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转型的社会环境

第一节　开放转型的社会环境

一、开放度空前增大的社会环境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此国人一方面张开了热情的双臂，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事物，同时也在大踏步地走向国际舞台，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通过实行对外开放我们不仅有效地吸收和利用了国外资金，缓解了我国建设资金不足的难题，也学到了不少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通过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我国的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当然，对外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稳步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相对于由开放所带来的收益而言，只能算是支流，但也不容我们小视。对受众认识和舆论调控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实践证明，在较为封闭、交往范围非常狭窄的传统社会，除非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动，受众认识和舆论的变化通常很小。而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受众舆论则变得十分灵敏，外界的任何微小变动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可能引起受众舆论的波动，并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进程，而且社会越开放，受众及其舆论就越多变和复杂。2001年成功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度空前增大。虽然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中，并没有就新闻传播业的对外开放问题作过承诺。但新闻传播业是我国整个社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入世”使链条中的其他链节受到了影响，因而新闻传播业这个链节也就不可避免地连带受到了影响。喻国明认为，入世对新闻传播业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入世却对人们的社会心理，进而对我们的社会舆论及新闻传播业产生了不可小视的影响。^[1]当然，这并不是说舆论复杂多变不好，舆论简单稳定就好。舆论的好坏，关键要看其是否反映了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是否代表了民意所向。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舆论的主体都是中国人，指向的都是国内事务，影响舆论形成和传播的因素也基本上都是国内因素，相对而言受众所处的舆论环境单纯，而对这种舆论的调控也较为简单。但国门大开之后，舆论的指向突破了一国疆域的限制，国内外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都有可能成为我国公众关注的对象，舆论的主体也可能不再仅仅是中国人，影响受众和舆论的不仅有我们所熟悉的国内因素，还可能存在一些国外因素，对这些因素我们缺乏了解或知之不多。而且在开放环境下，受众所面对的舆论的载体也已不再局限于国内的新闻媒体。

自社会主义出现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就竭尽全力地试图颠覆它。在经历了军事上的挫败之后，他们采取了更具隐蔽性的渗透策略，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苏联的解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舆论的失控。苏联解体之后，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首当其冲地成为西方国家颠覆的重点对象。为此，西方加大了对我国的思想渗透和文化入侵的力度。我国实行对外开放，而且今后我国社会的开放度还将持续增大，无疑增加了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的机会。这就不可避免地在我国的舆论声音中增加了一些外来的噪音。而这种噪音肯定会影响受众的判断力，会对受众思想造成一定的波动。如何克服这些噪音，使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二、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了几十年的受众能否正确面对多样的舆论、舆论调控工作能否实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接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利益关系简单，受众所处的舆论环境相对简单。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客观上存在着使舆论调控产生偏差的社会力量，如少数领导者因其部门的、地方的、小集团的利益乃至个人政绩等因素对新闻媒介施加不当压力;如市场中各种主要经济主体采取诸多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试图通过新闻媒介影响社会舆论等;另一方面，媒介在反映诸多社会舆论时，选择主体的主观性要远远大于客观性，稍有不慎也会在导向上产生偏差。^[2]所以说，目前受众在社会经济体制转轨时面对的舆论环境日趋复杂。

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舆论调控工具——传媒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传媒由过去纯粹的意识形态工具发展成为舆论工具和信息产业双重身份。传媒社会角色的变化，带来了传媒生存处境的变化，“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传媒运作思路浮出水面，由过去的国家全额拨款到现在的主要靠自我经营获得收入。这些变化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传媒的生产力，给媒介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作为社会公器，要客观、公允、要超脱，追求社会效益。作为社会产业，又要追求经济效益，尽可能地获取最大利润和利益，要搞好两种角色之间的平衡绝非易事。在这场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的博弈中，大多数媒体坚守社会责任与职业操守，经受住了利益上的诱惑，但也有媒体败下阵来，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了自我，使媒体的本质发生了转变，它的最高使命已经不再是承载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权和社会的政治动员工具，而是在市场上昼夜不停的印钞机。这种情势下的政府也会处于一种劣势，一种失语的危险状态，它的权威性和信任度也受到了挑战，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条出路，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使其成为舆论阵地的权威制高点。^[3]而受众的知情权更是在媒体的自我迷失中无所适从。

市场经济体制给新闻队伍建设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市场经济解开了束缚在资源身上的计划配置枷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影响着资源的流向。作为第一资源的人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动更顺畅，也更频繁。一方面，由于待遇问题，不少优秀人才从媒体流向其他产业部门或从一媒体流向其他媒体。另一方面，由于用人机制还存在问题，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缺乏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人才没有用武之地和发展空间，也使一部分人才外流。尤其是地市级报纸和党报党刊，人才外流情况尤为严重。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要求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的新闻工作者队伍，一方面是优秀新闻人才的大量流失，从而给我们的舆论调控带来了负面影响。此外，目前我国新闻工作者队伍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有的新闻工作者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不是着眼于社会效益和问题的有效解决，而是热衷于搞有偿新闻、策划新闻和炒作热点，片面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媒体的公信力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作为舆论调控主体的政府宣传部门，是否已经完全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舆论调控呢?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宣传部门已经习惯了行政摊派和下指令的调控方法。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来那套东西已经不完全管用了。但我们的某些政府宣传部门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旧习惯中走出来。比如在思维方式上还停留在“以我为主”的阶段，对受众众的需要及满足关注不够;在决策和管理上，还停留在“经验型”阶段;在调控方法上，还未走出单一的行政命令的影子;在具体操作上，还是以灌输和空泛的说教为主，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舆论调控的要求不相适应，也使我们的受众面临着更加复杂的舆论环境，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