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早期华人民办机器出版机构的规模及其意义
早期的民族机器出版业，既是文化产业，也是上海早期民族工业的一部分。它们是在外资工业的诱导和示范作用下产生的。早期上海外资工厂的出现，不仅吸引私人资本转而投资近代工业，同时也为私人资本直接投资设厂提供了方便。首先，外资工厂冲破了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对私人资本自行设厂的限制，为私人投资机器印刷出版业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其次，外资机器印刷出版业在技术、管理知识等方面为华人民办机器出版机构提供了借鉴。如果“华洋阻隔”，则“虽中土技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90)。但也正因如此，它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必须面对外国商人的强烈竞争。所以，继点石斋之后的华资同文书局、拜石山房、蜚英馆石印书局，投资都较大。同文书局“购备石印机十二架，雇佣职工五百名”(91)，同年设立的拜石山房能与点石斋、同文书局成鼎立之势，盖应与两者规模相当。前面提到的蜚英馆有那么精细的分工，其规模可想而知。当时有人说上海“现在每一个印刷局都雇佣着一百或二百人”(92)。徐新吾《上海近代经济史》中估计到1894年民族印刷业的投资为10万两(93)，以同文书局、蜚英馆、鸿文书局为2万元，其余为1万元计，根据是同文书局1893年失火时损失1.5万元而得出。事实上，据《徐愚斋自叙年谱》说，这个数目是同文书局得到保险赔偿的金额，实际损失当不止此数。这样较大规模的投资，不仅使之在与外商的竞争中站住了脚，而且使他们所印书籍质量还有胜过外商之处，清人姚觐元在述及同文书局时说的“历观全局用西法，而仍以墨印，较之点石斋胜多多矣”(94)就是一个明证。这种较大的规模，不仅使我国民族出版业得以生存，而且一开始就呈现出不凡的发展态势，这对于印刷技术的改进也不无裨益。我国后来印刷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民族出版业逐步发展，到20世纪初取代教会出版业和官办出版业而成为出版业的主流，与此皆不无关系。
民办机器出版业的发展，也吸收了都市大量的人员就业，从上面的叙述中，仅同文书局就有500人，其他几个大的机构也都有100人至200人来看，单是这几个机构已吸收了几千人就业，如加上铅印出版机构和过去一些老书肆的扩大，吸纳的人数当更多。就业机会的增多，更能吸引外地人大量来沪，以后来沪的大量移民，虽原因各别，但沪上大量的就业机会始终是都市永恒的魅力所在。另外，这些出版机构大量翻印中国传统古籍，“印成中国著作数百千种”(95)，大到“《二十四史》、《图书集成》、《全唐诗》等，下至应试、干禄之所需”，确可谓“汗牛充架之巨帙”(96)。而且这些书价格便宜，对于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益处非小。还有一些原版书已散轶，由之翻印而得以保存，这也为今后的科学和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1页。
(2)《出版史料》1990年第1期。
(3)叶斌：《上海早期传教士麦都思》，《上海研究论丛》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4)关于墨海书馆的迁址时间，有说1845年，有说1861年。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65页云：“1845年英租界开辟以后，伦敦教会购进山东路一段为基地，墨海书馆于1861年从大境地区迁至山东路麦家圈（福州路以南的山东路一段）”。1845年的山东路还很偏僻，这时迁移的可能性不大，60年代以后，此地日益繁华，这时迁移至此的可能性较大，故这里采1861年说。
(5)王韬：《弢园老民自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6)胡道静：《印刷术“反馈”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
(7)叶再生：《现代印刷出版技术的传入与早期的基督教出版社》，《出版史料》1990年第1期。
(8)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188页。
(9)马光仁：《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10)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11)包括19世纪80年代后来沪经营出版业的日本人。
(12)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1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88页。
(14)《广学会年报》第11次，《出版史料》1992年第1期。
(15)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上册，1973年5月。
(16)《同文书会年报》第1号，《出版史料》1988年第2期。
(17)《同文书会第七年年报》，《出版史料》1989年第3、4期合刊。
(18)宋原放、孙颙主编：《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890页。
(19)据梅宪华《晚清的官书局》统计，《出版史料》1989年第3、4期合刊。
(20)《洋务运动》第四册，第79页。
(2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22)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23)同上书，第141页。
(24)据《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288—289页表统计所得。
(25)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18、19页。
(26)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5页。
(27)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事略》。
(28)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二“建制表”，上海文宝书局1905年版。
(29)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事略》。
(30)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31)以上均见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事略》。
(32)以上均见鲍源深：《请购刊经史疏》，载陈弢：《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五。
(33)《穆宗实录》卷二〇二“六年五月”。
(34)《创建上海江宁七邑公所碑》，《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页。
(35)《吉尔杭阿致冯桂芬书》，《太平天国史料》，第230页。
(36)《忠王李秀成给上海百姓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4页。
(37)鹤湖意意生：《癸丑见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82页。
(38)佚名：《苹湖笔记》，《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39)王步清：《见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546页。
(40)鹤湖意意生：《癸丑见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92页。
(4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中华书局1862年版，第960页。
(42)《上海钱庄史料》，第738页。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二十一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44)鹤樵居士：《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1页。
(45)《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184页。
(46)《柳兆熏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287页。
(47)鹤湖意意生：《癸丑见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92页。
(48)《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9—400页。
(49)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页。
(50)《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第190页。
(51)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9页。
(52)《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79页。
(53)《查明两浙盐务情形折》，见《合肥李勤格公政书》卷四。
(54)《江督何桂清奏》，见《淮南盐法纪略》卷八。
(55)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56)同上书，第90页。
(57)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
(58)《小刀会史料》，第489页。
(59)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页。
(60)《北华捷报》1863年2月21日，见《太平军在上海》，第478页。
(61)《申报》1884年1月12日。
(62)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63)民国《法华乡志》卷一“沿革”。
(64)张大椿：《上海租界年表》，《上海地方史资料》（二），第85页。
(65)工部局华文处译述：《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一卷第64页，1931年。
(66)徐公肃、丘谨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见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67)徐公肃、丘谨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见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68)麦金托什：《在华早期的教会书馆》，《出版史料》1989年第1期。
(69)文化集丛：功能上互相整合的一组文化特质。又称文化丛。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并作为一个文化单位发挥作用。文化集丛通常是以某一文化特质为中心，结合一些在功能上有连带关系的特质而组成的，其中每个特质都围绕中心特质而对于整体发挥作用。
(70)贺胜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58页后注。
(71)《出版史料》1989年第1期。
(72)贺胜鼐曰为《圣谕详解》，见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初编》，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270页。
(73)王汉章《刊印总述》内张静庐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372页。
(74)宋原放、孙颙主编：《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75)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55页。
(76)王汉章：《刊印总述》，《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62页。
(77)《申报》1882年11月2日。
(78)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1927年版。
(79)《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内吴友如所绘“点石斋石印工厂图”下注。
(80)《申报》1882年12月17日，林乐知：《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第554页。
(81)《申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
(82)《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368页。
(83)《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62页。
(84)《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368页。
(85)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86)《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69—70页。
(87)同上书，第373—374页。
(88)同上书，第362页。
(89)《申报》1887年1月13日。
(9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
(91)贺胜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70页。
(92)《北华捷报》1989年5月25日。
(93)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57—58页。
(94)《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1页。
(95)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09页。
(96)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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