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在沪出版机构及其出书取向分析

二、西人在沪出版机构及其出书取向分析

墨海书馆创办后，随着上海都市的发展，港口优势的突出，19世纪60年代以后，传教士在上海创办或由外地迁来的出版机构有所增多，到19世纪60年代末期已有5家。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商业利润的驱使，除传教士所办的出版机构外，外国商人也开始在沪经营出版业，较大的有《申报》馆及其附设的点石斋石印局、图书集成局、申昌书室和申昌书画室。此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创办的出版机构越来越多，到甲午以前，外人在沪办的出版机构共有22家，这还不包括出版少量书籍的报馆。就整个近代上海出版业来说戊戌以前，上海出版业是西人⁽¹¹⁾出版的天下，而教会出版更是其中的主力军。戊戌维新以后，民族出版业虽有很大发展，但仍不占主导地位，大致到1905年前后才取代西人出版而成为上海出版业的主流。我们把1843年至戊戌以前称为上海近代出版业的第一阶段，1905年以后为上海近代出版业的第二阶段，中间的几年为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那么在戊戌前占如此重要地位的西人出版，在上海开埠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究竟在沪建立过哪些出版机构，他们的出书取向如何，就必然成为我们的关注话题之一。首先，我们就1895年以前外人在沪所办出版机构列表如表2-1。

表2-1 1895年前上海西人出版机构一览表

（续表）

注：本表据《中国行名录》，1863年；《字林西报》，1878年1月5日；《上海商业名录》，1918年；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宋原放、孙颙主编：《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等资料综合编成。表中部分出版机构停业时间不能确定的，暂缺。

表2-1所列的21家出版机构，其中申报馆和文汇报馆虽主要是新闻机构，但因出书较多，故也列于其中。从表中可看出，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6家出版机构，全部为传教士所办。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商人办的出版机构。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一直是上海出版业的主流。经营出版业的商人也主要是英商，这与上海报刊的状况有些相似。甲午以前，上海报业也基本上是英商投资的产业和外籍传教士当家的教会产业。1895年前外国人在上海办的中文报，有英国人办的1861年的《上海新报》、1872年的《申报》、1882年的《字林沪报》、1893年的《新闻报》和日人办的1894年的《佛门日报》⁽¹²⁾。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1884年中法战争以后，势力逐步向中国渗透，成为甲午之前有商人在沪经营出版业的少数国家之一。这些外人出版机构中，有的以发行为主业，如格致书室、伊文思图书公司、申昌书局等，有的以印刷为主业，如美华书馆、土山湾印书馆、别发印书馆等。总体上，大多是印刷、出版、发行都有。在当时，这些机构，几乎都利用了其先进的印刷机器设备的优势，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及后来的申报馆皆是如此。这种状况，也反映了出版业初期专业分工不明显的情形。这些出版印刷机构，在出版书籍的同时，还承印报纸、杂志等印刷品，有的本身就创办有报刊。因此，它们的出现也对上海报刊业的繁荣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这些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还让华人学习和开展印刷业务。这在使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得以传播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印刷人才，对我国的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后面我们将对此有具体论述。

上面我们对1895年的外人在沪主要出版机构作了一个粗线条的勾勒，下面我们将着重对这些出版机构的出书数量、出书种类、出书取向作些探讨。要准确地弄清这些出版机构究竟出了多少书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有关资料，作一个大略的梳理。墨海书馆在1844—1860年间，共出版各类书刊171种，属于基督教义、教史、教诗、教礼等宗教内容的有138种，占总数的80.7%；属于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历史等科学知识方面的有33种，占总数的19.3%⁽¹³⁾。美华书馆是一个集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机构，其印刷业务尤为突出，为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团体印刷书籍，是墨海以后教会在华的最大一家印刷所。它在1897年印刷量为4500万页⁽¹⁴⁾。当时大部分书籍在100页以内，如以每本100页计算，当年印刷的书籍就有45万本。如果依此推知，从1860年至1897年间，美华书馆有1575万本书籍的印刷量。当然，它的印刷量应是逐步增大的，开始的时候，机器设备每年当不可能承担45万本书籍的印刷量。但即便如此，美华书馆在这35年间承担的印刷量也不会少于1000万本。至于美华出版的书籍内容，主要为《圣经》和宗教书刊及供教会用的教科书，另外还有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1879年的《英字指南》为中国近代最早的英语读本，1886年的《万国药方》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洋医药的译本，其他的如《格物理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土山湾印书馆为天主教在中国最早、最大的出版机构，到1869年，已出版中文宗教书籍70余种。后来它又改进了印刷设备，在1874年以后，逐渐出版了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在其出版量较大的1930年时，每年出版书籍100种左右。在教会出版机构中，出书量最大的当推广学会，下面我们重点对其情况加以分析。

广学会原名“同文书会”，英文名称为“The Society fo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nese”，于1887年11月成立，1892年中文名称改为“广学会”；1905年，英文名称改为“The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据《广学会年报》载，起初该会有印刷部门，后因经营亏损而于1890年10月31日停业，印刷机和铅字卖给汉口苏格兰圣经会，所有的印刷业务由美华书馆承担。从此，广学会专门经营出版发行业务，主要是翻译、编撰、出版书刊。自创办至结束的六十多年间，共出版包括神道、哲学、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十几个方面二千多种图书。广学会每年具体的出书量不清楚，据台湾学者王树槐估计，从1887年至1900年，广学会共出版书籍约176种；至1911年，达到461种。这些书籍中，纯宗教性书籍约138种，占总数的29.93%；非宗教性书籍约238种，占总数的51.63%；含有宗教意味的但也包含其他内容的书籍约85种，占总数的18.44%。这是就1911年以前整个晚清时期而言的。⁽¹⁵⁾据此推算，广学会1891年至1911年的20年间，共出书285种，每年平均出书约14种。当然，每年具体出书量肯定存在一定的差异，整体而言1895年以后出书较多。1893—1894年度出版书籍16种，这已是“比往年多”了，说明在这以前还没有此数。1894—1895年度出版有书籍11种，1898年度出版书刊，包括重印书在内，共53种。这些书，有些是重印的，有些是从往年《万国公报》和《中西教会报》中抽印的单线本，新出的书约30本左右。如把广学会1891年、1892年、1893年三年的出书数量都以1895年的11本计算，则1895年以前广学会共出书225种。1894年的16种书中，宗教类为10种，占62.5%；其他史地等6种，占37.5%。1895年的11种中，宗教类7种，占63.6%；其他4种，占36.4%。这说明在1895年以前，广学会出版的书籍主要是宗教类的。这种状况在1895年以后有很大改变，在1898年出版的53种书籍中，宗教类有16种，只占30.19%；而其他史地、科技类书籍有37种，占69.81%；这与王树槐的估计较接近。1897年以前，广学会出版的主要书刊情况见表2-2。

表2-2 1897年以前广学会出版物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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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中的这些书刊中，影响最大的书籍当为《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杂志为《万国公报》。《泰西新史揽要》叙述了19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史和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称此书为“西史中最佳之书”。实际上，《中东战纪本末》是《万国公报》上连续发表的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各种报道的汇编。自1896年4月问世后，不断再版，直至1916年才告绝版。总之，1895年以前整个西人在沪的出版机构除石印翻印的中国古籍外，几个大的出版机构新出的书每年不过十几本，整个出版机构也只有几千本。这一时期除民营机构大量翻刻的中国古籍外，教会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绝大部分是宗教类的，占总数的80%以上；科学书籍中，主要是自然科学书籍。1895年以后，宗教类书籍大大减少；科学书籍中，社会科学书籍的比例明显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