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心的变迁及发达的周边出版业

第一节　政治中心的变迁及发达的周边出版业

上海在开埠以前，无论是书籍的生产和流通与出版业发达地区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书籍的生产来说，我国五代以后逐步形成官刻、家刻、坊刻三大书籍生产渠道。上海地区官刻主要是由县学、书院支持编纂和刻印的书，较突出者为地方志。上海地区现存方志有宋1种，明14种，清38种。现存仍见传的最早方志为成书于宋绍熙四年（1193年）六月的秀州华亭知县杨潜修等编纂的《云间志》三卷。⁽¹⁾原本已轶，今有明、清抄本传世。现流传下来的上海地区宋最早刻本为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华亭县学徐民瞻刻的《陆士龙文集》十卷⁽²⁾。上海地区的家刻在明清时期还是比较多的。笔者据《江苏刻书》统计的上海地区家刻就有云间（今属松江）3家，松江4家，上海县9家，嘉定5家，华亭32家，共53家。尤以松江陈子龙平露堂出书最著，刻有《皇明经世文编》、《皇明诗选》、《农政全书》等。清代家刻更多，华亭、金山、南汇、嘉定、上海县、青浦等地皆有。具体多少家史料不详。据孙殿起《贩书偶记》统计，道光以前现属上海地区籍人撰写并被刊刻的书籍有100多种，虽不完全是在上海地区刊刻的，但能断定是上海地区刊刻的还是居其半数以上。这一时期家刻突出的，当推金山钱氏。钱氏一门自乾隆至光绪间，刻书从未间断。单是钱熙祚邀张文虎等校勘的《守山阁丛书》、《指海》就各达百余种，由此可窥见一斑。上海的坊刻无可考，但书肆可见于零星记载。平襟亚《上海出版界琐记》曰：上海大东门外有一家黄文正书店，创自明中叶，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还存在，但局面很小。查民国九年《上海商业名录》，时名为黄文正堂，在大东门外大街26号，经理金振声。另外，《重建三圣阁捐款碑》⁽³⁾载有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捐款店肆中，有味余书舍捐钱五十千文，味经书屋捐钱三十六千文。从与别行业捐款数的比较来看，其捐款数在中等偏上，推知书店应有一定规模。此碑原在南市区城隍庙旧址，可知两书店当时在上海南市。此外，上海南市的建汀会馆，是由建宁、汀州两郡商号于纸棕各业抽厘于道光五年（1825年）建成的⁽⁴⁾。建宁、汀州不仅盛产纸张，也是福建重要的刻书地。当时的汀州四堡书商还较兴盛，“足迹几遍天下”，“至咸同以后乃不振”⁽⁵⁾。而当时经营纸张同时经营书籍的情况较多，这种情况在民国时仍多见。况南市当时已为海隅名城。据此推知，时上海书肆当还有一些，只典籍未载而已。

以上为开埠前上海出版业的大略情况。此中，知上海地区在开埠前官刻、坊刻甚少，作为商品流通的书籍则更少。家刻明清时多一些，有它的原因，这在后面将专门论述。但即使是家刻，同出版业发达地区比起来，也远远不及。但上海却在19世纪末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为了探寻其成为出版中心的原因，考察哪些因素促成了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出版中心，本章先勾勒了中国历史上出版中心的迁移情况，并力图寻究这些出版中心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同时考察上海与这些出版中心存在哪些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