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影响
对于翻译馆的影响，我们可从其设馆本身及馆出书籍两个方面来看，而在谈论这些影响时，我们必须把它放置在具体的坐标中加以考察。从纵向上说，它处于中国被迫近代化的历程中的初始位置；从横向上说，它是洋务运动期间所有官办出版机构的其中之一。设立翻译馆翻译出版书籍，而且多数是军事方面的书籍，这在后人看来为“逐末”之举，未触及我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且，无论是馆内的翻译方式，还是书籍的出版手段，都是非常传统的，无法与以后相比，但在当时，它的设立，毕竟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反映了彼时对西方文化所能认识到的最新高度。而且，翻译馆位于上海这个文人云集、风气开化的特殊城市，更加大了它的影响。“局内之书，为官绅文士购存者多，又上海、厦门、烟台之公书院中亦各购存。”在翻译馆开办的前11年内，就销售书籍31111部，共计83454本。又销售地图及海道图共4774张。此外，翻译馆还不定期编印《西国近事汇编》，“每若干时则印三百至五百本，分呈于上海及各省官员”(31)，同时公开售卖。这些数字虽然对偌大的中国来说是有限的，但就人们当时所愿、所能接受的西学程度来说已较可观。这些不但使翻译馆成为当时广为人知的译印西书机构，也表明，它的成立对西学的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翻译馆与同时期的官书局的比较来看，不管是翻译馆还是同时期的官书局，都和洋务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890年以前创设的19个官书局中，有13个为洋务派官员，如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丁日昌、刘坤一等直接创办。从其创办目的上说，官书局旨在“振兴文教”。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不仅学校书院以及其他官办机构之藏书“荡然无存”，连民间藏书也“悉成灰烬”，造成“士子有志读书而载籍艰于购觅”。在这种情况下，同治六年江苏学政鲍源深上奏，除提出将殿板书籍照旧颁发各学，以及将旧存学中书籍设法购补外，另建议“筹措经费择书之要者循例重加刊印”(32)。于是，同治帝于同年五月初六日谕内阁：“著各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购补并将列圣御纂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33)。如此一来，官书局开始在各地陆续兴办起来。相比较而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则是为了直接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而兴办。虽然，在本质上，他们都为强化“中体”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服务，但两者的途径和方式却不尽相同，翻译馆在强调“中体”时，也在讲求“西用”，而官书局则不然；从出书的种类上说，翻译馆译印的都是西书，而1894年以前的官书局，主要是刊印经史读本，到甲午以后，才开始译刻西学书籍。
从当时官办的译印书籍机构来说，虽非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一家，但专门设置机构、组织人员进行系统翻译西书，则为翻译馆所首创。而且，在当时它不仅是上海，也是全国规模、影响最大的官办翻译西书的机构。另外，把翻译馆与广方言馆置于一地以及馆内设藏书处的这些方式，对后来的出版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上海的不少出版机构自设藏书处，有些学校附设译书处，有的出版机构附设学校，不能说没有受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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