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吸纳都市人口数量的估计

一、出版业吸纳都市人口数量的估计

出版业在对都市人口的作用上，首先表现在为都市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吸纳大量人口来沪。每个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是个变数，不同时期从业人员的数量也不一样，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在抗战前达到发展顶峰；大东书局因为各种原因，却在战后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的三年多动荡时期迅猛发展。但就整个上海出版业的发展来说，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下面我们根据有关史料，对上海出版业鼎盛时期的从业人员作一粗略估计。

商务印书馆：1931年上海各机关职员约1000余人，男女工友3500余人，共4500余人，各省分支局职员工友约1000余人⁽¹⁾。这些数字中，有些人员是未包括在内的。如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改组编译所以后的1924年，编译所人员达240人，这其中就不包括勤务人员在内。所设部门就有31个，其中事务部有11个股，近70人。这么多的部门，是需要不少勤杂人员的。又如其中的百科全书委员会下分6个系，固定的有31人，还有许多临时募集和馆外包件工作的，最多时达一百几十人⁽²⁾。

中华书局：1936年在上海一地有职员660人，印刷人员1000余人⁽³⁾。1937年春，中华书局资本扩充至400万元，规模进一步扩大，仅港沪两厂职工就达3000余人⁽⁴⁾。到1937年，其印刷业号称远东第一，上海的中华书局总从业人员应有2000人左右。

大东书局：自1916年成立到1931年，职员发展到150余人，工人300余人⁽⁵⁾，共有450余人。1946年抗战胜利迁回上海后，以“日出一书”为号召，在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中加入“七联”组织，同时大量出版法律、儿童和翻译小说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印制钞票、证券、税票、书刊等印刷业务的空前发展，规模迅速扩大，上海一地的职工逾千人⁽⁶⁾。

世界书局：其职工人数，朱联保在《我所知道的世界书局》中说：“在1921年到1923年间，全局共有职工100余人，并设编辑所、印刷厂于闸北香山路、虬江路，又设分局于广州、北京、汉口、奉天等处。”⁽⁷⁾这里是否包括编辑所、印刷厂的职工不清楚。但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新书为511种，而当年的中华书局仅出新书482种⁽⁸⁾，两者的机构设置差不多，都是集编辑、发行、印刷为一体的出版机构，中华当时的职工已逾千人，世界书局的职工人数应少不了多少，也即是说，至少到1934年，世界书局在上海的职工数应在千人左右。《上海出版志》第233页云：“书局的上海职工数为100多人，后来最多时达千人”，这里的“后来”时间比较模糊，我认为在30年代前期是可能的。

开明书店：人员较少。在1934年，上海总公司的3个处、所、1个室、18个部、33个科和4个委员会，全部工作人员只有100多人⁽⁹⁾。开明书店一直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初期有专门接排开明出版物的美成印刷厂，此厂虽为开明经理章锡琛的妻弟所办，毕竟不属于开明书店。此厂在抗战初期毁于炮火后，开明就更谈不上有自己的印刷厂了。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单是编辑、发行和管理人员数量当然不会很多，这也正是开明书店职工人数少的主要原因。

生活书店：据邹韬奋回忆，在他出国后的第二年，即1934年，“同事人数由二十人左右突增至六七十人”⁽¹⁰⁾。当然，生活书店是没有印刷厂的。此时，它除有《文学》、《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太白》、《译文》、《生活教育》等风行一时的杂志，还有发行量在15万份以上的《生活》周刊，如要自己印刷，其从业人员的数量就太庞大了。

除以上所举的大书店之外，其他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大书店还有12家，它们是中美图书公司100万元，民智书局50万元，神州国光社40万元，良友图书公司30万元，华通书局18万元，有正书局15万元，汉文正楷印书局15万元，北新书局12万元，现代书局10万元，新亚书店10万元，广益书店10万元，儿童书局10万元等12家⁽¹¹⁾。这12家书店的具体从业人员数字已很难得知，只知儿童书局在增资到10万元后，职工人数达40余人⁽¹²⁾，其他的出版机构我们从其资产中可以得出一个概数。虽然资产的多少并不绝对决定从业人员数量的众寡，但在出版业中，如没有印刷部门，一般来说，资产的多少和从业人员的数量是成正比例的。按资产来说，当时的生活书店只有2万元，这12家出版机构的资产都远在生活书店之上，如以生活书店的从业人员65人（取生活书店六七十人之中数）为这12家书店从业人员的平均数，则共有780人。

1935年，根据上海市教育局所做的调查，上海此时有书店261家，这个数字按其说明中所说：“全市书店，为数不少，本局以人力时间所限，调查不无遗漏”⁽¹³⁾。这不是虚言，上海当时的小书店，许多是“皮包书店”，并没有固定的编辑所和发行所，加上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书店，不少是地下书店，据笔者所考，确有不少当时存在的书店未被列入。即按此数计算，数字也很可观。以亚东图书馆为例，亚东图书馆在上海的40年中，进进出出的编辑20人、发行人员32人，加上经理汪孟邹共53人⁽¹⁴⁾。营业兴旺以后，从业人员为20多人⁽¹⁵⁾，1935年的资产约计为9000元，而当时资产约计在1万元以上的出版机构有69家⁽¹⁶⁾，除去上面所举的18家之外，资产在亚东图书馆之上的还有51家，每家以从业人员30人计算，共有1530人。其他192家出版机构以平均10人计，应有1920人。这样，在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直接从业人员的概数应为4500+2000+1000+1000+100+65+780+1920=11365人。

在计算上海出版从业人员数量的时候，不属于出版机构的印刷工人也应在考虑范围之列。许多出版机构本身不设印刷厂，大量的书刊都送到本埠别的印刷厂，印制这些书刊的那部分从业人员，事实上是上海出版从业人员的一部分。在印刷业中，其从业人员当然不全是为了出版业的。有些是进行账单、产品包装等印刷的，但主要是出版印刷人员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我们在印刷机构同出版机构的同步增长中就可得出结论。1895年以前，上海出版机构较少，这时全上海的印刷机构也不多，到1894年，上海外资印刷机构仅7家⁽¹⁷⁾，本年中，属于民族工业的印刷业，上海也仅7家⁽¹⁸⁾，两项合起来仅14家。1894年，印刷和造纸业两项合计的工人数只有2513人⁽¹⁹⁾。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机构大增，仅1931年《上海商业名录》记载的就有136家⁽²⁰⁾，报纸48家，而这时的印刷机构见诸记载的有294家。这说明出版机构的增长是印刷机构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

30年代上海印刷工人的数量，据1934年上海社会局的调查，在所列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计27类中，工人总数为703713人，印刷出版类工人数为12677人，占总数的1.81%，在27类中居第9位。此次统计，在各类之下又分为229种行业。如印刷出版类分为印刷业、制版业、铸字业、装订业4个行业。其中印刷业工人11195人，制版业585人，铸字业248人，装订业为649人。在229个行业中只有15个行业为万人以上，印刷业是其中之一，居第14位⁽²¹⁾。出版印刷业中的12677人中，当然也包括了前面所计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书局的印刷工人。也就是说，这12677人与前面的出版直接从业人员11245人中有部分是重叠的。那么除去出版业外的印刷工人人数是多少呢？在1939年对上海工人状况的调查中，这样说道：“上海印刷工人的数目，一般说起来，是相当多的，差不多在12000人以上。分布的情形大约是：商务有三千多人，占总数的25%；中华一千多人，其他各比较小的铅印出版合计五千多人；报界500人左右，西商铅印零件三四百人以上；西报一百多人；日商出版、报业、零件共三百多人，华商零件一千多人；彩色石印五六百人以上，日商石印也有一百多人”⁽²²⁾。这12000多人中，据我们计算出版直接从业人员11365人中仅商务、中华、大东、世界的印刷工人总数量不过6000人，其余人数则未包括在内。如以1934年统计的出版印刷类工人数12677为准，则12677-6000=6677人，这6677人应基本属于从事出版业的。这样上海从事出版业的人数应为11365+6677=18042人。需要说明的是，就整个书籍的出版量来说，上海出版业在抗战前达到最高水平，但印刷业则不一样，不少大的出版机构虽然出版书籍大大减少，但印刷方面的业务却加大了，甚至靠印刷业务来支撑其生存。就印刷工人的总数来说，上海抗战以后印刷工人的人数要比战前为高，到1946年11月，上海有印刷厂500多家，有工人50000人⁽²³⁾。

在出版业对都市人口的吸纳上，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应该值得考虑。一是上海有比较成熟的文化市场，书籍、报刊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都发育得相当完善。一批文化人来沪，有相对独立的经济来源，能够依赖市场而生活。单是杂志一项，1936年前后，上海的杂志就有月刊101种，半月刊39种，周刊31种，季刊17种，年刊8种，半年刊8种，旬刊5种，两月刊4种，半周刊2种，计215种⁽²⁴⁾，每种杂志平均每月出16开本50页，则每月的总产量已在1万页以上⁽²⁵⁾。单是每月这1万页的杂志所需的撰稿量已不在少处，更何况还有大量的书籍、报纸所需。1936年，仅内政部登记的上海新出图书有5721种、报纸23种，如按杂志推算，这个数字仅占实际出版数的一半而已。如书籍每种按100页计算，每月上海出版的新书总页数也有近10万页。即便每人一天能写1000多字，一个月当中从不间断，所需撰稿人也需400人左右。这些人中是直接出版从业人员的毕竟是少数。

二是有些是出版业中的股东，但不是出版业中的从业人员。例如生活书店曾有两千多股东，但是出版直接从业人员的极少；还有一些人从出版业中投资获利，而又投资别的行业，这些也是由于出版业的缘故而吸纳都市人口的。

三是出版业中的直接从业人员，用其在出版业中的收入养活携带来沪的家属。这些虽都不是出版业的直接从业人员，但应该说是出版业对这部分人在都市进行吸纳、消化的。就上海行业人员的总体待遇来说，从事出版业人员的待遇是较高的。以出版业中待遇最低的印刷工人而言，工作时间与别的行业相比是较短的，别的行业一般在12小时左右，多的达14—15小时，印刷业一般为9小时⁽²⁶⁾，而待遇却较高。在此把1928年上海部分行业的工人工资列表如下（表4-1）。

表4-1 1928年上海部分行业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一览表

注：此表据《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第265页《上海各业工人每月平均工资统计表》改制而成。

表4-1中除邮务一业外，印刷业的工人在各业中是最高的。即使到1939年，商务职工工资平均50元薪者仍占10%，40元薪者约25%，30元薪者约35%，20元薪者约30%。⁽²⁷⁾另外还有每年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奖励金⁽²⁸⁾。而到每年年末，职员加发24天升工赏，工友加发7天升工赏，而杂役除加发12天升工赏外，每逢佳节各赏给4元。设职工因病请假，医药费由公积金项下拨付，其工资除开始第一日外，余亦由该项公积金贴补2/3，以一月为限。商务职工年龄在30岁以上的，占绝对多数，工人多有妻子儿女的负担，有的还有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等的负担。在“一·二八”前，生活水平较低，工人的收入一般都可维持自己和家属的生活。⁽²⁹⁾“八一三”后，工人的薪资有所下降。但1946年至1949年5月，商务印书馆在营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一般职工每月工资也可买白米3石左右⁽³⁰⁾。即使每人按供养一家3人计，则因出版业而供养的人口为（18042+400）×4=73768人（从有关统计来看，上海每户平均人口为5人）。事实上，出版界编辑及管理层职员所供养的人数远不止3人。如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8月至1937年8月职工的每月工资情况是：总经理1000元，科长级职员300—400元，编辑、编审员150—300元，中层股长级职员100—150元，一般职工30—50元，学生、学徒14—20元⁽³¹⁾。这还不包括各项津贴和奖金在内。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业为都市所吸纳、消化的人数估计应在8万人以上。而全上海1931—1936年间“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总计每年的人口平均数为3490790人⁽³²⁾，出版业所吸纳、消化的人口占当时上海总人口的2.3%。如考虑到这些人在都市的消费情况和出版业所带动的纸业的发展，则人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