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费制度的产生

一、稿费制度的产生

中国古代是无所谓稿费的，那时为人作文，收取的一定实物或钱币报酬，叫“润笔”。这种雅称，是中国古代文人讳言功利的特殊话语表现形式，是古代文人欲得还羞的保护面纱。

作文收受“润笔”之资，约始于汉朝。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就曾“奉黄金百金”作报酬，请司马相如为之作赋，“以悟皇上”。后来，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作文受谢，自晋南以来有之，至唐始盛。”而明末清初考据学家顾炎武在谈到蔡邕的作品时，以为蔡中郎那些为权贵们做的碑诔，“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也认为汉朝已有“润笔”了。如果说汉代司马相如所得润笔还是个别的例子，那么唐代已很普遍。一般说来，唐代宫中文士之俸禄还是非常低的，洪迈在其《容斋续笔》卷十五《唐朝士俸微》中叙述得较具体。之所以这些文人生活得较好，就是他们除俸禄外，还有起草诏书的润笔。如：“韩昌黎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江西观察使许于泉寄彩绢三百匹，亦特奏闻。穆宗诏萧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后，例得贶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¹⁷⁾从上文看，因文受赠的已不是个别现象，而且皇帝对这些宫廷文人作文受谢也能接受，不以之为怪。一般说来，两种文章易得润笔。一是皇帝、官府、朝廷起草文件或著书；二是为权贵拟制碑铭，上面的例子即是说明。后来北宋司马光受命修《资治通鉴》，得到神宗给他的“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等酬劳，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唐代以文获利甚至发财的例子也不少见，初唐诗人王勃就是一例。《唐才子传·王勃》中有这样的叙述：“勃属文绮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然不甚精思。”晚唐诗人温庭筠是唐代“以文为货”的又一典型。《唐摭言》卷十一中载：“开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细行，以文为货，识者鄙之。”

我国古代润笔无定，一般作者地位越高，名气越大，所得润笔越多。韩愈名气极大，作文润笔也就特别高，以至于“一字之价，辇金如山”⁽¹⁸⁾。《陔余丛考》记宋代王寓一个晚上修制文四道，宋徽宗赐润笔计有“紫青石砚一方，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笔一，金华笔格一，涂金镇纸天录二，涂金研滴虾蟆一，贮粘曲涂金方奁一，镇纸象人二，荐研紫柏床一”。这类御用之物品，价值连城，作为润笔，待遇不能不说优厚之极。

明清时期，已见有书稿的买卖活动。王士禛（渔洋老人）就曾打算买下蒲松龄（留仙）《聊斋志异》的书稿。“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既而渔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志之，执不可”。⁽¹⁹⁾至于刊刻好的书板交易更多，如：“曾伯祖恺曾公（原仁），……所著《四书纂要》……刊刻于康熙二十四年……风行六幕，艺苑遵从。版藏适安草堂，偶失数叶，久未刷印。客岁书贾诱族兄以贱值售去，未知流布党庠家塾间，能为我家旧物否。特恐向秀之注南华，竟被郭象有耳。”⁽²⁰⁾观这一时期的一些书肆的活动，这种例子更是俯拾皆是。

虽然这时有了许多书稿的买卖活动，但一般来说，著者不轻易把书稿卖给不熟悉的书商。要是著者死后，其稿为子孙所售，会被视为一种不孝之举，即是到同治年间也仍有人不能接受。俞樾就曾叹道：“镇洋方毓宸，著《毛诗句解析疑》十四卷……用力勤矣。同治四年，余至上海，于同年应敏斋观察署中见其书。时方君已死，其子孙不能守，谋并其姓名而鬻之。问其直，曰洋泉一百二十。余谓敏斋曰：‘卖者不孝，买者不仁。此事君胡与焉？’”⁽²¹⁾虽然这出自一个古文大师之口，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已不具代表性。总体说来，上海在开埠以后，外国报刊公然言利，剥去了中国传统的文人不言利的面纱，上海社会中文人逐利现象的日益普遍，使人们对用文射利现象有了普遍的认同。特别是在上海出版业有较大发展以后，为了争取稿源，付稿酬就成为一种必然。

现代意义上的稿费首先实行于上海的报刊。开始时，文人墨客在报纸上刊登诗词文稿，就像登广告，是要付钱的。随着新闻报纸影响的日益扩大，报纸增加了内容，改变了版面，并且在收到了实际利益之后，开始实行不收费刊登诗文的制度了，不少报纸为广求稿件，还发布告白。如《上海新报》告白曾云；“如有切要时事，或得之传闻，或得之目击，无论何事……均可携至本馆刻刷，本馆分文不取。”《申报》在其创刊号所登的“本馆条例”中也有两条这样的声明：“一、如有骚人韵士，愿以短叶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记事之类，概不取值；二、如有名言傥论，实有系于国计民生、地理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如小民稼穑之苦，附登斯报，则一概不取酬”⁽²²⁾。这种“概不取值”对当时的文人墨客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至少比他们要花费钱财才能雕版付梓强。但后来办报的越来越多，稿源相对紧张，要抢到好新闻，组到好稿子，以扩大本报影响，单靠“概不取值”就不行了。收买稿子，按字计酬，这种现代意义上的稿酬就呼之若出了。到1884年，《点石斋画报》问世后，首次在《招请各处名手画新闻》的启事中提出，每幅给予两元的稿酬，这是最早见到的投稿报刊有润的现象。这个例子明显属于图画稿酬，至于报刊文字稿酬的形成应该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20世纪初，已见有报刊有偿征文的启事。1907年在上海创刊的《小说林》，第一期上登有“募集小说”启事：“本社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篇幅不论长短，词句不论文言白话，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不当选者原本奉还，入选者分别等差，润笔从丰致送。甲等每千字五圆，乙等每千字三圆，丙等每千字二圆。”此年，《月月小说》上的“特别征文”也明确规定：“海内著作家如有以佳什见惠者，望投函本社审定刊登，或酬墨金，或谢书报。”⁽²³⁾三年后，商务印书馆在1910年7月创刊的《小说月报》卷首《征文通告》中的第四款中，明确公布其稿酬标准：来稿“中选者当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酬银五元，乙等每千字酬银四元，丙等每千字酬银三元，丁等每千字酬银二元”。以后，《小说月报》第五期的《本社通告》第四款中又对原稿酬等第略作了修改，为“中选者分为五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二元，戊等每千字一元。”至此报刊的稿酬形式已比较成熟，它的发轫应较此时间为早。

书稿稿酬现见之最早的为严复翻译《原富》一书。1899年严复曾写信给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长的张元济，信中多次提及稿酬问题，其中不乏讨价还价之语。如：

8月8日 “《原富》一书，拟二千四百金……故至今尚未成议也”。（《严复集》）

9月24日 严复致先生书，谓《原富》译稿完成已过半，正托人誊抄。并告以直隶总督裕禄拟开北洋译局，请选其书。严有意将《原富》一书列于其中，“估价三千两，限三年蒇事”。（《严复集》）

10月12、13日 叠致严复书（今佚），拟以两千两银购严复《原富》稿。（11月11日《严复复张元济书》）

11月11日 严复复先生书，谓《原富》稿已答应列入拟办中之北洋译书局书目，估计三千二百两。（《严复集》）⁽²⁴⁾

版税是书籍稿酬的另一种形式。严复就《原富》一书对张元济也提出了版税要求。他说：“此稿（《原富》）既公学以千金购印，则成书后自为公学之产，销售利益应悉公学得之。但念译者颇费苦心，不如他日出售，能否于书价之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他说：“此于鄙人所关尚浅，而于后此译人者大，亦郭槐千金市骨之意也。”严复的要求，张元济答应“以售值十成之二见分”，也就是说给予严复《原富》一书二成版税，这大约是我们近代实行版税的初例。抽版税订合同者，也以严复最早。190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严译《社会通诠》，与严复签订合同，严复与商务印书馆曾订立合同，主要条文有八条，其中一条为：“此书出版发售，每部收净利墨洋五角。其市中定价随时高低，纸、装不同，批发折扣悉由印主之事，与稿主无涉”⁽²⁵⁾。

以上这些做法，在当时是空前的。严复毫无掩饰、理直气壮地诉求自己的劳动所得，彻底改变了几千年来文人羞于言利的心理状况。它是受西方价值观念影响而仿效西方的结果。严复在谈到版税时所说：“外国著书专利版权本有年限，或五十年，或三十年，今此书译者分利，得二十年足矣”，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