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变迁与出书取向的变化

时间：2023-04-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二、社会的变迁与出书取向的变化清末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振荡，为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上海都市化的演进，客观上为上海在清末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当时全国大的翻译出版机构有9家，其中7家是在上海的。估计上海出版的译书数量应占全国出版译书数量的80%左右。也就是说，此间国内的革命书籍几乎尽在上海出版。

二、社会的变迁与出书取向的变化

清末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振荡，为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上海都市化的演进，客观上为上海在清末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时的上海无论是书籍出版量还是报刊出版量都得以空前增长。而且，这时上海的出版物与其出版机构一样，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和多元性。就书籍出版而言，翻译书籍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从1900年至1911年间，我国共译书籍1599种⁽¹⁴⁾，这是就全国而言的。因当时全国大的翻译出版机构有9家，其中7家是在上海的。其他小的翻译出版机构上海更多。估计上海出版的译书数量应占全国出版译书数量的80%左右。按此比例，上海在1900年至1911年间出版的译书数量有1279本。而1899年出版的梁启超的《东西学书目》中收录中国自1840年后半个多世纪出版的译著共计也不过39类，568种。上海在20世纪初的10年间出版译书的数量比全国半个多世纪出版的译书数量的两倍还多，足见上海此间出版翻译书籍数量之众。这些翻译书籍，译自日文、英文、美文、法文、德文、俄文或其他语种的都有，而以从日文翻译的居多。现以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所收1902—1904年间的翻译书籍为例，观察一下此间的译书种类和所译书籍的原本语种情况（表3-1）。

表3-1 1902—1904年间全国译书种类及所据原本情况一览表

（续表）

表3-1为顾书所列全国所译之书，但既然上海这时出版的译书占到全国的80%，应该说从上表是能基本反映上海情况的。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902年至1904年间，出版的大量译著都由日文翻译成中文的，据日文翻译的书籍达321本，占总翻译书籍的60.23%。而从欧美翻译过来的书籍，包括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总共也只占39.77%，这与以前国人主要通过直接翻译欧美书籍介绍西学是不同的。这当然与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国力日趋强盛，中国人想了解日本的愿望日益强烈有关。也因为语言相近的关系，国人为了尽快革新图强以挽救民族危亡，不得不裹起甲午战争中还没有愈合的伤痛，战争一结束，一些学者和进步人士或在国内，或东渡扶桑，或直接翻译日本著作，或由日文转译西方著作。这既是一首无奈的悲歌，又是一首崛起的畅想曲！

需要说明的是，清末翻译的主体也发生了改变。20世纪以前，翻译的主体由外国传教士和少数中国学者构成，以西人口译、国人笔录及润色的方式进行。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统计，1896年以前出版的西学译著，中国人翻译者38部，中外学者合译者123部，外国人翻译者139部。到20世纪初期，翻译的主体主要为中国人，且以国人独立翻译为主要形式。据顾燮光编的《译书经眼录》统计，中国人翻译者425部，中外学者合译者33部，外国人翻译者35部。共涉及中国译者三百多名。在20世纪初众多的翻译家当中，严复和林纾为其中之最杰出者，所谓“译才并世数林严”。严译的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耶芳斯《名学浅释》、甄克斯《社会通诠》等西方名著，影响都很大。严复在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被翻译界奉为圭臬。林纾所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鲁滨逊漂流记》都很有现实价值。有人说：“林氏以古文译西方长篇小说，写景抒情，曲折如意，尤其难得的，原文的幽默风趣，他居然能相应地表达出来，替古文辟了一个新境地。”⁽¹⁵⁾

此间，上海出版的译著涉及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大量的社会科学译著系统而广泛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引进了进化、平等、民主的思想，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形成，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辛丑条约》的签订，打破了人们对清政府的幻想，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上海特殊的政治格局，致使革命书籍在上海大量出版，上海由此而成为宣传革命的大本营。为了能清晰地看出上海在各地出版革命书籍中所占的比例，我们据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¹⁶⁾中所列的图书制成表3-2。

表3-2 1894—1910年间各地出版革命书籍情况一览表

从表3-2可以看出，在所列的115种革命书籍中，上海一地出版的就有51种，占总量的44.35%。如果除去在国外出版的书籍，中国大陆出版的有55种，上海的所占比例更高，达92.73%。也就是说，此间国内的革命书籍几乎尽在上海出版。在这些书籍当中，以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与《警世钟》、章太炎的《訄书》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刘师培的《攘书》、黄藻的《黄帝魂》、金一的《自由血》和黄汉兴的《回天手段》最为有名。

清末上海出版较多的书籍，除了上面的翻译书籍、革命书籍以外，新式教材和小说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至于此时上海出版的各类书籍所占的比例，因书籍总数无法弄清的原因，我们无法准确地分析。但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最大的综合性出版机构，自1902年后其主要经营方向转入出版书籍，所出书籍门类比较齐全。分析商务印书馆1902年至1910年间的出书情况，可使我们大致看出上海当时的出书取向（表3-3）。

表3-3 1902—1910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物分类情况表

注：本表据《商务五十年》中《历年出版物分类总计》（《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75页）中的有关数字制成。

从表3-3中我们可以看出，商务印书馆在1902—1910年间，出版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量最大，达279种，825册，占期间出版总种数的32.25%，册数所占比例更大，占40.40%。文学书籍位列第二，为220种，639册，占总册数的31.29%。书籍的出版量反映着社会的需求，社科书籍出版数量的极大增加，与甲午前自然科学书占绝对优势相比，说明人们对中国社会落后原因的认识水平有了提高，已深知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器物文明上，更重要的是在于制度、文化上落后于西方社会。这样，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有了空前的需求。正因为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社会制度、文化上的差异，也促使国人产生深层次了解世界的愿望。这时的史地书籍出版了102种，居书籍出版总种数的第三位，这些史地书籍主要是介绍西方社会的历史、地理情况的，说明了当时社会的这种需求。文学书籍的大量出版，是市民阶层兴起后，对通俗文化需求的结果。

表3-4 1896—1911年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