人员采取换岗方式，以提高人员的忧患意识;对年轻干部要采取轮岗方式，以达到培训的目的。对分配制度的管理：决策者要根据出版社的具体情况和经济实力，进行定岗定编，确定每个岗位职责范围或工作量，采取竞争方式上岗，各个岗位有不同的规定和工资补贴。对于激励制度和惩罚制度的管理：奖励应该分两个方面，超额完成利润指标的奖励和帮助个别组稿策划困难的编辑的奖励。而对于惩罚的措施，完成利润少和编辑工作量少的编辑，其得到的利益少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可以用分配制度来进行规定。但是，如果没完成必要的文字工作量，就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给予处理”。(77)
舒宜文、王关义提出，在与员工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机制上，形成全员竞争上岗、层层聘用、以岗定薪、岗变薪变的竞争和管理机制，是市场竞争的大势所趋。但从操作层面来看，还需要循序渐进，注意策略。尤其是主办学校，作为大学出版社的上级部门，要尊重出版社的人事和劳动自主权，放手在出版社内部形成竞争机制(78)。
在三项制度改革方面，梁上启和段维认为，“改制后，在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方面必须做出相应的改革。首先，要进一步合理区分和确定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各自的权利和责任，除此之外，还必须使权利和责任相对应或相平衡。此外，在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应当建立起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的机制，即明确彼此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又相互监督。从劳动关系看，企业员工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除事业编制的老员工保留退休后回归原身份的权利外，从正式转制之日起，和其他合同制员工一样成为‘企业人’，并且逐步由‘企业人’向‘社会人’转变。从人事制度看，必须真正实行中层管理人员竞聘上岗和员工双向选择等难度较大的改革。从分配制度看，必须优化薪酬结构、调整薪酬水平，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原则”。(79)
周安平认为，“高校出版社应该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改变与创新，建立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内部管理机制。转制后，应避免再进有学校编制的工作人员，应实行聘任制，以岗定职，以职定薪，所有员工应打破身份的界限，无论事业编制还是企业编制都实行劳动合同制，实现管理上的平等。在分配上应实行企业的薪酬制度，把员工的业绩直接与单位的效益结合起来，收入分配向重要岗位、优秀人才、艰苦岗位倾斜，做到‘优劳优得，效益优先，高薪养人，高薪留人’。奖惩要分明，严格按照岗位目标责任制设立考核标准，没有完成目标任务的应实行惩罚措施，不能手软，对超额完成工作任务的，特别是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应该按照一定的标准实行奖励”。(80)
牛太臣和杨小岩认为，大学出版社的制度创新，具体来说，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事制度;二是分配制度;三是劳动制度。在人事制度方面，要逐步推行全员聘任、培训考核、持证上岗制度。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经营目标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彻底废除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改掉过去习以为常按行政级别和职称发放工资和岗位津贴的办法，实行和劳动态度、工作绩效、服务质量挂钩的分配原则，真正调动全社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劳动制度方面，要切实建立劳动考勤制度，加强劳动纪律，改变过去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不良风气，真正做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多劳多得(81)。
(2)股权激励机制。
尹章池提出股权激励改革模式。持股系适用于民营出版企业，持股系和期股系适用于编辑出版企业，业绩系和延期系适用于发行行业的企业，期股系和增值系适用于快速发展的企业，业绩系和延期系适用于稳定发展企业。由于民营出版企业的典型特点在于‘民营机制’和‘快速发展’，因此，持股系(经营者持股、员工持股、股票奖励)、期股系(股票期权、股票期股)和增值系(股票增值权，虚拟股票)是民营出版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机制的核心。当然这种选择也不是绝对的，我国民营出版企业建立有效的股权激励机制，不仅受制于书业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合理性、资本市场有效性、外部法律法规完善性、产权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健全性等因素影响，而且与我国民营出版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逐渐改革历程有直接关系，因此，股权激励机制没有定式。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根据公司发展的情况和各种股权激励模式的实践特点，进行组合实施(82)。
尹章池还提出中小出版企业的MBO改革模式。MBO，管理层收购，它是指目标公司的管理者利用借贷所融资本或股权交换及其他产权易手购买本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份，改变本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结构及资产结构，完成从单纯的企业管理人员到股东的转变，从而达到重组本企业目的并获得预期收益的一种收购行为。MBO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本运作，目标公司的管理层虽然可以自己出资，但主要是通过借贷融资来完成的。因此，MBO财务结构由现偿债务、后偿债务与股权三者构成，这样目标公司的管理都要有较强的组织运作资本的能力，融资方案必须满足借款者的要求，也必须为权益持有人带来预期的价值，当然，这种借贷具有一定的融资风险性。因此，MBO首选在出版发行集团或国有独资大型出版企业试点是不现实的，公司根据MBO在其他行业的应用情况可以在中小出版企业试行MBO(83)。
在大学出版社激励机制方面，蔡翔认为，“产权人格化，就是在转制过程中，逐步使企业的领导者、管理者、经营者骨干人员和达到一定条件的职工享有一定股权，并以这个产权份额保证对员工长久的责、权、利激励和制约，使大家既享有应得的财富又承担投资的风险责任。产权人格化是对人才的最大激励”。(84)
马民认为，“机制创新最终应当体现为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而这又主要是通过人事、劳动和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来实现的。比如，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绩效挂钩，合理设计薪酬制度，改变‘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实行岗位工资制、绩效工资制、项目承包等收入分配形式，努力向专业人才、精英骨干倾斜。在劳动制度方面，要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度，能进能出，保持一定的人员流动比率，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85)
在高校出版社人事关系改革上，孔令栋认为，“出版社转制后应有更灵活的机制和更高的待遇吸引优秀人才，这种机制和待遇除能足以抵消‘回流’学校的吸引力外，还可以使更多的优秀人才来出版社工作”。吴培华认为，“改革当中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是否有用人自主权，出版社是否能淘汰不适合在出版社工作的人。‘转企’之后应该重视出版社人员是否会‘外流’而非‘回流’，改制应该考虑如何留住中坚力量。这个关键在于‘转企’之后，如何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按岗定薪，不问身份，这方面可能会有很大阻力”。(86)
李敏认为，“大学出版社在用人机制上必须打破传统平衡思维，实行人事制度创新，转变论资排辈的观念，确立科学用人思想，实行‘竞争上岗’。‘合理轮岗’是解决人员‘能进不能出’瓶颈问题的有效方法，能使各部门人员之间达到合理流动，合理使用，合理安排。它与竞争上岗制度配套使用，能大大弥补处于转制中的大学出版社在用人上的不足”。(87)
蔡翔认为，“产权激励是对人力资本的首要激励，是最具激励效应的途径与方法，是长期激励的一种有效形式。人力资本产权激励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产权人格化。产权人格化，就是在转制过程中，逐步使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骨干人员和达到一定条件的职工享有一定股权，并以这个产权份额保证对员工长久的责权利激励和制约，使大家既享有应得的财富又承担投资的风险责任”。(88)
在激励制度方面，徐建华重点对股权激励提出了四种模式以供出版企业借鉴：一是上海模式;二是武汉模式;三是北京模式;四是深圳模式。综合这四种模式，徐建华认为，“出版单位应该综合这四种模式的优势，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建立股权制度，决不能简单地将现有的模式生搬硬套”。(89)
在激励机制方面。李敏认为，“目标管理、员工股份所有制方案和报酬制度设计是现在正在改革中的大学出版社可以尝试的激励方式。对于我们国家的大学出版社而言，完全实行员工股份所有制是没有现实的土壤的，但是大学出版社在自己的内部制度设计上可以将这一激励理论与各个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也可以设计一种福利方案——如在非编辑环节引入职工集资的股份制。这一点也是大学出版社产权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一个体现和尝试。当职工的个人收入与企业效益越紧密时，激励的作用也就越大”。(90)
(3)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在高校社转企改制方面，何桂林认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仅仅是人事制度改革中的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目的是使人事制度由当前的“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转变，达到制度的“帕累托最优化”。具体来讲，就是要确保高校社转企改制的平稳过渡，最终在高校社中建立符合现代企业运作要求的人事管理制度。过渡性制度安排是使一个制度朝另一个制度发生质的转变，因此，其实施的难度和风险都比较大。而如何多方照顾、调整好制度改革中利益主体的利益，降低过渡性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难度和风险就显得非常重要。在改制转企的当口，给出版社员工讲清利弊得失，给他们职业选择和岗位选择的机会，更鼓励他们在出版行业建功立业;对出版社自主录用的“新人”，应该在学校人事部门备案，纳入学校“新人”统一管理的范畴，给“新人”以归属感和均等发展的机会，等等，均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为了让“老人”回到学校真正享受与其他退休职工同等的待遇，似乎应该明确“老人”现在的工作职级，然后按照年度考核的结果自然晋升，记入档案，作为回到学校享受待遇的依据。同时，出版社的职称评定应分门别类进行，避免所有人员挤编辑系列的独木桥。首批转企试点的19所高校社，建立了由高校派出的董事会任命社长、社长向董事会负责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有助于人事安排上打破新、老人员界限，为他们一显身手提供均等的机会。这一制度值得提倡和推广(91)。
熊诗平认为，企业职工劳动人事关系的处理，第一，要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妥善解决好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对专职在企业工作的事业编制人员，需与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但在劳动人事关系上仍执行事业编制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所在企业和个人按规定交纳基本养老保险及各项社会保险费，退休时按事业编制职工的规定统一计发基本养老金。第二，要打破编制上的差别，实行以岗定酬，同工同酬、同福利的分配制度。第三，要对出版社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试行年薪制，年薪收入应当同企业经营规模和业绩、经营难度、经营风险紧密挂钩。第四，要积极推进内部组织架构的重组，实现资源重新配置，以提高效能。比如在出版社下设发行公司、印务公司等经营实体，它们是出版社的生产经营中心、成本中心和利润中心，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运作模式。同时，要以品牌人才、品牌产品或核心业务为中心组建事业部、项目组，改造业务流程，推行事业部制和项目责任制。第五，由于大学出版社承担着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的重任，我们要积极争取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国家对转制出版社在一定期限内给予的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的落实工作(92)。
2.3 部委社改制
推进中央部委出版社改革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副社长胡昌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党委副书记初天斌、中国铁道出版社副社长刘忠民、人民卫生出版社副社长韩立华、中国盲文出版社副社长韩忠义牵头联合成立了课题研究组，对如何搞好中央部委出版社改革进行了专题研究。课题组先后到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三家改革试点单位进行了调研，收集查阅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讨，形成了课题研究报告。这一报告全面反映了目前部委出版社改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障碍，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具有可行性，因此，这一部分以这个报告为主体。
2.3.1 中央部委出版社改制的几个基本问题
(1)中央部委出版社的特点(93)。
首先，鲜明的国有特征，优良的国有资产，是国家出版体系的骨干和核心。中央部委出版社大多是中央部委直属的“国字号”事业单位，基本上是国有资产。粗略估计，其有形的国有资产总量应在数百亿元乃至数千亿元之间，加上无形资产，则数额十分庞大。在部委和行业的支持下，这些出版社不仅创造了大量的文化产品，而且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在220家中央出版社中，多数都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向国家缴纳了较多的税收，有的出版社还是纳税大户。规模如此巨大、资产这样优良的出版资源，是发展我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物质基础。
其次，独有的专业优势，密不可分的行业联系，是行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中央部委出版社自建立以来，始终在部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紧紧围绕行业发展需要提供科技文化服务。他们始终与部委、行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密切跟踪掌握行业发展情况，了解熟悉行业内各专业发展动态及未来趋势，及时地、系统地开发了大量科技文化作品，为整体构建行业科技文化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
(2)部委出版社转制的难点(94)。
首先，部委出版社相对于大学出版社和地方出版集团来说转制的进度较慢，其难点在于体制的制约。部委出版社的主管主办单位除了少数是事业或企业单位外，大部分是行政机关，部委机关是不能作出资人的，出资人不到位，就不能进行企业登记，当然谈不上转企改制。这是造成部委出版社转制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其次，利益问题。有些部委把出版社当做小金库，有些出版社能享受到部委的福利，或者享有部委垄断的特殊出版资源，部委与部委出版社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柳斌杰署长指出，部委出版社转制将“按照脱钩、转制、重组兼并等方向逐步推进”，而脱钩就会割断部委出版社与部委的利益纽带，这样双方，或者至少有一方会是不情愿的;最后，人员身份转换。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需要实现人员身份的转换，事业身份退休与企业身份退休之间存在较大的待遇差，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大一笔钱，这部分钱由谁出是一个难题。国家不可能给每一个转制单位都拨足够的转制经费。但如果这部分钱由转制单位出，有的可能出不起;有的虽然能出得起，但会影响其可持续发展(95)。
从我们对改革试点单位的调研情况看，虽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着一些制约改革深入推进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第一，授权经营问题。出资人缺位或不到位，是制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推进中央部委出版社转企改制，必须解决授权经营问题。
第二，职工养老保险问题。实施转企改制，一个中等规模的出版社仅为职工补缴养老保险费就需要6 000万元以上的资金。这对于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一般的出版社，是难以承受的，需要国家给予统筹解决。
第三，转企改制后离退休职工收入问题。实行转企改制后，如何保证按事业单位办理离退休手续职工的收入稳定和持续增长，是一个难点。
第四，减免税政策支持问题。对改制的出版企业，应减免改制过程中涉及的契税、土地增值税等税费;对改制后的出版企业，五年内应减免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经营性税费;允许改制出版企业继续享受出版行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如国家对出版社利税返还的政策等。
第五，出版政策支持问题。国家应给予出版集团公司以出版权，并由出版集团公司负责统一调配书号、版号、刊号，实现在集团公司内合理配置出版资源。
(3)中央部委出版社改革的原则(96)。
中央部委出版社与中央部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央部委出版社为了适应部委发展需要而建立，其主营和支柱业务均来自于相应行业，服务行业发展是其主要职能，也是其生存的基础。离开行业或削弱同行业的联系都将极大地影响其出版业务活动，有的可能失去主营业务，丧失核心竞争力，效益下降，发展遭受严重挫折，将导致国有资产经营效益的全面下滑，不仅无法保值增值，而且极有可能招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并引发失业和不稳定。因此，建议推进中央部委出版社改革宜坚持以下五项原则：
第一，必须以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和促进先进文化发展为前提。党和国家应继续对新闻出版工作实施强有力的领导，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中央部委出版社要始终牢记并认真履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动先进文化发展的使命，在努力为国内大众提供高质量、高水平文化服务的同时，增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提升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必须以做大做强为目标，巩固和强化中央部委出版社在国家出版体系中的骨干和核心地位。改革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在推进改革中，中央部委出版社的地位只能巩固，不能动摇;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国有资产只能保值增值，不能出现流失。
第三，必须保持和发挥行业优势，继续为行业发展提供支撑。绝不能因为改革而切断或弱化中央部委出版社与中央部委、行业的联系，绝不能使出版社丧失生存的根基，绝不能使行业发展受到影响和损失。
第四，必须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出版生产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在稳步推进体制创新的同时，着力在机制创新上求突破，建立起能够充分调动广大出版工作者积极性、创造性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增强出版社发展的内在动力，实现提高质量、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目标。
第五，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在改革模式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中央部委出版社的特点，不搞“一刀切”，允许探索多种实现转企改制的模式;在改革的实施步骤上，要先易后难、分步实施，保证改革平稳有序地进行。
2.3.2 中央部委出版社改革方案设计(97)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精神，结合中央部委出版社的实际，我们对中央部委出版社的改革思路和方案进行了研究，有以下三种方案或模式可供选择：
方案一：以既有中央部委出版社为龙头，组建行业出版集团
在新闻出版总署和主管部委的领导下，坚持部委主导、主管参与的原则，把那些经营领域相对较宽、经营实力较强、市场影响力较大的中央部委出版社，以自身为主体转制为行业出版集团或行业新闻出版集团，形成新型的市场主体。这是一种整合行业内部资源、专业化内涵式发展的改革模式。
实施要点：
第一，通过改革，主管部委国有资本控股，实行部委对行业出版集团党的领导、新闻出版总署对行业出版集团业务领导，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授予行业出版集团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权。
第二，部委行业出版集团保留原有出版社的名称，以利于发挥宝贵的品牌优势。
第三，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集团内部运行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有条件的要进行股份制改造，逐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第四，建立以品牌为核心的专业化出版运作机制，充分发挥部委行业出版集团在国内外出版市场竞争的主力军作用，真正把部委行业出版集团培育成为服务行业、服务市场、推动科技发展的新的市场主体。
第五，发挥大社名社的影响力和优势，在本行业领域跨地区、跨部门实施重组、兼并，形成具有规模优势的部委行业出版集团。在国内出版行业逐步形成国家大型出版集团、行业出版集团、特色出版社和小型专业出版社并存的格局。
第六，是否整合行业全部或部分出版、新闻资源，由主管部委根据各自情况决定，宜大则大，宜统则统，也可以视以后的发展变化分步推进，逐步到位。
实行这种改革模式的优势主要有：
一是有利于把行业出版做大做专做精。组建行业出版集团，保持了出版社与部委的紧密联系，能够使专业优势、行业优势得到巩固和加强，有利于行业出版事业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科技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有利于行业出版集约化发展。由行业出版集团专司行业出版业务，可以借此治理中央部委普遍存在的所在行业新闻出版散、乱、小的局面，集零成整，化小为大，实现规模经营，降低出版成本，有利于提高行业出版的专业化、集约化水平，提高行业集中度，为行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科技文化保证。
三是有利于实现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大社名社的影响力和优势，在本行业领域跨地区、跨部门实施重组、兼并，能够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从长远发展来看，是比较现实的。这样做，可以避免由于“一刀切”而引发的难以协调的各种矛盾，也能够避免“捆绑夫妻”的不和谐现象，防止出版事业发展的大起大落。
方案二：先转换机制，再转换身份，适时完成体制与机制的全面转变
各部委出版社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积极稳妥地推进转企改制。保留现有部委出版社的名称，保留与部委的领导管理关系，由出版社出资组建经营性出版集团公司，实现经营主体的转变，经营机制的转变。部委出版社与经营性出版集团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两个领导机构、一套管理人员，并实行一定的交叉任职。
实施要点：
第一，部委出版社现有“老人”暂时保留事业单位身份，进入公司后实行企业化管理。在机制转变、身份尚未完全转变到位的情况下，缓解目前事业单位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政策不到位的矛盾。
第二，深化部委出版社内部改革。按照企事分开的原则，剥离经营性业务，组建集团控股的企业。培育一批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具有出版物总发行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
第三，部委出版社现有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在新组建的公司中入股(股份不能继承和转让)，实现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一体化。
实行这种改革模式的优势主要有：
一是有利于改革平稳有序进行。这个方案体现了改革在方向不变、目标不变的情况下，各单位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稳步推进的精神，能够较好地处理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保证业务不停、队伍不乱、人心不散。这也是当前人民邮电出版社正在实施的改革模式。
二是可以促使职工企业意识的逐步到位，防止出现改革“阵痛”。本方案将促使职工把转变观念放在第一位，在丝毫不影响出版业务的大前提下，使企业经营意识通过转变事业体制逐步深入人心，从而实现出版社市场化改革的顺利过渡。
三是有利于行业出版的可持续发展。部委出版社同行业的联系不变，可以继续拥有原有的行业资源和专业资源优势，保持专业出版风格，保留出版主体名称，对当前行业出版社的市场运作没有不利的影响。但是，出版社自身的发展需根据各社自身的情况进行，未来的发展前途完全取决于其市场适应能力。
四是可以避免行政强行拆分重组、领导意志定生死带来的不适应，淡化改革的行政干预色彩，使出版社自觉进入市场选择。由于不需要对机构、人事进行“大手术”，不存在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缩短了改革的磨合期，使市场成为最终的抉择者，尊重和保护了改革承受者的当期利益，也最终保障了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方案三：组建中央出版集团
中央出版集团直接隶属中宣部或新闻出版总署，实行统分结合的母子公司管理模式，中央部委出版社在保留其传统品牌的前提下进入集团，成为集团的子公司，实现转企改制。有关行业部委通过派人参加董事会等形式，参与集团及其子公司的管理工作。
集团公司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国家实施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负责对成员单位的党的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实行管理;以资产为纽带，对所属企业实行资产或股权管理，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指导所属出版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有利于强化专业优势、有利于巩固和发挥品牌优势、有利于形成规模优势的要求，实施资源整合、业务重组，实现规模经营、做大做强。
子公司(部委出版社)的主要职责是：认真贯彻集团公司的经营战略和部署，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品牌优势，在行业领域做大做强，为增强集团公司的竞争能力和发展实力提供支撑;建立高效的内部运行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实现管理科学、经营高效。
实行这种改革模式的优势主要有：
一是有利于强化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始终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改革后，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按照授权，对集团实施管理。他们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央出版集团直接隶属于中宣部或新闻出版总署是可行的，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中央出版集团成立后，通过绝对的控股，能够保证党对出版企业最高权力机构的决策权、控制力和影响力，能够保证出版企业严格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对出版工作的要求。
二是有利于实现规模经营、做大做强，整体提升出版生产力。中央出版集团通过实施资源整合、业务重组，可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整体提升图书出版的系统开发能力、综合创新能力，实现品种增加、质量提升、效益增长，使我国的出版生产力和文化影响力得到提升。
三是有利于发展专业出版，服务行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组建集团后，由于各部委通过参加董事会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行业参与，集团成员继续享有在国内外形成的品牌，充分发挥其无形资产的特殊作用，能够促进专业出版的持续发展，为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保证。
3 出版业资本运营研究
新闻出版总署在2006年7月出台的《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中，明确表示鼓励有条件的出版集团公司和发行集团公司相互持股，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合作重组，鼓励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
2006年，南开大学徐建华教授出版了《现代出版业资本运营》一书，作者不仅对我国出版业资本运营作出了分析，而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实施战略。
3.1 出版业资本运营的基本问题研究
出版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可以产生良性互动，徐建华认为，“一方面，出版单位可以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本积累和资产增值，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和运营机制，从而加速出版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出版业的加入，也会给我国的资本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形成多元化的增长格局，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98)
通过对我国出版业的资本运营环境进行分析，徐建华认为，目前实施资本运营的障碍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观念障碍“要想推动出版业资本运营的开展，就必须更新观念，把出版业的事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喉舌功能和服务功能、公器属性和资本属性统一起来，从立体的、多维交叉的视角，而非平面的、单向线性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出版业”。二是金融障碍，“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体系，建立统一的资本市场，进行银行信贷制度的改革，是深化出版业资本运营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三是法律障碍，资本运营“所需的法律还不配套，执法也不严格，难以形成对资本运营行为有效的法律指导、保护和监督”。四是社保障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作为推进我国出版业资本运营的一项重要对策，是十分必要的”。五是管理障碍，“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消除行政壁垒，实现政企分开，是出版业进行大规模资本运营的必备条件”。六是产权障碍，“积极推进产权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现出版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是十分必要的”。(99)
关于出版业融资改革的思路，尹章池提出以资本为纽带，让各投资主体在自愿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搞合作出版发行。对于不同专业分工的出版单位可以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不同类型的出版单位实行分类管理：一是仍处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机制下的出版单位，应把企业化经营管理落到实处。出版单位应在编辑业务部门不受干扰的前提下，将下属编务部门、营销部门变为按企业登记的股份制子公司，允许职工持股，对经营者实行期权制，更充分地调动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通过子公司公开募集社会股份、出版企业债券，进而吸引国外资金、技术。应加大编辑部门以版权贸易的方式与国外出版企业合作的力度，实现出版单位的快速发展。二是有条件的出版单位、集团，还可以通过收购上市企业和参股的方式，‘借壳上市’、‘连带上市’，到股市上去直接融资，使出版单位真正运用市场手段，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并接受市场的考验。三是我国的出版单位甚至可以考虑通过融资来购并国外出版企业，使我国的出版企业更便利地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四是资金充足的出版单位，可以以股份制的方式，与业务相关的上、下游企业组建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有限公司(100)。
在资本运营具体操作上，徐建华认为，“对处于快速发展期的我国出版业来说，实施资本集聚的运营方式，是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资本集聚的方式主要有兼并、收购、合资合作、股份化、集团化等”。出版业可以通过并购、出版业并购可以获得协同效应、实现跨媒体经营、避免破产倒闭、获得特殊资产、实现跨国经营等，但是出版单位在从事并购活动时要特别注意“进行并购可行性研究、重视并购风险、注重保持原有企业的品牌效应”。在出版集团化方面，徐建华认为，“集团化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一是容易形成出版的高度集中与垄断，二是限制出版文化功能的发挥，三是加大管理和运作的难度”。(101)
在实施资本运营风险分析方面，徐建华认为“关键在于其经营者的素质和实力。只有培育起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资本经营者队伍，才能保证资本运营活动的科学性的安全性，起到降低风险、提高效用的作用”。(102)此外，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已严重影响了资本运营作用的发挥，并加大了资本运营活动的风险”。“出版单位必须清楚地认识，并有效地解决现阶段内部治理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逐步建立与资本运营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在出版业内部治理方面，徐建华认为，出版业内部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权关系不明晰、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激励机制不完善、代理成本高效率低”。(103)
潘文年认为，“转制后的出版企业必须要以资本为纽带，以利润为中心，把企业资产最大限度的保值、增值作为自己的核心工作，提高资本运行的效率，走企业资本扩张之路。潘文年提出了资本扩张的几种途径，充分利用和扩充自身的出版资源、加快资本的循环周期、促成增值资本的不断积累，等等。对于如何提高资本运行质量，潘文年提出了三条途径：一是优化组合企业的内部资产，调整资产存量，处理好资产存量与增量的关系，确定资产与债务的合理比例，清理在制品和库存品;二是剥离非生产经营性资产;三是以资本为纽带，改变传统落后的企业管理模式，强化以资本为核心的企业管理——建立企业法人资本组织制度，确立企业产权管理制度，强化以人为本的用人制度”。(104)
3.2 关于上市融资的研究
上市是企业发展的一种形态，它的前提一定是事业单位转为企业，企业整合内部资源完成股份制改造，有了扩张的原动力，有了资本冲动，然后申请上市。事业单位不能搞股份制，更不可能上市，因为事业单位是服务的办事的，不是市场主体。对出版传媒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目的在于通过吸引市场资本参股，建立规范的股份制公司，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壮大资本实力，将企业做大做强(105)。
2006年10月18日，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借壳上市”，成为我国出版发行企业中第一家上市公司，开创了我国文化企业上市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先例。2007年5月14日，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继上海新华传媒之后第二家上市的中国图书发行企业。2007年12月21日，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照资本市场的标准和规则规范运作，精心实施，将多家出版社整体上市，成为第一个正确解决了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问题的出版企业，受到广大媒体和投资者的高度关注，充分显示了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版产业在资本市场具备良好的发展机遇，对后续上市的出版传媒企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目前已有九家报业公司和出版发行公司在香港和内地上市;经过改制的新闻出版单位，国有资产的增值每年都保持在40%以上，有的产值翻番，利润增长在30%以上，大约是没有改制的同类单位的五倍，效益非常好。在未来的一年，还会有十几家大型出版发行企业上市(106)。
3.2.1 上市融资产生的矛盾
(1)外生矛盾(107)。
首先，是先天不足的问题。从国际惯例和已有的实践看，上市的最大动因是已经根据市场需求，选好了投资项目，但缺少足够的投资能力，于是通过上市募集资金，解决瓶颈性问题，获得足够的财力，保障和加快发展。与此不同，甚至相反，我们的一些传媒集团上市，在做战略投资者方面似乎有某种盲目性。千方百计追求上市、实现上市，一旦通过上市敛回了巨额资金，却苦于没有足够或者相应的投资空间及项目，险入茫然与尴尬之中，是很令人担忧的。从改革角度看，不少新闻或出版传媒集团的内部现代企业制度未曾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未曾完善，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进入市场，再硬撑着上市就会给集团的后续支撑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次，是后天的矛盾问题。就上市和争取上市而言，要特别注意非理性预期问题。譬如，新闻出版传媒，无论是H股还是A股，其开盘价和最初的收盘价都比发行价飙升出好几倍，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振奋的事情。其中有对文化产业、出版产业看好的因素，但是否也有一些非理性预期的因素，值得思考。
最后，是资本与文化的矛盾问题。从传媒集团的社会使命与历史定位来讲，它有着神圣的文化传播与文化积累的任务，它必须在文化理性和商业利益的角逐中，把文化理性作为本体，把商业利益作为功用才可以，也就是必须高举精神领袖、文化向导的旗帜。但从上市的角度看，实际上我们的传媒集团是尽可能完整地进入资本市场，要受资本力量的制约。在强大的市场力量、资本力量的挤压下，它必须把盈利，并且是足够的盈利放在首要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还会坚持出版引领国民精神前进的学术文化类书籍等出版物，但它必须更多地关注和投入到那些品位不高，却具有较大规模消费群的休闲、娱乐出版物方面，而这对于整个民族精神是会有一定负面作用的，这就是所谓资本与文化的矛盾。
(2)内生矛盾(108)。
目前，已上市的多数传媒集团业绩表现乏善可陈，有的还弊案缠身。这种状况源于中国出版业的特殊性，出版集团在寻求上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一些内生矛盾的困扰，包括宏观政策目标与微观企业目标的矛盾、内容管理与公司制运作的矛盾、上市公司的普遍要求与出版集团自身素质的矛盾等。正是这些矛盾影响了传媒的上市进程和业绩表现。
第一，内容管理与公司制运作之间的矛盾。
首先，内容生产部分不能上市，内容和经营必须拆分。国家政策规定，出版集团的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应从机构设置上分开，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其经营部门可按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组建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吸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资本，集团和有关出版单位的国有资本应不低于51%。经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试点发行集团可吸收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集团国有资本应不低于51%，条件成熟时，可申请上市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以上规定，出版集团只能把经营部分拆分出来上市。内容和经营拆分后，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上市后的经营性公司的经营链条不完整，本质上甚至不是一个完整的企业。有研究者指出，经营性资产上市后而核心业务并不在上市公司，则上市公司的发展将严重依赖出版集团，这样势必增加关联交易的可能性。
其次，内容部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与反控制。一方面，内容生产部门希望完全控制上市公司。内容生产位于上市公司的上游，而上市公司的绝大部分业务都来自于内容生产部门，饭碗在前者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内容部门会心安理得地大量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实施绝对控制，让上市公司失去应有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也意图控制内容生产。上市的经营公司也可能利用其对市场的控制，反过来操纵内容生产，从而导致内容生产的不安全。特别是当上市的经营公司足够强大后，可能会千方百计介入出版领域，去影响甚至左右出版集团的编辑出版方针，不排除有的上市公司甚至会变相地建立自己的编辑部门。
第二，上市公司的客观要求与出版集团市场化不够的矛盾。
首先，上市公司应该是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出版集团的上市工作必须遵守《公司法》和《证券法》。出版集团及其剥离出来的经营性资产都必须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待完成相关的公司制改造后才具备上市资格。而出版集团的融资活动，尤其是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则必须遵守《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其次，出版集团运行机制先天不足，自身素质未达上市公司的严格要求。从目前出版集团的运行情况看，如果严格对照《公司法》或《证券法》的要求，则真正符合上市资格的出版集团几乎找不到。先是，从管理体制上看，一些出版集团还存在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问题。虽然经历了数年改革，出版集团还要依靠国家垄断政策和主办单位的扶持，本质上还未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再就是，公司制运作机制不完善。目前许多准备上市的出版集团虽然完成了转企改制，搭起了公司制企业新的管理框架，经营性公司也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但这些管理架构实质上并未真正运行起来，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原先计划经济下的老机制，难以达到上市公司的要求。
最后，募集资金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容易出现分离。理论上募集到的资金当然是上市公司的，但传媒业的特殊性却表明，上市公司的融资却极有可能到了内容生产部门，甚至是政府手里。这将使投资者遭遇更多股市风险。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看，本质上来讲它并不是上市的主体，上市的主体是这个公司背后的传媒集团，关联交易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上市公司的利益更是难以得到保证。
第三，政府宏观目标与企业微观目标的矛盾。
首先，政府宏观目标：优化出版资源配置，做大做强做优。要通过对现有出版资源的配置，辅以上市等各种融资方式迅速在国内形成一批优势出版企业，增强我国出版业的整体竞争力，以期有足够的竞争力参与国际出版业的竞争。但在政府看来，上市只是出版业配置资源的手段之一，并不是所有的具备上市条件的出版企业都要上市。同时，上市的实质是用自己的权益换取资本，而这是否有利于做大做强则要视出版集团的具体情况而定。
其次，出版企业的微观目标之一：为融资而融资。对多数出版企业来说，融资成了上市的惟一目标，但却对上市后企业整体发展目标缺乏周密规划。研究者发现，国外大型出版企业融资后，主要用于兼并、重组其他弱势出版企业，实现低成本扩张，用经济手段调整出版产业结构，迅速形成规模效应;而我国的出版业在融资后却主要用于出版社内部建设。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出版业融资问题”课题组在《我国出版单位融资问题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出版单位融资投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用于书刊出版，特别是用于大型套书、丛书、画册的出版;二是用于出版单位的基本建设，建办公楼、宿舍楼，或用于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建设和更新升级等;三是用于实现多元化经营，将利润投向物业、旅游业等非出版领域。进行兼并、重组和大规模出版资源重新配置、实施低成本扩张的却极少。
最后，企业微观目标之二：通过上市促进政企分开。虽然政府和出版企业都强调上市是推进出版业改革的重要手段，但二者的着眼点却有很大不同。政府方面希望通过上市促进出版企业的内部改革，提高出版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工作效能。而出版企业则希望通过上市推进出版业的政企分开，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政府在财务、人事等方面过多的干预。有出版集团老总撰文提出，要通过上市和股权多元化改革，建立起上市企业真正独立的法人地位和法人财产权，最终实现整个出版集团真正的经营独立。这些出版企业寄希望于股权多元化和上市后的一些规制，在法理层面上实现真正的法人独立。
以上认识上的错位是由于各自不同的角色造成的，但却可能造成政府与出版企业在上市过程中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议。我们认为，上市其实就是一种融资行为，要做大做强或推进出版业改革，需要各方系统的、共同的努力，这才是上市所获得的深层次的成果。
(3)矛盾产生的原因(109)。
以上诸多矛盾多源于中国出版业的特殊性。
首先，出版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定位。有学者指出，国家在出版业发展的指导原则上，强调其社会生产方式的双重属性，即经济基础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这种双重属性成为出版业的基本属性，并对出版业的改革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在这种双重属性原则的指导下，从经济属性出发，国家支持出版集团以某种合理的方式上市;但从意识形态属性出发，又强调内容生产不能上市。折中的结果就是将经营性资产剥离出来上市，由此导致了内容生产和上市公司运作上的矛盾。
其次，出版业体制的计划经济和行政管理特性不能完全消除。长期以来，我国对出版业特别是出版社，更偏重于强调其意识形态属性而非其经济基础属性，因而在出版管理体制中，出版社受到党和政府的严格管理，运行机制行政化，整个出版社管理体制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只要出版集团的意识形态属性定位是极其强大的，那么其计划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特质就无法消除，这必然导致出版集团的市场竞争主体地位难以建立，其内部运行机制改革也不可能达到市场经济的要求。要达到一般上市公司的要求，将是非常困难的。
最后，出版业宏观管理目标的特殊性。出版业的双重属性特征，决定了这个行业必须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并且党和政府始终强调，社会效益目标应当高于经济效益目标。因此，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经济效益并不是其最终的管理目标，社会效益才是根本指标，经济效益必须建立在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而当部分出版集团转制为企业后，其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强化，而一旦实现经营资产拆分上市后，上市公司就必须依靠市场规律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宏观管理目标与出版集团的微观目标就会产生更大的差距。
3.2.2 上市融资的途径与方法(110)
其一，不论是未改制者还是未上市者都应练好内功。不要炒作，不要赶浪头，要把基础打好，不要为上市而上市，关键看是否有需求、是否有可能。从管理机关看，一方面继续抓好试点;另一方面让那些冒出来的出版、新闻单位先走一步，前面提到的此类单位更具有内驱力和生命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其二，存在先天不足现象的已经上市的传媒集团，要做好“回头看”和补课工作，眼睛向内，夯实基础;其三，资本运作有多种模式，上市并非唯一之选。因为融资有多条渠道，银行贷款、横向周转也是可取之招。如果真有充分的资金，又在业内找不到投资项目，则倒是不妨以自己的实力向一些市场前景看好的其他相关产业投资，当然必须遵守有关游戏规则(111)。
(1)完善和细化出版业上市的政策。
首先，要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出版业融资政策。应根据传媒业上市过程中的内容与经营拆分的现实情况，制定专门的上市政策，在公司管理、财务机制等方面作一些特殊的规定，并与公司法和证券法相衔接，把一些原本要暗中操作的东西放在阳光下，以利于上市公司融资和投资者规避风险。
其次，严格出版集团上市的资格审查，控制上市数量。政府应结合出版业的特殊情况，对上市作出特殊的规定，如规定上市的出版企业集团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的股票不得出售，以防止被非国有企业控股;还要防止出版企业集团不顾自身条件跟风上市。
最后，基于出版业的特殊情况，要努力完善上市的外部环境。如在资产评估阶段，出版业就与一般企业有所不同，需要有专业的资产评估体系。
(2)着眼企业发展战略，树立科学的上市目标。
一些出版集团寻求上市的原因或是为了融资，或是为了获得更大自主经营空间，但一个总目标应是推进出版集团的长远发展，如果只是为了短期融资，没有长远的发展规划，上市就不会是一个最佳选择。另外，上市只是发展的一个手段，如果现有资金充裕，或者能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低成本扩张，就不一定要争取上市。再者，上市虽然有助于出版集团的二次改制，但完全不顾出版业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而力求全面市场化的行为是有害的。要通过上市的某些市场化机制协调好政府与企业、出版与经营的关系。
(3)出版业需要进一步深化内部改革。
准备上市的出版集团要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适应上市公司的一般要求。要借助上市的时机，按《公司法》的要求对出版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明晰产权，形成法人治理结构，把在国内外其他行业已运行多年且较成熟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进过来，增加企业管理的透明度和规范化，直接与国际接轨。
如果要实现通过上市进行大规模的出版资源配置的目标，则整个出版业都要进行企业内部机制和宏观管理改革，以期造就一个相对成形的市场体系。这样，上市后的出版集团才能通过市场手段进行兼并、重组等工作，在优化我国出版业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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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尹章池，曾建华.出版体制改革研究论纲：问题、思路与内容［J］.出版科学，2007(1).
［19］王关义.对中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的思考［J］.科技与出版，2007(5).
［20］樊原成.管窥出版产业化进程中出版社的体制改革［J］.攀登，2006(4).
［21］尹章池.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J］.出版科学，2006(2).
［22］戴云波.打破最后的坚冰——我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历程述要［J］.中国出版，2006(4).
［23］曹巍.深化出版体制改革［J］.大学出版，2006(3).
［24］郭晓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述评［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25］刘军，顾永才.出版社的行为属性模型及其在出版体制改革中的应用［J］.出版广角，2007(2).
［26］张伟民.文化软实力与出版体制机制创新［J］.出版发行研究，2007(12).
［27］姚德权.“黄金股”助推出版业产权改革［J］.出版发行研究，2008(2).
［28］蔡克难.出版社的改制意味着什么［J］.出版广角，2007(3).
［29］文心.对话汪继祥：转制先行者的思考与探索［J］.出版参考，2008(12).
［30］庄智象.深化出版体制改革促进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J］.大学出版，2006(2).
［31］马民.专业性大学出版社如何应对体制改革［J］.科技与出版，2006(6).
［32］何桂林.“老人”的忧虑与“新人”的困惑［J］.苏州大学学报，2008(6).
［33］熊诗平.大学出版社应提前做好改制的准备［N］.中国图书商报，2006-08-04.
［34］蔡翔.当前高校出版社深化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J］.大学出版，2009(2).
［35］王东，任殿顺.大学出版社改制七问七答［N］.中国图书商报，2007-04-24.
［36］牛太臣，杨小岩.大学出版社改革的思考［J］.出版科学，2006(1).
［37］毛润政，吴兆强.大学出版社改制后发展方向及发展思路［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12).
［38］舒宜文，王关义.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难点与思路［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9(1).
［39］周蔚华.中国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历程及经验［J］.中国出版，2008(1).
［40］梁上启，段维.大学出版社转制过程中亟待处理好三种关系［J］.中国出版，2009(3).
［41］周安平.高校出版社应转制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J］.大学出版，2009(2).
［42］王关义，孙海宁.出版集团上市面临的内生矛盾探析［J］.出版发行研究，2007(8).
［43］潘文年.出版企业要提高资本运行的效率［J］.出版发行研究，2005(2).
［44］王雅红.对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几点认识［J］.出版科学，2008(4).
［45］王洪春.大学出版社转制重点探析［J］.科技与出版，2008(12).
［46］毛峰.浅谈文化体制改革中的大学出版社改革［J］.中国出版，2006(7).
［47］文心.努力探索中国大学出版社发展的新模式［J］.编辑之友，2006(1).
［48］刘军，顾永才.试论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若干现实问题的处理［J］.科技与出版，2007(8).
［49］杜峥.对改制大学出版社校社关系的认识［J］.大学出版，2009(2).
［50］刘拥军.大学出版面临六大转型［J］.大学出版，2008(2).
［51］刘海颖.中小社改制嬗变前景渐明［N］.中国图书商报，2008-05-05.
［52］范军.略谈大学出版社转制的几个问题［J］.大学出版，2009(2).
［53］韩阳.清华大学出版社如何进行企业化改制［J］.出版参考，2005(7).
［54］段维.大学出版社转制初期过渡性策略评析［J］.出版发行研究，2009(6).
［55］周玉波，刘苏华.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革［J］.出版科学，2005(6).
［56］王明舟.对大学出版体制改革的思考［J］.大学出版，2008(1).
［57］梁志.对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方向的思考［J］.大学出版，2007(1).
［58］李敏.大学出版社改制与转企发展模式初探［D］.苏州：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
［59］张海波.市场机制与出版体制改革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6.
［60］韩永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启示［EB/OL］.［2005-02-23］.中国网.
［61］柳斌杰.关于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和创新［EB/OL］.［2006-10-31］.http://www.66wen.com.
［62］胡昌支，等.对中央部委出版社改革的建议：“三个模式”发展出版生产力［EB/OL］.［2008-03-11］.水电知识网.
【作者简介】
朱静雯 女，湖南长沙人，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科学系副主任，中国编辑学会会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委员，台湾南华大学出版事业管理研究所客座教授，《出版科学》杂志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传媒企业管理;期刊产业研究。近几年来，出版的专著有：《现代书业企业管理学》《中国出版企业集团发展研究》，发表“集成管理：出版集团制胜之道”“中国出版企业集团股权制度研究”等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一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获湖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武汉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武汉大学第十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12月，参加中国出版集团管理实务高级论坛，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出版集团产权制度改革与治理结构”的专题报告，2006年12月，在台湾南华大学出版事业管理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2007年8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和武汉大学资助，赴美国纽约佩斯大学作访问学者，主攻期刊经营与策划。主持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体制改革与出版发行企业微观运行机制研究”，并参与多项纵向与横向课题。
胡誉耀 男，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2007级博士研究生。
刘志杰 男，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2009级博士研究生。
【注释】
(1)尹章池，曾建华.出版体制改革研究论纲：问题、思路与内容［J］.出版科学，2007(1).
(2)宋木文.出版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上)［J］.中国出版，2006(5).
(3)魏玉山.出版发行体制改革30年回望［N］.中国图书商报，2008-01-25.
(4)韩永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启示［EB/OL］.［2005-02-23］.中国网.
(5)韩永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启示［EB/OL］.［2005-02-23］.中国网.
(6)韩永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启示［EB/OL］.［2005-02-23］.中国网.
(7)柳斌杰.改革开放30年给新闻出版业带来什么［EB/OL］.［2008-01-18］.人民网《读书》频道.
(8)庄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从攻坚到决胜——访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N］.光明日报，2010-01-04.
(9)邬书林.加快进度推动出版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J］.出版发行研究，2008(5).
(10)邬书林.加快进度推动出版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J］.出版发行研究，2008(5).
(11)邬书林.加快进度推动出版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J］.出版发行研究，2008(5).
(12)邬书林.加快进度推动出版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J］.出版发行研究，2008(5).
(13)邬书林.加快进度推动出版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J］.出版发行研究，2008(5).
(14)戴云波.打破最后的坚冰——我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历程述要［J］.中国出版，2006(4).
(15)邬书林.加快进度推动出版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J］.出版发行研究，2008(5).
(16)庄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从攻坚到决胜——访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N］.光明日报，2010-01-04.
(17)曹巍.深化出版体制改革［J］.大学出版，2006(3).
(18)王关义.对中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的思考［J］.科技与出版，2007(5).
(19)樊原成.管窥出版产业化进程中出版社的体制改革［J］.攀登，2006(4).
(20)尹章池.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J］.出版科学，2006(2).
(21)张海波.市场机制与出版体制改革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18-22，33-35.
(22)柳斌杰.联系新闻出版工作实际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J］.传媒，2006(6).
(23)柳斌杰.出版体制改革与改革中的出版业［J］.出版科学，2007(5).
(24)王关义.中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124.
(25)王关义.中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159-160.
(26)邬书林.加快进度推动出版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J］.出版发行研究，2008(5).
(27)尹章池.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53.
(28)尹章池.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99-101.
(29)郭晓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述评［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30)刘军，顾永才.出版社的行为属性模型及其在出版体制改革中的应用［J］.出版广角，2007(2).
(31)魏玉山.出版发行体制改革30年回望［N］.中国图书商报，2008-01-25.
(32)柳斌杰.关于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和创新［EB/OL］.www.66wen.com，2006-10-31.
(33)张伟民.文化软实力与出版体制机制创新［J］.出版发行研究，2007(12).
(34)王关义.中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236-238.
(35)韩永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启示［EB/OL］.［2005-02-23］.中国网.
(36)宋文木.出版社转制问题的观察与思考［J］.出版科学，2005(4).
(37)蔡克难.出版社的改制意味着什么［J］.出版广角，2007(3).
(38)文心.对话汪继祥：转制先行者的思考与探索［J］.出版参考，2008(12).
(39)文心.对话汪继祥：转制先行者的思考与探索［J］.出版参考，2008(12).
(40)姚德权.“黄金股”助推出版业产权改革［J］.出版发行研究，2008(2).
(41)蔡翔.当前高校出版社深化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J］.大学出版，2009(2).
(42)姚德权.“黄金股”助推出版业产权改革［J］.出版发行研究，2008(2).
(43)姚德权.“黄金股”助推出版业产权改革［J］.出版发行研究，2008(2).
(44)蔡翔.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56.
(45)庄智象.深化出版体制改革促进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J］.大学出版，2006(2).
(46)梁志.对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方向的思考［J］.大学出版，2007(1).
(47)王明舟.对大学出版体制改革的思考［J］.大学出版，2008(1).
(48)周玉波，刘苏华.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革［J］.出版科学，2005(6).
(49)段维.大学出版社转制初期过渡性策略评析［J］.出版发行研究，2009(6).
(50)曹巍.深化出版体制改革［J］.大学出版，2006(3).
(51)刘海颖.中小社改制嬗变前景渐明［N］.中国图书商报，2008-05-05.
(52)刘海颖.中小社改制嬗变前景渐明［N］.中国图书商报，2008-05-05.
(53)范军.略谈大学出版社转制的几个问题［J］.大学出版，2009(2).
(54)韩阳.清华大学出版社如何进行企业化改制［J］.出版参考，2005(7).
(55)曹巍.深化出版体制改革［J］.大学出版，2006(3).
(56)王关义.中国出版业改革：理论思考与探索［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296-297.
(57)王关义.中国出版业改革：理论思考与探索［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298-299.
(58)蔡翔.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58.
(59)蔡翔.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58.
(60)马民.专业性大学出版社如何应对体制改革［J］.科技与出版，2006(6).
(61)刘拥军.大学出版面临六大转型［J］.大学出版，2008(2).
(62)杜峥.对改制大学出版社校社关系的认识［J］.大学出版，2009(2).
(63)熊诗平.大学出版社应提前做好改制的准备［N］.中国图书商报，2006-08-04.
(64)梁上启，段维.大学出版社转制过程中亟待处理好三种关系［J］.中国出版，2009(3).
(65)毛峰.浅谈文化体制改革中的大学出版社改革［J］.中国出版，2006(7).
(66)周蔚华.中国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历程及经验［J］.中国出版，2008(1).
(67)文心.努力探索中国大学出版社发展的新模式［J］.编辑之友，2006(1).
(68)刘军，顾永才.试论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若干现实问题的处理［J］.科技与出版，2007(8).
(69)舒宜文，王关义.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难点与思路［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9(1).
(70)王雅红.对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几点认识［J］.出版科学，2008(4).
(71)王洪春.大学出版社转制重点探析［J］.科技与出版，2008(12).
(72)王雅红.对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几点认识［J］.出版科学，2008(4).
(73)周安平.高校出版社应转制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J］.大学出版，2009(2).
(74)王东，任殿顺.大学出版社改制七问七答［N］.中国图书商报，2007-04-24.
(75)毛润政，吴兆强.大学出版社改制后发展方向及发展思路［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12).
(76)李敏.大学出版社改制与转企发展模式初探［D］.苏州：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
(77)毛润政，吴兆强.大学出版社改制后发展方向及发展思路［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12).
(78)舒宜文，王关义.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难点与思路［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9(1).
(79)梁上启，段维.大学出版社转制过程中亟待处理好三种关系［J］.中国出版，2009(3).
(80)周安平.高校出版社应转制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J］.大学出版，2009(2).
(81)牛太臣，杨小岩.大学出版社改革的思考［J］.出版科学，2006(1).
(82)尹章池.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77.
(83)尹章池.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69-170.
(84)蔡翔.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200.
(85)马民.专业性大学出版社如何应对体制改革［J］.科技与出版，2006(6).
(86)王东，任殿顺.大学出版社改制七问七答［N］.中国图书商报，2007-04-24.
(87)李敏.大学出版社改制与转企发展模式初探［D］.苏州：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
(88)蔡翔.当前高校出版社深化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J］.大学出版，2009(2).
(89)徐建华.现代出版业资本运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267.
(90)李敏.大学出版社改制与转企发展模式初探［D］.苏州：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
(91)何桂林.“老人”的忧虑与“新人”的困惑［J］.苏州大学学报，2008(6).
(92)熊诗平.大学出版社应提前做好改制的准备［N］.中国图书商报，2006-08-04.
(93)胡昌支，初天斌，刘忠明，韩立华，韩忠义.对中央部委出版社改革的建议：“三个模式”发展出版生产力［EB/OL］.［2008-03-11］.水电知识网.
(94)胡昌支，等.对中央部委出版社改革的建议：“三个模式”发展出版生产力［EB/OL］.［2008-03-11］.水电知识网.
(95)文心.对话汪继祥：转制先行者的思考与探索［J］.出版参考，2008(12).
(96)胡昌支，等.对中央部委出版社改革的建议：“三个模式”发展出版生产力［EB/OL］.［2008-03-11］.水电知识网.
(97)胡昌支，等.对中央部委出版社改革的建议：“三个模式”发展出版生产力［EB/OL］.［2008-03-11］.水电知识网.
(98)徐建华.现代出版业资本运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45.
(99)徐建华.现代出版业资本运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64-66.
(100)尹章池.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71-172.
(101)徐建华.现代出版业资本运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70-87.
(102)徐建华.现代出版业资本运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243.
(103)徐建华.现代出版业资本运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255.
(104)潘文年.出版企业要提高资本运行的效率［J］.出版发行研究，2005(2).
(105)柳斌杰.改革开放30年给新闻出版业带来什么［EB/OL］.［2008-01-18］.人民网《读书》频道.
(106)柳斌杰.改革开放30年给新闻出版业带来什么［EB/OL］.［2008-01-18］.人民网《读书》频道.
(107)佚名.要练好内功：对传媒改制与上市问题的提醒［EB/OL］.［2008-01-18］.人民网.
(108)王关义，孙海宁.出版集团上市面临的内生矛盾探析［J］.出版发行研究，2007(8).
(109)王关义，孙海宁.出版集团上市面临的内生矛盾探析［J］.出版发行研究，2007(8).
(110)王关义，孙海宁.出版集团上市面临的内生矛盾探析［J］.出版发行研究，2007(8).
(111)佚名.要练好内功：对传媒改制与上市问题的提醒［EB/OL］.［2008-01-18］.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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