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节 无奈的回应——官方出版机构在都市的建立就全国来说，戊戌以前的出版业，除西方传教士和外商经营的部分外，官办出版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895年以后的译书活动，在后面的章节里将有论述，本节主要对洋务运动期间，上海的官办出版机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在沪设立的原因、翻译馆的设置、出书情况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
第二节 无奈的回应——官方出版机构在都市的建立
就全国来说，戊戌以前的出版业，除西方传教士和外商经营的部分外，官办出版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同治、光绪年间，官方大规模地设立出版机构有两次，一次在洋务运动期间，一次在甲午战争以后。这一段时期，先后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官书局有30个(19)，其中绝大部分设于同治六年（1867年）以后。1890年以前及1895年以后设立的官书局，多在边远地区或是译书局。事实上，1895年后设立在边远地区的官书局正是1890年前设局的延续，可统称为官书局，主要出版经史读本等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它们设立的直接导因是太平天国以后，重建封建统治秩序，“振兴文教”的政治需要。甲午以后设立的官书局，则转向为译印西方书籍，可称为翻译官书局；它是在经受了甲午失败的刺激后，一些进步官员为救亡图存而兴办起来的。在上海，无论是第一次设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还是第二次兴办的大同译书局和南洋公学译书处都是以翻译出版外国书籍为主，这与它特殊的环境有关。1895年以后的译书活动，在后面的章节里将有论述，本节主要对洋务运动期间，上海的官办出版机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在沪设立的原因、翻译馆的设置、出书情况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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