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对都市人口结构的改变

三、出版业对都市人口结构的改变

出版业对上海人口结构的影响主要有三：一是由于上海优越的出版环境使不少外埠出版机构和有志于出版业的人向上海的迁移，从而使一批有一定文化的人来沪；二是出版业除本身的从业人员得到锻炼和培训，其文化和技能从而得到提高外，出版机构所附属的许多学校和培训机构也改变着都市人口的素质；第三，大量的出版物更是极大地改变了都市人的文化素质和观念。因第三个方面涉及的面特广，暂不论及，这里我们主要论及影响出版业对都市人口结构改变的前两个方面。

上海优越的出版环境，不断吸引着外埠出版机构向上海的迁移。这种迁移从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如美华书馆1860年从宁波迁来，扫叶山房1880年由苏州而至上海设分号，后改上海分号为总号。20世纪以后，上海都市化的进程加快，上海已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外埠出版机构更是大量向沪迁移。迁移的时间主要集中于20世纪初叶、20年代及抗战以后的1945年、1946年。1902年创立于长沙的群益书社，1907年在上海设分社；1913年由安徽芜湖迁沪的亚东图书馆；1903年创立于杭州的彪蒙书室于1914年前后迁上海；1902年创立于广州的中华浸会书局1920年迁来上海；1921年创办于福州的福音书房于1927年迁沪；1925年成立于北京的北新书局1926年设上海分局，后改上海分局为总局；1938年成立于汉口的海燕书店1940年迁来上海；1940年成立于苏皖边区的华东医务生活社后也迁上海；1941年创于重庆的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5年总公司迁上海；1942年创于桂林的文光书店1945年迁上海；1942年创于桂林的耕耘出版社1945年迁上海；1943年创于湖南的大中国图书局1945年迁上海；1944年成立于重庆的联营书店1945年后迁上海；1941年成立于重庆的国讯书店1946年迁上海；1942年创于重庆的作家书屋1946年迁上海；1942年创于重庆的群益出版社1946年迁上海；1945年成立于重庆的希望社1946年迁上海；1945年成立于重庆的大孚出版公司也后迁上海。

除这些出版机构的迁移随之而来的许多文化较高的人之外，还有一些文化较高的人因不同的原因而来沪从事出版业。这些人中有的是因为上海有成熟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政治环境比别处较为宽松，一些较为进步的书刊在此能够得以出版。一些维新人士、革命派及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都纷纷来沪，或创办出版机构，或出版书刊宣传自己党派的主张。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或革命处于低潮时，上海又成为较好的避难所。如梁启超、张元济、邹容、章炳麟、邓实、黄节、于右任、陈独秀、李达、胡愈之、徐白民、毛泽民、夏衍等皆是。为了谋生而来上海从事出版业的如王韬、吴沃尧、李伯元、曾朴、包天笑、徐枕亚、陈乃乾、平襟亚、周瘦鹃、林语堂、张静庐、汪原放、茅盾等一批文人，或自办出版机构，或在某出版机构任编辑，或为书刊撰稿以获取稿费谋生。在1905年科举被废除，文人仕进的阶梯失去以后，到文化出版中心上海来谋生的文人比在此之前要多得多。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化社团组织异常活跃，文学社、创造社、南社、朴社、左翼作家联盟、太阳社、立达学会等文学社团都聚集着各地来沪的文人，如鲁迅、钱杏村、徐志摩、郑振铎、阳翰笙、施存统、巴金、梁实秋、邵洵美、柔石、胡风、胡也频、冯雪峰、夏丏尊、孙伏园、许地山等一批文化人都以各种方式参与着上海的出版活动。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来沪参与出版活动的文化人，不但以其出版活动影响着上海都市人口的素质，由他们所构成的文化人群，本身就改变着上海人口的结构。

上海出版业对上海人口结构的改变，还表现在出版业内部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它所附属学校及培训机构培育的人员更多。当时较大的出版机构都设有图书馆，且规模都很大。商务的东方图书馆（前身为涵芬楼）到“一·二八”事变之前，藏书已有518000册，图片照片5000余种。其中宋刊本129种，2514册，地方志2641种，65682册⁽⁴⁰⁾，为当时全国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比当时藏书40余万册的北京图书馆还多十多万册。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到1949年5月时，已达50万册，其中一般图书（包括中文、英文、日文）36万册，主要图书131500册，地方志20000册，丛书类书50000册，金石书画3000册，报纸合订本105000册，杂志合订本40000册，工具书2000册，教科图书6000册⁽⁴¹⁾。丰富的藏书为内部学习知识、提高文化水平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茅盾、郑振铎、马叙伦等一批人都得益于商务印书馆的培养。高觉敷先生在回忆自己进商务印书馆时的感觉说：“进馆后，我才知道编译所除哲学教育部外，还有国文部、英文部、数理化部、博物部以及东方杂志社、小说月报社、学生杂志社、教育杂志社等，集中了专家、学者近百余人，俨然是一所包括大中小学教育的学术机构……我觉得好像于大学毕业两年多后考入了一个研究院似的”⁽⁴²⁾。商务印书馆1907年录取30多名学徒，“此后每隔五六年招考一批学徒，录取人数一批比一批多，要求的文化水平也一批比一批高，最初只要求小学程度，后来要求中学、大学毕业资格，最后提高到学有专长的留学生”⁽⁴³⁾。这些人在商务印书馆这样的综合文化机构里得到熏陶，很多成为很有作为的人才。知名的进步事业家和作家就有陈云、黄炎培、陈述通、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韦悫、马叙伦、郭沫若、竺可桢、周建人、叶圣陶、陶孟和等。中华书局的编辑人员（包括局外编辑）中，范源濂、徐新城、金兆梓、田汉、张闻天、潘汉年、李登辉、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李平心、张梦麟、张相、桂绍盱都先后在书局内得到锻炼而成为知名人士。另外，东方图书馆还对外开放，为本埠馆外人的学习也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除出版机构内部培育、锻炼出许多人以外，其所附属的机构也培训了一大批人。1905—1925年，商务印书馆就先后开办了小学师范讲习所、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养真幼稚园、师范讲习社、函授学社英文科、东文学社、国语讲习所师范班、国语讲习所暑期讲习班、函授学社算术科商业科、上海国语师范学校、艺徒学校、仪器标本实习所、函授学社国语科、励志夜校、平民夜校等教育培训机构。教育、培训人数有记载的就有13200多人⁽⁴⁴⁾。中华书局在20世纪30年代也办有函授学校，先后设立有国文、算术、英文、日文、商业和书法等科，参加学习的有数百人。大东书局于1931年设有法律函授学社，培养法律人才。其他出版机构中举行多种培训的也不少。有的专门设立读者服务部，为读者提供解答许多他们不懂的问题的服务。当然，这些出版机构举办这些教育培训，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本机构的影响和本版书籍的发行量。其教育培训的范围一般与其出书的方向都直接相关，但客观上对提高沪上人口素质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