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版培训系统

三、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在近代上海出版业的研究方面，无论是宏观的论述，还是细致的个案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成绩都是斐然的，这也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然而毋庸讳言，对上海出版业的研究还存在许多方面的不足，甚至还有不少的空白点。其一，研究领域不够宽泛。关于出版机构的研究仅限于墨海书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广学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联书店、亚东图书馆等几个较有名的出版机构，其他的出版机构涉猎较少或根本未涉及。出版人物的研究，除一些传教士外，有关民族出版业的仅限于张元济、王云五、陆费伯鸿、邹韬奋、胡愈之、黄洛峰等少数几位。且这方面的研究与出版机构的研究一样，1919年以后，主要集中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革命出版机构和出版人士。这样较窄的研究面对于当时在全国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上海出版业来说是很不相称的。而且，即使就这些出版机构和人物方面的研究，在不少方面也显得不足。例如发行体制、资源配置、人员构成、出版利润等方面的研究都非常薄弱。有些在近现代上海出版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夏瑞芳、陆费伯鸿等除有些生平介绍外，研究几未起步。对上海乃至全国出版业有重要影响的，为“七联处”成员的正中书局、文通书局几乎没有研究。

其二，横向研究尤显不足。上海出版机构的分店遍布全国，作为近现代全国的出版中心，对全国各地的辐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但这方面的研究显得不足，许多上海出版机构的分店还不甚了了。至于总店怎样对分店进行控制，分店除发行外，在信息或其他方面对总店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等都是空白。上海的出版业对其他地区只说产生了影响，到底在哪些方面产生了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及为什么在这些方面产生影响，则无人研究。再则，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也是世界的上海，上海当时是中国的出版中心，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那么，与当时世界其他城市的出版相比是怎样的呢？世界政治、经济、技术的发展变化对上海出版业产生了哪些影响？对于这些，我们现有的研究都没有回答或回答不够。

其三，研究手段亟待提高。现下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业内史的研究上，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出版活动与社会发生着这样和那样的联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出版业作为一种产业，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作为精神产品的书籍，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与政治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职是之故，我们在研究某个地区的出版史时，不能就某地而研究某地，需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去研究它。也不能就出版研究出版，而要考察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人口结构、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这就要求我们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如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传播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总之，上海出版史的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许多出版史料有待挖掘和整理，研究的视野有待拓宽，研究方法亟待提高。面对如此漫漫长路，需要我们苦苦地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