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出版史多方面研究的展开

二、近代上海出版史多方面研究的展开

上海出版史的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一些出版机构的周年大庆，同时也配合对这些机构的宣传，有了一些总结和回顾性的文章。1931年，因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35周年，才有李泽彰的《三十五年来中国出版业》、贺圣鼐的《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及庄俞的《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三文联袂而出，可谓论述上海出版业的肇始之作。李文对1897—1931年间的中国出版业，尤其对这期间的上海出版业由教会和官办出版业向民营出版业的转变、图书馆运动与出版业的关系作了简略的论述，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间商务印书馆的出书种类进行了统计，并从世界各国与我国纸张的消费量的差异比较，指出我国书籍出版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贺文对近代以来我国的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及凹版印刷术的技术演进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指出了我国当时的印刷技术已比较先进以及由印刷技术的提高给我国出版业所带来的问题。庄文首论出版业地位之重要及商务印书馆的创业经过，接着从教育、文化、实业、人才四个方面论述三十五年来商务印书馆与社会各方面关系的演进，并对商务印书馆三十五年来的组织系统、资本、营业状况、工具和技术的改进、建筑设施、职工待遇、所参会议等八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和述说。此后，1937年载于《十年来的中国》的王云五撰写的《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1927—1936》一文，以商务、中华、世界当时三家大出版社的出书册数、出书种类的统计为基础，对出版界十年间的书籍出版状况进行了归纳和阐述。以上四文作者皆系“商务”同人，所论均以“商务”为中心或偏重“商务”，其中有三文虽以“中国”命名，也未出其外。为纪念《申报》经营60周年（1872—1932），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在1932年所作的《六十年来中国的出版业与印刷业》⁽³⁵⁾，把出版业的前30年称为“萌芽时期”，后30年称为“胞胎时期”，对60年来的出版业与印刷业进行了简单回顾。可贵的是，在文章末尾第四部分“杂谈”中，就中国和美国、日本出版业的用纸量、书籍发行量、作者稿酬进行比较，指出我国同这些国家出版业的差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我国出版业落后的原因。

其他研究当时出版业现状的文章还有霆封的《出版界的混乱与澄清》⁽³⁶⁾、高长虹的《走向出版界》⁽³⁷⁾、金溟若的《非常时期之出版事业》⁽³⁸⁾。三文均对当时出版业的状况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或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杨寿清的在《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³⁹⁾上发表的《上海沦陷后两年来的出版界》一文叙述了1942至1944两年间上海出版业的情况并就出版界水准的低落进行了批判。此外，杨寿清的《中国出版简史》⁽⁴⁰⁾是中国第一本以“中国出版史”命名的著作，该书以介绍近代出版业，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出版业的情况为主，鸟瞰了中国出版业的历史，总结了中国出版业的经验和教训。

20世纪80年代，随着出版业的发展、思想禁锢的打破，迎来了出版史研究的春天。继杨家骆在1934年提出“出版学”，因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呼应以后，宋原放在1983年再次提出了“出版学”的概念。自此，出版史的研究逐步得以重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出版中心，当然也不会出乎其外。特别是在大的出版机构、出版人物的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近代上海出版业的开端是从传教士所办的出版机构开始的，教会出版人物的研究自然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梁元生的《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叶斌的《上海早期传教士麦都思》、马军的《伟烈亚力与中西文化交流》⁽⁴¹⁾，这几篇文章是对林乐知、麦都思、伟烈亚力的个案研究，而顾长声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⁴²⁾则是教会人物传记的汇集，书中对于教会出版人物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等的活动有较细致的叙述。继有关张元济的资料不断出版后，山东大学王绍曾的《近代出版家张元济》⁽⁴³⁾、汪家熔编著的《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⁴⁴⁾、新西兰学者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⁴⁵⁾、张人凤的《智民之师张元济》⁽⁴⁶⁾陆续出版，从不同的侧面对张元济的出版活动进行阐述，从张元济这个特殊人物的活动映射出我国近现代出版业发展的轨迹。王建辉的《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则从王云五的个人活动展开剖析，论述了商务印书馆在近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其他有关出版领域民主进步人士和革命家的研究也不少。较为集中的是对邹韬奋先生的研究。钱小柏、雷群明的《韬奋与出版》⁽⁴⁷⁾系统地介绍了韬奋与生活书店的历史和在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经营管理方面的特点和经验；穆欣的《邹韬奋》⁽⁴⁸⁾、邹华义著的《以笔代剑的英雄邹韬奋》⁽⁴⁹⁾和俞润生的《邹韬奋传》⁽⁵⁰⁾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邹韬奋先生出版方面的活动进行了研究。其他人物的研究，如费孝通、夏衍等著的《胡愈之印象记》⁽⁵¹⁾，陈原著的《记胡愈之》⁽⁵²⁾，徐登明的《编辑出版家叶圣陶》⁽⁵³⁾、《忆念出版家徐伯昕》⁽⁵⁴⁾、《出版家黄洛峰》⁽⁵⁵⁾等都是对一些著名出版家生平和其出版活动的论述。

近代上海出版机构的研究方面，关乎教会出版机构的主要有胡道静的《印刷术“反馈”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上海墨海书馆》⁽⁵⁶⁾，对墨海书馆的出书情况即编辑过程都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拙文《墨海书馆启迄时间考》⁽⁵⁷⁾对以前有关墨海书馆的启迄时间的种种说法提出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江文汉的《广学会是怎样的一个机构》⁽⁵⁸⁾、王树槐的《清季的广学会》⁽⁵⁹⁾，对广学会的成立过程、出书情况和效果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拙文《1895年前外人在沪出版机构及其经营状况考析》⁽⁶⁰⁾，对1843—1895年间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创办的出版机构的创立情况、出书取向及经营方式、经营效果等方面作了分析、探讨。官办出版机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继熊月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史略》之后，1998年张宗友先生的《江南制造局的翻译出版事业》对该馆的翻译出版活动作了很有价值的探讨。

出版作为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西学东渐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方面许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作了阐述。突出的当首推熊月之先生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此书虽不是专门论述出版的，但对晚清的三大出版系统有专门论述，特别对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益智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出版机构用力尤多。对出版物的数量、种类及其效果皆阐发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另外，钱存训先生的《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一文，从新教传教士的译书、政府和私人的译书机构及20世纪的译书等方面论述了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邹振环的《晚清西书中译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文⁽⁶¹⁾，通过翻译活动描述了中国文化的艰难转化，着重勾勒了鸦片战争后西书中译发展的主要线索。其他论及教会出版的还有G.麦金托什的《在华早期的教会书馆》⁽⁶²⁾、叶再生的《现代印刷出版技术的传入与早期的基督教出版社》⁽⁶³⁾、李刚《试论洋务运动中的翻译出版活动》⁽⁶⁴⁾等。

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和人们版权意识的增强，出版法规的研究也为学者所注意。1988年《上海史研究》第2辑中陈正书的《上海租界最早的新闻出版法》，对这部上海最早的新闻出版法的出台经过、未能实施的原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仲崇山的《我国版权制度发展述略》⁽⁶⁵⁾，就中国古代版权观念和近代、当代版权制度进行了考察。李明山的《中国“版权”考——兼与仲崇山先生商榷》⁽⁶⁶⁾对仲文中就“版权”一词最先由蔡元培发表《日人盟我版权》而正式提出一说进行质疑，举出严复书信和梁启超《清议报》使用“版权”早于蔡的反例。

印刷是出版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早在1934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贺胜鼐、赖于颜著的《近代印刷史》，介绍了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以及中国近代印刷术的发展过程，是一部对中国近代印刷术发展历史进行完整介绍和研究的著作。此后这方面的著作不断问世，张秀民《中国印刷史》⁽⁶⁷⁾是其集大成者。此书虽为印刷通史，但对近代西法石印、铅印的传入以及它们对出版业的影响都有系统的阐述。其他就印刷某方面问题研究的有汪家熔的《印刷史三题》⁽⁶⁸⁾，对我国石印开始年代、铅印机进入我国的年代、马礼逊与中文字模三个问题一反前人所说，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除以上各专题研究外，老出版家吉少甫主编的《中国出版简史》⁽⁶⁹⁾，关乎上海出版业的内容几占一半。对近现代上海的主要出版机构、人物、旧书业、出版法规等皆有涉猎，对五四以后的进步出版业着墨尤多。来新夏等的《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⁷⁰⁾，对近代书史、目录学史、图书馆史进行了综合研究，为人们研究图书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1—4卷）⁽⁷¹⁾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自19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这近一个半世纪近代出版印刷业在中国的历史性变迁。其他先后发表于《编辑学刊》的文章，如王有朋的《上海的古代出版业》、《上海出版业述略（建国前部分）》，李白坚的《上海，中国出版文化的中心》对上海出版业的发展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阐述。拙文《近代上海出版业与都市社区的互动》⁽⁷²⁾、《近代上海出版行业组织调适功能刍论》⁽⁷³⁾、《上海近代出版业对都市人口的吸纳与整合》⁽⁷⁴⁾、《从上海近代出版业看商业出版文化》⁽⁷⁵⁾首次对上海近代出版业与都市社会、都市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