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一、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现代企业制度事实上就是现代公司制度。出版业作为企业的一部分，其公司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出版业现代性的增强。所谓现代公司制度，就是依法成立和运营的，运用全部企业法人所有的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从事满足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制造和服务活动，追求赢利最大化和发展长远化目标，承担有限责任，具有一整套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治理机构，以及以资产负债平衡式、独立会计等为主要管理内容的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制度。20世纪以前，上海出版业中的个体出版机构事实上是“人资合一”的出版企业，个人既是出资者，又是经营者，它是一种独立治理、独立经营并承担着债务的无限连带清偿责任，当然也独自享有企业的赢利的企业制度。另一种合伙投资的出版机构，它也不是法人企业，而是自然人企业。他们合伙治理、共同经营，每一个合伙人都有权代表企业从事经济活动，每一合伙人都是另一合伙人的代理人。每一项重大决策和业务执行，每一位原有合伙人的离去和新合伙人的接纳、出资份额的转让、合同新资金的进入都需要得到所有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每一个合伙人均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企业是根据合伙人自愿签订的合伙契约设立的，企业中的个人信用性质很大，“人合”因素大于“资合”因素。它们共同的缺陷是资本流动受到限制，面临风险很大，不能适应投资大、规模大、竞争大、风险大的出版活动。随着公司制度在西方殖民者炮舰护送下东渐中国后，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设立了中国第一家未以“公司”为名的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中国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后来，王韬、钟天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梁启超等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都对西方的股份制公司制度进一步作过介绍，上海的股份制企业层出不穷。股份制企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政府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公司律》，以后又相继颁布了与之配套的《破产律》、《商标局法规》、《银行注册法》等法律。在此影响下，上海出版业中的股份制企业开始出现。1903年11月至12月间，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⁵⁴⁾这家1897年由几人合伙投资的企业，受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响，适应自身扩大经营的需要，首先在上海出版业中使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除商务印书馆外，民国以后上海最大的几家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都先后采用股份制公司的形式。现就上海这5家大的出版机构改组为股份制企业的时间、资本情况列表如表3-5。

表3-5 上海5大出版机构建立股份制公司情况一览表

注：本表据有关文献材料和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的老人回忆材料综合编成。其中，“改组成股份制企业时间”一栏的时间为实际成立时间，不是注册时间。

关于中华书局呈请工商部注册和被工商部批准的时间，材料记载不一。王震的《陆费逵年谱》中谓：1913年6月，中华书局呈请注册，1913年6月30日，工商部批准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按：当为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存案，发给执照。《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的《中华书局注册登记表》载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时间为民国二年（1913年）四月二十日，注册时间为民国三年（1914年）七月二十一日。此处以《中华书局注册登记表》中记载的时间为准。

20世纪以后上海的出版机构，在建立股份制的过程中呈现着如下几个特点。其一，都经历着从业主制或合伙制企业向股份制企业的过渡过程。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这5家大的出版机构除世界书局为沈知方一人独自创办，属业主制企业外，其余4家开始都是合伙制企业，而后走向股份制企业的。各个企业经历这个过程的时间长短不一。商务印书馆从1897年建馆，到1903年建立股份有限公司，经历了6年的时间。中华书局为一年多，大东书局为8年，世界书局为4年，开明书店为两年多。在这5个出版企业中，以大东书局经历的时间为最长，达8年之久，而以中华书局经历的时间最短，只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每个企业经历时间的长短，是由其本身业务发展的需要决定的。更确切地说，都是在教科书取得一定成就以后，才开始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商务印书馆起始制作一些小的印刷业务，合伙制的形式还能满足其融资和管理的需要。在它趁着晚清新教育发动，对教科书需进行较大改变的时机，编印的《最新教科书》独步一时以后，业务量迅速壮大，到1903年，日本金港堂准备在上海发展时，商务感到了压力，决定吸收日本资金，同时吸纳国内资金，成立股份制有限公司，以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中华书局是在料定清政府必然灭亡，旧的教科书一定被淘汰的情况下，编撰出版以“我国旗、分无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这种体现着爱国思想和民主精神的崭新姿态的《中华教科书》而一炮打响的，面对始料未及的企业的迅猛发展，不得不很快采用股份制企业的形式。正如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所说：“中华书局草创之时，以少数资本，少数人力，冒昧经营，初未计及其将来如何。开业以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之难，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营业之基础立于是；然大势所迫，不容以小规模自画矣。于是该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⁵⁵⁾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都是在挤入教科书市场，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改组为股份制有限公司的。它们都是在上海都市化演进的过程中，为满足企业扩大经营的内在需要，而走上现代企业制度的。

其二，大力发展企业职工和对企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人入股。这些企业在招股时，为了企业发展和管理的需要，也为了调动各方面的能动性，尽可能地吸纳本企业的职工或对企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作者、官员、社会名流为股东。如商务印书馆在正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前的1901年，就开始吸收饱学之士、戊戌政变中被革职的进士张元济和上海闸北纱厂老板以及与日本三井洋行上海支店店长山本条太郎有很深个人经济关系的印有模入股。前者使夏瑞芳扩大出书业务、组织编辑部的希望能够实现，后者直接促使了商务后来与日本的合资。1903年的新增股东中，就有当时的著名翻译家严复和谢洪赉、书业界著名人物沈知方等。严复的股本到1910年有27400元（包括升股和增股），共占当时商务印书馆总股本的3.48%。1905年2月更是明确规定，将增资10万中的3万多供“京、外官场与学务有关可以帮助本馆推广生意者，和本馆办事之人格外出力者”认购。商务的股东或利用他们的学识，或利用其资金，或利用其影响力以推动其业务的发展。这以后加入的股东中，有当时对普及实学有较大贡献的郑孝胥、罗振玉，学业上很有成就的王国维，当时的著名翻译家伍光建、林纾，其他有名望者还有伍廷芳、宋耀如、叶景葵等。他们的加入，对商务印书馆在书籍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以及资金、稿源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伍光建、林纾成为商务的股东后，其著作、译著就由商务独家出版，商务仅这一点上就获利颇丰。对内为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这时也吸收高梦旦、蒋维乔、邝富灼、陆费逵、包文信、庄俞、杜亚泉、孙星如等职工入股，尤以编译所高级编辑的比例为多⁽⁵⁶⁾。在吸纳著作者和职工入股方面，开明书店尤为突出。开明书店积极鼓励著作人和职工入股。对著作人以应付的稿费或版税抵充股份，招其入股。⁽⁵⁷⁾据徐调孚说：“（开明）以股东、同人、著作者三位一体，作为公司的基础。”⁽⁵⁸⁾对于职工入股，不论金额多少，即使是10元也可以⁽⁵⁹⁾。开明每个同人几乎全是公司的股东，这就大大加深了同人对于公司的兴趣和责任，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

为处理好与官方的关系，对于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人物，各出版机构也用招其入股的形式，招其为股东。开明书店为对付国民党官方，就曾请邵力子入股，并请其做董事长⁽⁶⁰⁾。大东书局就曾吸收陶百川、杜月笙为股东⁽⁶¹⁾。都是借助于他们的影响力。商务、中华、大东还利用在政界有影响力的股东，借助于他们在政界的特殊关系，招揽印钞业务，以缓解书籍发行不景气情况下公司的压力。

其三，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的决策权和经营权的结合。在19世纪上海出版史上，中外合资的也有，但都是外国人掌握着决策权和经营权。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与日人的合资则改变了这种状况，不但成功地吸收日资，壮大了本企业的经济力量，还有效地利用了日本先进的印刷出版技术。更为可贵的是在合资期间，商务印书馆始终控制着企业的决策权和经营权。1902年，日本最大的教科书出版社金港堂主因国内教科书贿赂案发，欲在上海发展。商务印书馆考虑到自身当时的印刷、资金实力都远非金港堂的竞争对手，于是由股东印有模与金港堂堂主的女婿山本条太郎磋商，签订了中日合资经营合同，从1903年10月始，改组为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定资本20万，中日双方各出资10万元。但坚持两条：一、经理和董事是中国人，日本人只能当监察人，董事会开会可以允许2名日本人列席；聘用的日籍顾问或技师，总经理有权随时辞退。此外，1905年以后的增资中，注重多吸收国人股份，打破中日资本一比一的比例，为1914年成功收回日股，实现完全华股打下了基础。这是上海出版史上由中国人完全掌握着主动权的中外合资，这种合作不仅使商务在国内少了一个教科书的劲敌，而且使商务明显得到三个方面的受益：第一，使商务的资金陡然雄厚，很快在1907年有资金建成总厂的新厂房（宝山路45号）；第二，进用一批日本技师，由于他们的指导，商务工人学会了自己原来没有的雕刻黄杨木板、五彩画石落石、照相铜锌版、雕刻铜版等印刷技术，使印刷品的质量得以大大提高，商务也从此成为上海具有全能印刷能力的机构；第三，商务后来编辑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也得益于合资后在编译所担当顾问的日本编教科书方面的专家小谷重和长尾桢太郎。同时，商务印书馆由以印刷为主改为以出版为主，在其整个营业额中，出版占60%，印刷占30%。据清末的统计，全国书籍的营业额约400—500万元，其中商务印书馆独占30%。民国初期，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其中商务印书馆独占40%⁽⁶²⁾。第四，夏瑞芳在1910年卷入橡皮股票事件而使公司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后，能向上海三井银行借资周转，使商务能得以缓冲而逃过此一意外之灾，如果没有这次合资，也是难以实现的⁽⁶³⁾。这些都说明商务在与日人的合资上，确实是获益匪浅的，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正如杨诠在评价商务印书馆与日人的合资时指出：“有人曾以该馆用日资为病，不知中日之合办实业甚多。能如该馆之出污泥而不染，卒收回自办者，何可多得。此正该馆之不可及之处也。”⁽⁶⁴⁾就日方来说，金港堂也确实对商务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当时的合作也只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并非一些人到今天还在说的“文化侵略”。而且，从今天看来，如果不是当时国人整个反帝情绪的高涨，加之同业劲敌中华书局揭出“完全华商自办”的大字牌子，使商务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那么连1914年花那么大的代价收回日股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当时商务正需要较雄厚的资金大力发展业务，以摆脱民国开始在教科书业务上的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