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教育研究述评

时间：2023-04-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　对出版教育的探索近年来，我国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发展迅速。也有学者认为，我国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发展过于迅猛，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与市场需求错位，编辑出版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与人才市场的需求。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遭到冷遇，表明编辑出版教育与出版业界的需求严重脱节。

近五年(2006—2010)出版教育研究述评

肖　超　张志强

(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摘　要】基于2006—2010年的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文献，该文从出版教育现状、出版教育改革、国外出版教育三个方面，对2006—2010年的出版教育研究进行了综述。在对文献进行评述的同时，该文分析了近五年来我国出版教育研究的重点课题，认为对出版研究生教育的反思和对改革开放30年我国出版教育的总结，是近五年来我国出版教育研究的新热点。最后，该文对出版教育研究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实证案例研究在出版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出版学　高等教育　述评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Publishing education in the Past five years(2006—2010)

Xiao chao Zhang Zhiqiang

(Institute ofPublishing Science，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publishing education research litera-ture in 2006－2010，this paper reviews the publishing education research from three aspects：publishing education status，publishing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introducing of the foreign publishing education.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key topics and the hot topics of publishing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past five years.Finally，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ase study as a research method of publishing education studies is very importance

【Keywords】Publishing Studies H igher education Review

1978年北京印刷学院成立，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学高等教育的开端。1983年，武汉大学与新华书店总店合作创办了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1985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也相继设立编辑学专业。此后，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还设立了编辑学第二学位。1998年，教育部调整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学专业和图书发行学专业合并，统称编辑出版学专业，列在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全国已有100余所高校设置了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方向。这些专业分布在全国各地，促进并推动着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同时，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也快速发展起来。一些高校利用一级学科的优势，自行设置了编辑出版学研究生专业，使出版学高等教育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出版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出版教育研究的兴起。

近五年来，有关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论著很多。不少学者和业界人士对出版教育现状、出版教育改革、国外出版教育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改革建议。

1　对出版教育的探索

近年来，我国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发展迅速。一方面，编辑出版专业在不断扩招;但另一方面，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遭遇就业尴尬，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与市场需求错位。针对出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少研究者对编辑出版教育困境和危机进行了阐述。

1.1　对出版教育现状的分析

目前全国已有近百所高校设置了编辑出版学本科和研究生专业方向。这对这一现状，出版业界和学界开始对编辑出版教育进行反思。一些研究者坦言光靠学校教育培养出版人才是不够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根基不牢、后劲不足。范忆在“编辑出版教育的尴尬与出路”⁽¹⁾一文中提到：事实上，把编辑作为一个“杂家”来培养，即使课程设置适当，仅仅靠四年学校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也有学者认为，我国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发展过于迅猛，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与市场需求错位，编辑出版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与人才市场的需求。李法宝在“编辑出版教育的‘市场化’思考”一文中分析了编辑出版专业面临的困境，认为我国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发展迅猛，主要还是在行政力量主导之下完成的，缺乏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与市场需求变化的考虑。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遭到冷遇，表明编辑出版教育与出版业界的需求严重脱节。究其原因：一是培养目标比较狭窄;二是编辑出版专业的就业市场发生了大的变化，业界希望得到既懂专业知识又有市场意识的从业人员;三是编辑出版的专业太宽泛，缺乏专业性。而当前的编辑出版工作更强调专业学科背景，出版社招聘人才时更愿意选择有学科背景知识的毕业生。⁽²⁾

一些学者阐述了编辑出版教育面临危机的主要表现。杨鹏在“中国编辑出版教育的危机与转机”⁽³⁾一文中论述了我国编辑出版教育面临的危机，认为目前的“编辑出版教育的危机”体现在两大方面：首先，从教学科研自身规律来看，目前编辑出版教育在学科建设、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方面存在着危机;其次，从用人单位的反馈信息来看，编辑出版专业存在的合理性遭到质疑，教育成效受到批评，本专业毕业生受到冷落。黄先蓉在“论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学科建设”一文中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编辑出版学教育存在的问题。该文认为，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数字技术的影响，再加上教育体制自身的因素，编辑出版学教育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全国统一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协调机制，使全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发展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出版教育规模发展太快，很多办学点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条件并不成熟;办学层次与实践需要存在脱节现象，仍需要调整，本科教育较多较滥，双学位、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有待加强;教学内容重理论轻实践，教学方法也比较落后。

1.2　对出版教育定位的思考

研究者对目前编辑出版教育的专业定位问题看法比较一致，普遍认为编辑出版专业学科定位不明确，编辑出版专业学科归属存在着问题。

肖东发的“出版人才的需求和出版教育改革”⁽⁴⁾一文认为我国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教育困境与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学科定位不明确。我国现有的编辑出版专业各有不同的背景，也不是都设在综合性大学里，还有的设在理工科院校、师范院校、民族院校和专业高校中，而其隶属的院系也很不相同，有的设在新闻学系或传播学系，有的设在信息管理系，有的设在中文系、科学技术系，还有的设在艺术系和少数民族语言系。

肖东发、张文彦的“从‘印刷文明’走向‘数字时代’进程中编辑出版教育的变革”一文承接了“出版人才的需求和出版教育改革”中的观点，也认为，各院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学科归属存在差异，大部分编辑出版专业建立在新闻传播院系之下，有些设在人文学院，有些设在信息管理学院或图书馆系之下，因此所设课程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不尽相同。

李文邦⁽⁵⁾认为，我国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目前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学科定位不明确，这导致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归属混乱、名称繁杂。将编辑出版学列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专业目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手段，也是培养高素质编辑出版人才的迫切需要。

“出版学学科属性之辨”一文也就出版学教育地位作了阐述：出版学拥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在国家有关学科目录和一些传统学科的视野中，出版学作为“专门之学”的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地位经常面临质疑。在各类学科分类体系中，出版学也依然处于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外向延伸。在当前通行的学科分类体系中，出版学或被置于文学大门类的新闻传播学之下，或被置于管理学大门类的信息管理学之下。与之相应的是，在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出版学专业也不具备独立地位。该文的观点是，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是综合应用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出版活动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出版学与文学、信息学、新闻传播学、管理学等属于同一学科层次的学科。

1.3　对课程设置的思考

罗尧成⁽⁶⁾从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编制四个方面阐述了编辑出版专业在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在课程结构方面，高校出版类专业目前的课程设置状况不利于培养出未来出版业所需的人才类型;实践课程所占比例偏低，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选修课程数量过少，质量不高，不利于学生个性化知识结构的形成及其创新素质的提升。在课程内容方面，主要存在着学生使用的部分教材编写质量不高、教师教学内容的前沿性不强两个方面的问题，这直接影响了学生创新性素质的培养以及培养出的人才满足市场需要的程度。在课程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实践性教学方法运用得不够;二是教学内容的探索性与质疑性不强;三是对学生的自主学习重视不够。在课程编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课程设置并未较好体现出版行业发展的需要;第二，因师设课，课程体系对实现培养目标的整体功能不强;第三，课程的先后组织与课程的学期安排不尽合理。

李苓⁽⁷⁾从教材建设的角度对课程设置进行了思考，将编辑出版学教材的主要问题概括为十种类型，她认为，教材没有形成体系，低水平的编著泛滥，非学科和学术的权力竞争挤压了学科建设和学术争鸣空间;缺少经典教材，以前的教材大多年代较为久远，很多问题已经需要重新阐述;没有针对不同学历而进行教材编写，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用同样的教材。

罗映纯⁽⁸⁾探讨了媒介素养视野中的编辑出版教育策略，提出要在媒介素养的大视野下定位编辑出版学专业与课程设置，强调分析批判思维能力的训练，实行情境式课堂教学，在实践环节把专业技术与媒介素养紧密结合起来。“编辑出版学如能在媒介素养的大视野下，以大传播的理念来统摄专业，就能改变当前编辑出版专业定位模糊、培养模式游移、课程体系杂乱无章的局面。”

李颖、王小艳认为，编辑出版学教育功利色彩浓厚，缺乏文化理性，提出将文化理性作为课程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编辑出版学课程设置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课程的设置要突出针对性，强调专业特色，非专业课程的设置要注重学生知识结构的优化和能力的提升。同时，要掌握好专业课程和非专业课程的比例，还可以将非专业知识融入专业课的教学中。编辑出版学教育应当在坚持文化理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科技理性，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要做到文化理性和科技理性的统一。

1.4　对人才培养的探索

关于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李建伟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四个导向：第一，宏观导向——教育不应成为经济的“奴婢”;第二，实践导向——编辑出版教育要与出版产业紧密结合;第三，教育导向——编辑出版教育要提高教师群体的素质;第四，服务导向——全球化背景下编辑出版教育对学生的责任。

“出版人才培养问题及对策研究”一文针对目前出版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重业务轻政治、重实践轻理论、重使用轻培养、重管理轻服务、重个人轻团队等问题，提出加强出版人才培养要实现“四个转变”：思想认识上变被动为主动，培养对象上变平均用力为突出重点，管理机制上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工作视野上变局部为整体。

王正友⁽⁹⁾探讨了数字出版专业的培养体系，他认为，数字出版专业的培养体系一定要体现办学理念、专业人才培养与时俱进。数字出版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要体现出课程设置上的专业复合性，课程设置轻市场、重传统，轻创意、重技术，是不可能培养学生具有创造优秀的数字出版物的能力的。

2　对出版教育改革的探讨

数字时代为编辑出版教育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编辑出版教育应该走向何方?一些研究者针对编辑出版教育改革问题进行了探索，认为编辑出版专业要以“大出版”为目标培养跨传媒型人才，编辑出版教育的层次应该提升，要开办出版专业学位教育。

肖东发、张文彦在“从‘印刷文明’走向‘数字时代’进程中编辑出版教育的变革”一文中提到，数字时代为编辑出版教育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编辑出版教育专业要继续以“大出版”“大传播”为目标培养跨传媒型人才，不仅培养内容的提供商，更需培养胜任多种媒体的传播商，甚至是技术设计者;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国际出版人才以面对国际市场竞争。这是编辑出版教育改革所应达到的目标。

2.1　学科建设上的改革

2.1.1　提升出版教育层次

数字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的要求很高。但一直以来，编辑出版专业并未列入国家研究生招生目录中，只是作为一个方向进行招生，这制约了编辑出版教育层次的提升。大部分高校只能在相关专业下培养编辑出版专业方向的研究生，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不易为用人单位所接受，不利于教师开展科研，也不利于该专业的学科建设，极大地影响了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发展，更不利于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由于没有学科归属，编辑出版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较为混乱，直接影响了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同时，由于缺少归属，导致“重复设点、资源浪费”。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四家单位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办学点分设在同一学校的不同院系，存在课程设置重复、浪费教学资源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我国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

肖东发、张文彦认为，需要再次呼吁国家将编辑出版专业列入研究生招生目录，使整个学科层次得以提升，增强编辑出版教育的专业性，从而更明确地确立培养目标，按需培养硕士生、博士生人才。⁽¹⁰⁾目前，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等院校已经在相关专业之下培养了一批以编辑出版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早已招收培养了以编辑出版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2.1.2　开办专业学位教育

专业学位教育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种形式，区别于一般意义上侧重理论、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教育;其职业指向非常明确，就是按照职业要求培养职业领域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其教育对象也有针对性，都是有了一定工作经验，从而选择攻读相应专业学位的人。在欧美国家，专业学位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解决出版教育与出版实践脱节的问题，我国也即将开办出版专业学位教育，为出版产业培养应用型人才。出版专业学位注重学生实际出版技能的培训，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从业能力与运用编辑思想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在毕业后迅速适应实际出版工作。

范忆认为，开办编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加快培养出版社紧缺的高端人才的一个可行途径。开办编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有三大好处：对出版社的许多编辑来说，不仅有了学习交流、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机会，而且认真学习还能获得高级的学位;对高校来说，它是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转型的一个务实的选择，不仅可以摆脱目前的尴尬，还能使编辑出版专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对出版社来说，编辑攻读硕士学位，甚至出版社将硕士学位教育纳入社里的继续教育体系中，有利于出版社对人才进行系统的培养，形成学习氛围，成为学习型组织。

2.1.3　编辑出版专业应强调办学特色

“从‘印刷文明’走向‘数字时代’进程中编辑出版教育的变革”一文认为，各院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学科归属存在差异，大部分编辑出版专业建立在新闻传播院系之下，有些设在人文学院，有些设在信息管理学院或图书馆系之下，因此所设课程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不尽相同。由于每一所院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背景不尽相同，编辑出版专业应该扬长避短，办出自己的特色，满足出版业界对人才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

李法宝认为，编辑出版教育应该在办学中坚持自己的特色，实行差异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一些高校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例如，武汉大学在发行营销管理领域，无论是在理论建设还是业界的联系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优势。北京大学提出了大编辑概念，而且毕业生较为广泛的就业面也体现了北京大学的综合优势以及大编辑的特色。

赵泓的“数字化时代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一文以华南理工大学为例，阐述了编辑出版专业在办学中形成特色的必要性。华南理工大学利用学校的品牌优势和资源优势，形成了以电子与网络出版编辑为特色的培养模式。

2.2　人才培养上的改革

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中提出编辑出版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具备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能在书刊出版、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编辑、出版、发行的业务与管理工作及教学与科研的编辑出版学高级专门人才”。这为各高校的办学目标提供了指南，编辑出版教育研究者也达成共识：在“大出版”的理念之下，宽口径、厚基础地培养复合型人才。

编辑出版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编辑出版教育应以培养复合型出版人才和数字出版人才为重点。在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上，推行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

2.2.1　培养复合型出版人才

目前出版业的人才现状是：一方面，随着出版业竞争程度的提高，我国出版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对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出版社不仅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注重出版领域的工作经验。研究者认为，出版社最急需的人才是复合型出版人才。裴路的“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新解”一文结合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的现状，以及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出版专业在课程设置和实践能力培养上的特点，对我国高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方向和应具备的知识结构进行了分析。该文认为，复合型出版人才应具备基本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具备基本的编辑出版应用知识，具备现代出版技术知识，具备相关的文化知识。

罗尧成⁽¹¹⁾认为，在我国出版业的知识化、市场化、数字化以及全球化这一趋势下，高校出版类专业应确立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定位，应将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出版人才作为培养目标的核心内容。

罗昕认为，媒介融合对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应具有多种媒介技术操作运用的能力，对数字出版产业链增值环节的快速反应能力，对海量数字化内容资源进行整合分析利用的能力，对跨媒体内容定制并扩大其效应的市场运作能力。为了提高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需要重新构建实践教学体系，重点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

针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新闻出版署原署长于友先在“加强出版教育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指出，出版专业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的专业，其复合型人才的理想要求主要为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几个方面。出版的复合型人才单在学校里是形不成的，只能就业实践之后才能逐步显露，并通过多岗位交流实践、多种能力兼备才能形成复合型。

南长森在“数字传媒语境下编辑出版专业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模式”一文中认为，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应该养成其他专业难以替代的四种能力：文本解析与文本构建能力;图书信息捕捉能力;图书运作整合能力;图书营销与市场运作能力。

2.2.2　培养数字出版人才

王军认为，革新编辑出版教育，探索数字出版教育模式，培养适销对路的数字出版人才成为当务之急。围绕着数字出版的产业链，数字出版教育的培养目标有三个方向供选：数字出版内容编创与传达，数字出版技术应用和数字出版运营。数字出版教学模式的策略选择，鉴于数字出版教育具备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特征，自然产学研开放互动式教学模式应该成为数字出版教育的较好而有益的人才培养模式。

王振铎的“阅读、出版与教育——数字阅读、文本阅读与编辑出版教育之变革”一文认为，编辑出版学专业应当教育学生既能从事数字阅读又能从事文字阅读，并且培养出掌握两种出版技能的新型编辑出版人才。当今的编辑出版教育就是培养人们学会并熟练掌握纸印出版媒介和数字化网络传播媒介的创构与解构方法，促进人们互动交流的文化智能传授，目的是开发人的文化创造力。

数字化的出版与传播已成为推动出版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培养适应这一发展需要的编辑出版人才至关重要。赵泓认为要以人文社科基础教育为主，电子网络技术教育为辅，培养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的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

宋超⁽¹²⁾提出了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三点建议：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数字出版的教育培训应当集全球之智慧。应当认真研究世界数字出版的成功案例，把成功案例当做教育的素材。应当将科研的成果及时转化为教育资源。

2.2.3　推行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

出版企业、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应紧密合作，相互促进。肖东发认为，出版高等教育和出版产业及相应的管理机关应该相互支持，紧密配合，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利用出版单位的人才资源和基地优势为提高专业教育质量服务。出版单位应该积极扶持出版高等教育，为学生实习提供基地和指导。如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与北京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与湖北省出版局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两个出版单位还分别在北大、武大设立了编辑出版奖学金或奖教金，社长、总编与教师一道讲课，为培养出版人才作出实际贡献。⁽¹³⁾

李法宝的“编辑出版教育的‘市场化’思考”一文也认为，编辑出版教育应推行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让编辑出版教育更加能适应市场的变化。出版单位要积极扶持编辑出版教育，为学生提供实习基地和指导。与此同时，办学单位也应主动参与到出版产业的大发展中，在出版行业的教育培训工作中发挥作用。

赵泓的“数字化时代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一文也提到了推行产学研结合的办学模式，并提出了具体做法：调整和改革教学计划，在教学全过程的控制上确保新教学体系的实施;强化实习基地建设，为实施新的教学体系提供保障;聘请资深媒体人士来校开办讲座，积极利用第二课堂，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重视学生经营管理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培养。

2.3　课程体系上的改革

在对我国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的探讨中，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强调通才教育，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涉及面非常宽，应当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而另一种观点是强调特色化、专业化。孟庆春认为，就学生而言，应鼓励他们兼修其他专业的课程，扩大知识面，提高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成为复合型人才。就各办学院系而言，不论是原有的还是新建的编辑出版专业，都应该认真思考专业特色定位问题，增设一些适应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的实用课程，建设一批规范化的专业基础课、核心课和选修课，形成具有特色的、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使之与出版产业发展的需求相对接。

罗紫初的“对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几点意见——兼与张晓新、张彬同志商榷”⁽¹⁴⁾一文结合武汉大学的办学实践，对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设置提出了建议。罗紫初认为，编辑出版学专业要紧紧围绕专业培养目标来设置课程，课程体系构建要充分反映出版实践的需要，课程体系构建既要考虑专业设计的整体目标，又要展现各高校的办学特色。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设置要处理好几个关系：课程的稳定性与内容的时代性的关系;突出共性与发展个性的关系;专业课程与非专业课程的关系。

罗昕的“媒介融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建构”⁽¹⁵⁾一文认为，媒介融合趋势下，编辑出版专业要在“以生为本、知行并举”的实践教学理念指导下，创建课程实验教学体系、校内实训创新体系、校外实习扩展体系的“三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对学生实践创新的支持，实现学生自主学习与教师导向作用相结合、校内教学与校外实践基地教学相结合、专业知识学习与实际从业技能学习相结合、理论升华与理论应用相结合，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为一体，促进融合型的实践创新人才培养。

孟庆春的“本科编辑出版专业课程设置再议”⁽¹⁶⁾一文认为编辑出版专业课程设置是学科、职业、专业之间联系的桥梁，是关键点，它的建设将直接关系到编辑出版专业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景况，关系到我国出版产业发展的进程。课程设置应进一步与出版产业发展的要求相对接。课程体系模块要充分体现为出版实践培养应用型人才，确立专业核心课及与之相应的选修课群。

周蔚华认为，出版学本科专业教学改革必须正确处理一般和特殊、理论性和应用性、博和专、立足现在和面向未来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出版学本科教育具有生命力。周蔚华对国内50余家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和国外10多家编辑出版专业进行了统计，从统计结果看，国内开设较多的课程是：编辑出版学概论(有的学校成为编辑学概论或出版学概论)、编辑出版史、版权法与版权贸易、出版美学(或装帧设计)、报纸编辑学、书籍编辑学、期刊编辑学、电子与网络出版(电子出版技术或者现代出版技术)、出版发行学(或出版营销学)、出版社经营管理(或出版管理学)、编辑实用语文写作等。我国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开始重视出版社的经营管理问题以及现代电子技术在出版中的应用问题，但编辑课程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的比例，而国外出版学专业则非常重视经营和电子网络技术问题。

3　国外出版教育研究

国外出版教育研究也是近五年来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重点课题。一方面，学者和业界人士介绍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发展历程、课程设置、办学形式，对我国编辑出版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出版教育比较研究逐步成为出版教育研究的热点。一些学者将大陆与港台、国内与国外出版教育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比较，总结了出版教育的经验。

3.1　国外出版教育现状研究

3.1.1　英国出版教育研究

英国的出版教育开展得较早。1961年，牛津技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设立了出版专业三年制文凭课程。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设有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Oxford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ublishing Studies)。该中心是欧洲著名的出版教育和出版研究机构。

张志强的“英国出版培训述略”一文对英国的出版培训教育历史、现状和特点作了介绍，认为英国出版培训历史长，课程丰富，特点鲜明。英国出版培训中心作为正规出版教育的补充，大大提高了英国出版业从业人员的水准。其课程实用性强，理论联系实际，值得中国同业借鉴。张志强总结了英国出版培训中心的特色：由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师授课，保证了质量;采用以在职教育方式为主的形式，使教学和实践能紧密结合;多种教育形式相结合，满足不同类型人士的需要;限制人数以保证质量;不断更新内容，紧跟时代步伐。

李武的“英国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特征分析——一项基于深度访谈的实证研究”一文，对英国8家高等院校的出版课程主管人员的深度采访，认为英国出版研究生教育具有4个较大的特征：提倡实用主义教学理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定位学科属性和设置课程模块;重视博学精业的教学目标，培养既有不同学科背景同时又有专业特长的学生;强调以人为本教学思想，为学生提供多种教学方法和灵活的学习方式;突出产学结合的办学方针，同时也在加强不同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赵苏阳的“英国出版教育的多层面对我国出版教育发展的启示”一文，总结了英国大学出版高等教育的特点：课程的设置与行业的联系非常紧密，课程设置非常全面，教学内容紧跟时代步伐，更新得很快。在此基础上，该文认为我国应针对行业需求以及不同层次的从业人员的需求，发展多层面的出版教育。

3.1.2　美国出版教育研究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出版教育的国家。1947年，拉德克里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创办了暑期出版研讨班，聘请出版业内人士讲授出版业务知识，开创了出版教育的新模式。

练小川⁽¹⁷⁾介绍了拉德克里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丹佛大学出版短训班(University of Denver Publishing Institute)和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的出版教育办学模式。练小川认为，现代美国出版教育的特点是出版教育与出版行业紧密结合，课程设置注重职业技能和实际操作，教师多由业界资深人士兼职，所以美国的出版课程中没有出版理论和出版历史方面的内容。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拉德克里夫出版课程。

林余荫的“美国出版教育特征分析”一文从美国出版教育的历史、形式、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几个方面对美国出版教育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该文总结了美国出版教育形式的特点：形式不单一，层次比较多;出版教育机构比较多;出版教育以短期培训为主。

赵苏阳的“美国出版教育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介绍了美国出版教育体系的构成，美国出版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美国出版教育的总体特征。美国把出版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特别注重专业能力的培养，培养的目标是实用型人才。美国的出版教育层次非常丰富，形式多种多样，从非学历教育到学历教育，从本科教育到硕士学位教育都有。

3.1.3　澳大利亚出版教育研究

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的一些大学就已开设新闻与大众传播(Journalism and MassCommunication)专业，但信息与媒体研究专业的真正兴起则始于1964年。

杨金荣的“澳大利亚高等出版教育的定位、特点与启迪”⁽¹⁸⁾一文总结了澳大利亚高等出版教育的定位与特点，阐述了其对我国高等出版教育发展的启示。该文认为，澳大利亚高等出版教育“与其说是学历教育，毋宁说是继续教育、职业教育”，“一只脚在学界，一只脚在业界”。澳大利亚高等出版教育对我国的出版人才培养有不少可借鉴之处：出版人才应该在多学科综合背景下培养，而非进行单一向度的单一学科的教育;重视出版教育的岗位性、职业性;构建有出版企业和行业学(协)会参与的出版类人才培养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对我国的高等出版教育形成正反馈。

3.1.4　韩国出版教育研究

韩国也是对出版教育较为重视的国家。1981年3月，韩国中央大学的新闻广播研究生院开设了出版杂志课程。这是韩国第一次在大学设立出版教育的正规课程。1982年3月，慧田大学开设了出版专业。到1999年，韩国已在13所大学与7所研究生院中开设了出版专业。

金善男的“韩国出版学教育的变迁”一文介绍了韩国的出版学教育，并阐述了韩国出版教育存在的问题。韩国的出版教育是在两年制大学和特殊研究生院的课程中设置并展开的。两年制大学履行了出版界新入学人员的技能教育职能;特殊研究生院课程则担负起了出版学的研究及对有经验人员的强化补充教育之重任。韩国出版学教育的特性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大学的结构调整和出版学的评价贬低;对出版产业和由出版业界带来的出版文化的培养关心不足;出现出版学不容置疑的停滞状态以及必须开发与树立新的教育范例的问题。

甄西的“韩国的大学出版教育现状”一文认为，韩国实施出版教育的主体，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大学的出版教育;另一部分是大学以外的教育机构的出版教育。韩国实施的大学出版教育，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两年制)短期大学的出版教育，以及(四年制)大学的特殊大学院(即以社会人为对象的大学院)的出版教育。

3.2　国外出版高等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有关国外编辑出版教育的文章，介绍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发展历程、课程设置、办学形式，对我国编辑出版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张志强的“英美国家的出版学学科归属及对我国的启示”⁽¹⁹⁾一文，对英美两国的出版学学科归属进行了介绍，在对我国出版学学科归属现状、出版学学科特性分析的基础上，建议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将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

“美国出版教育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²⁰⁾一文通过对美国出版学高等教育的考察，提出了对我国出版学高等教育的启示：要重视出版业人才培养形式的细化。教学内容要及时随产业的发展和变化进行调整。要重视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完善。要重视高层次专业人员的在职培养。

吴赟的“欧美出版研究的发展路径与特色”⁽²¹⁾一文从多学科介入的历史与现状，技术主义和经验主义居于主流的现实路径，与业界、市场联系紧密的出版研究组织三个方面分析了欧美国家出版研究的发展路径和特色。美国的纽约大学出版研究中心、佩斯大学出版系、丹佛大学出版学院、弗吉尼亚大学出版和传播学系，英国的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瓦特弗德出版学院、加拿大出版研究中心等机构都是从事出版专业研究、高等教育、在职培训、行业咨询的专业机构。这些机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直接服务于出版业界，与业界联系紧密。

刘阳、周澍民⁽²²⁾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著名高等院校出版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国内出版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建议：重视出版学位教育;依据学院自身特色开设专业教育;以出版院校与出版社合作的模式开展出版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可以与业界的需求挂钩;继续设置语言文化历史等培养基本素质的课程。汤菲⁽²³⁾介绍了世界各地的编辑出版教育情况，并总结了国外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的特点。

张志强、张瑶的“国外出版研究生教育概述”⁽²⁴⁾一文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出版研究生教育进行介绍，为我国出版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参考。该文认为，国外的出版研究生教育机构对应用理论和业务理论的研究较为发达，对出版物制作、出版营销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在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3.3　出版教育比较研究的兴起

编辑出版教育比较研究，逐步成为近年来编辑出版教育的研究热点。一些研究者将内地与港台地区、国内与国外出版教育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比较，总结出版教育的经验。杜朋朋的“大陆与台湾地区出版教育比较研究”⁽²⁵⁾一文对内地与台湾地区的出版教育发展历程、出版专业设置与办学形式、出版教育课程设置进行了比较研究。“内地与台湾地区由于在出版体制上的不同，其出版教育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汤菲⁽²⁶⁾通过比较分析中美编辑出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现状，指出我国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借鉴美国的经验：针对产业的发展与变化及时调整教学内容，重视编辑出版硕士教育，进行细分专业教育，重视编辑出版专业专任教师的培训工作，重视专业人员高级出版培训课程的开展。

何妍、叶新的“中英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比较研究”一文采用文献法和访谈法，结合作者在英国学习进修的经历以及国内的教学和出版工作经验，从培养目标、学制、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资等方面对中英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借鉴英国在出版教育中的一些先进理念和方法，以期对我国出版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有所促进。

4　近五年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近五年来，研究者对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很多学者对出版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提升出版研究生教育的建议。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一些研究者对我国编辑出版教育进行了总结，回顾了我国编辑出版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也分析了我国出版高等教育发展中暴露的问题。在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开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高校出版教育的案例研究，来阐述编辑出版教育的现状，总结编辑出版教育的经验。

4.1　对出版研究生教育的关注

近五年来，不少学者对出版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提升出版研究生教育的建议。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我国编辑出版研究生专业学科归属不明确，专业设置混乱，课程设置不合理。研究者们也提出了一些有效建议，譬如，提升出版学研究生专业地位，增加实践课程比重，培养复合型人才等。对出版研究生教育研究的重视，说明编辑出版研究生教育是目前需要尽快解决的矛盾。

李文邦⁽²⁷⁾对我国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沿革、学科定位与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改革与教师队伍建设、培养目标与就业分析等方面进行了阐述。针对我国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定位仍不确定，研究生专业设置混乱，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的现状，提出了提高核心课程比例，增加实践课程比重，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建议。

李建伟、张锦华的“我国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现状研究”一文对我国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进行了调查，并对其中20个有代表性的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招生点进行了分析，最后总结了我国编辑出版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编辑出版学学科地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有待于进一步科学化;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和课程设置必须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黄先蓉在“关于我国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几个问题”⁽²⁸⁾一文中对我国出版研究生教育提出了四点建议：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重点应是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创新的目标在于在“大出版”观念上培养人才;编辑出版学研究生培养的首要目标应是能力的培养;出版学研究生培养方式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张志强、潘文年阐述了我国出版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出版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归属不明朗;出版研究生专业隶属院系差异大;课程设置有待完善。同时，提出了发展我国出版研究生教育的建议，他们认为，解决我国出版研究生教育存在问题的关键，是将出版学研究生专业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4.2　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教育的总结

方卿、刘银娣在“我国出版高等教育30年”一文中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出版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出版高等教育受到出版产业界和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初步建立起了层次完备的出版高等教育体系，出版专业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出版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得到迅速发展。同时，该文也分析了我国出版高等教育发展中暴露的问题：增长速度过快，教育规模过大;部分高校专业定位模糊，培养目标不够清晰，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有限，人才培养质量得不到保障;研究生教育布局混乱，规范性差。

吴赟的“写给‘而立之年’的编辑出版学——对我国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总结与前瞻”一文以一种学术史的研究维度，对近30年来编辑出版学科的成绩、特色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该文认为，编辑出版学科正处于其发展历程中的“整合与革新”的关键阶段，编辑出版学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完善需要学界、业界的不懈努力。编辑出版学研究既要有“问题意识”，也要有“理论自觉”;编辑出版学应强化方法意识，明确参照系和分析方法;编辑出版学应积极进行跨学科借鉴，拓展学科发展空间;产学研协同互动发展应引起业界和学界重视。

4.3　编辑出版教育案例研究

在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方法上，不少学者开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高校出版教育的案例研究，来阐述编辑出版教育的现状，总结编辑出版教育的经验。学者们结合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成功办学经验，对编辑出版教育的办学模式和课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肖东发、李武的“基于‘大出版’视角培养出版人才——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案例分析”一文以北京大学编辑出版研究生教育为例，阐述了“大出版”视角下出版人才的培养模式。该文认为，在呈现“媒介融合”的数字时代，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要基于“大出版”视角，包括实践型出版人才和研究型出版人才。

罗紫初的“对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几点意见——兼与张晓新、张彬同志商榷”⁽²⁹⁾一文结合武汉大学的办学实践，对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设置提出了建议。该文认为，编辑出版学专业要紧紧围绕专业培养目标来设置课程，课程体系构建要充分反映出版实践的需要，课程体系构建既要考虑专业设计的整体目标，又要展现各高校的办学特色。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设置要处理好几个关系：课程的稳定性与内容的时代性的关系;突出共性与发展个性的关系;专业课程与非专业课程的关系。谢苏的“出版教育‘开放式’办学模式探索”一文也以武汉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开放式办学的成功实践为例，对出版教育中的“开放式”办学模式进行了研究。

李苓、黄娴的“‘大编辑’视野下的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设置准入标准——关于编辑出版本科设置的基本条件”一文介绍了四川大学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编辑出版专业必修核心课程如下：编辑出版学概论、中国编辑出版史、编辑实务与技能、出版物市场调查与营销、出版选题策划与成本核算、海外出版产业概论、新闻出版法律法规、数字出版、书刊设计学、读者学、书评学、社科中文工具书使用法、报刊、广电新闻编辑、网络编辑。该文认为，鉴于编辑出版专业较高的实践操作能力要求，在专业教学阶段，可以通过校内课堂实践和校外专业实习两个环节，对学生进行模拟与实战交叉训练，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具体实践教学内容包括：实习、学年论文、社会实践、毕业论文及军事技能训练等环节，构成“以培养基本技能为基础，以提高专业能力为主线，以形成专业综合能力为宗旨”的分层渐进式实践教学体系。

虽然近五年来有关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论著很多，但研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还显得不够，研究者们主要阐述了我国编辑出版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出版教育改革的建议，并没有从学理上对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的矛盾进行分析。在对教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应用上显得不够，在研究方法上也较为单一，主要以论述为主，对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相关统计数据和相关案例的运用较少。

在今后的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中，研究者们可以借鉴高等教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提升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层次，改进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研究方法，使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步入新的台阶，进而指导和推动出版教育和出版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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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超　现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研究生。已发表论文多篇。

张志强　社会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编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委员、台湾淡江大学《教育资料与图书馆学》大陆地区主编。研究方向为出版理论与历史、社会转型与出版发展。先后获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江苏省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领军人才、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等称号。多次应邀出访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2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3项、其他省部级项目5项。出版《非法出版活动研究》《面壁斋研书录》《现代出版学》《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图书宣传》《图书出版面面观》等著作(含合著、译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并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第九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六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励10余项。

【注释】

(1)范忆.编辑出版教育的尴尬与出路［J］.出版广角，2006(12).

(2)李法宝.编辑出版教育的“市场化”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09(12).

(3)杨鹏.中国编辑出版教育的危机与转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4)肖东发.出版人才的需求和出版教育改革［J］.科技与出版，2007(4).

(5)李文邦.论将编辑出版学列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专业目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J］.出版科学，2009(2).

(6)罗尧成.出版业的未来发展及高校出版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应对［J］.科技与出版，2008(10).

(7)李苓.论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8)罗映纯.媒介素养视野中的编辑出版学教育［J］.出版发行研究，2009(11).

(9)王正友.论中国高校数字出版专业教育体系建议［J］.中国出版，2010(1).

(10)肖东发，张文彦.从“印刷文明”走向“数字时代”进程中编辑出版教育的变革［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2).

(11)罗尧成.出版业的未来发展及高校出版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应对［J］.科技与出版，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