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的发展与出版业经营地域的位移

一、都市的发展与出版业经营地域的位移

上海都市的发展从老城厢开始，随着华洋界限的打破，上海许多事业都由南向北迁移。从19世纪60年代，金陵路（公馆马路）、广东路、福州路、九江路、南京路，次第繁荣起来。就整个城市的繁荣地域而言，有学者认为到19世纪末，“北市”的概念逐渐形成，原来的老城厢则降为“南市”⁽⁴⁵⁾，我认为是不正确的。租界的繁荣和老城厢的衰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到19世纪末我们说上海的商业、文化的繁荣，当然是由于租界的繁荣而称之。但“南市”、“北市”的概念则不是在19世纪末形成，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华洋杂居局面的形成就开始出现。至少到19世纪70年代，“南市”、“北市”的局面已开始形成。成书于1876年的葛元煦《沪游杂记》第二卷中“各货聚市”条云：“上海货物皆有聚市之所，如绸缎在抛球场路南及东门内外；沙缎蟒袍在盆汤弄；丝茶栈居二摆渡者多；洋布呢羽在大多数情况下马路抛球场及东门内；衣庄在大东门彩衣街东街；洋广杂货在棋盘街及四马路；古玩玉器在新北门内；眼镜在新北门内；照相楼在二、三马路；钱业南市在大东门外，北市在二摆渡一带；人参药材在东门外咸瓜街；糖行在洋行街；帽铺在二马路中及彩衣街；书坊在城中四牌楼旧教场，城外二、三马路；棉花在东门外一带；米业大东门外大码头大街；木器在紫来街；旧木器在新北门外沿河城脚；竹器大东门外篾竹街；酒馆、戏馆、茶馆宝善街一带居多；冰鲜小东门码头；信局南市咸瓜街，北市二马路；税马车南在小东门外，北在大新街即石路西首；雇内河船北在老闸大桥河下，南在大东门外码头”⁽⁴⁶⁾。这里已很明确地有“南市”、“北市”的称谓了，证明“南市”、“北市”的概念在此之前已经形成，而不是到19世纪末才有的概念。⁽⁴⁷⁾从葛元煦的这段记载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上海当时商业的繁荣局面和布局情况，以及上海当时行业集中非常突出，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不少行业已集中于“北市”，除洋广杂货外，照相这种较新型的行业已集中于此。经营糖业、药材、竹器、棉花等一些传统商业的仍集中在南市。许多行业如绸缎、钱庄、书坊、信局等为南市和北市皆有。这表明这时的“北市”已很繁荣，但“南市”也未衰落。不过，总体上说，“南市”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些行业虽居其中，但也尽可能靠近租界，体现着商业由南而北的趋势。一些酒馆、戏馆、茶馆等饮食娱乐业已集中于北市宝善街一带⁽⁴⁸⁾，所以，有人说“同治年间是广东路发展繁荣的时代”⁽⁴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由广东路而后向北至福州路、九江路等逐渐繁荣。

就上海出版业的经营地域来说，早期当然在南市。咸丰十一年（1861年）吴大澂记及旧书肆、古董铺、笺扇店均集中四牌楼，为愙斋经常驻足之所⁽⁵⁰⁾。一些藏书家还常逛各家旧书店，寻觅收购善本，如归安姚觐元即在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十五，从抱芳阁“购得毛抄《六艺纲目》二册，以雌黄校识，字不甚精，上有宋本及甲字印并毛晋名字，及汲古斋主人印，其直四元。又初印《词学丛书》……直三元。林写《精华录》一元。”⁽⁵¹⁾姚氏还从鲍处《图书集成叙目》、景宋刊本《管子》、毛抄《宋人小集》一类孤本名椠⁽⁵²⁾。时人有谓：“沪上书肆日起岁增，不但外洋刊本麇至，而累朝有用之书，及乾嘉诸老各种著述，向未刊行者，时时层见迭出”⁽⁵³⁾。这表明直到1961年，南市四牌楼一带的包括书业在内的商业是较为发达的。传教士早期在沪设立的墨海书馆（1843年）、美华书馆（1860年）两个出版机构，最先设立的地点也都位于南市，墨海书馆在县城北门外的大境地区，美华书馆设在东门外，表明南市此时还是经营书业的首选之地。事实上，在1860年以前北市也只有于1845年由大境地区迁至麦家圈（英租界山东路口）的墨海书馆。也就是说，此时上海书业的经营区域集中在南市。到19世纪70年代，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上引的葛元煦书中已说：“书坊在城中四牌楼旧教场，城外二、三马路”，这时书业已有两个相对集中的地区，一个在四牌楼，即今上海南市区光启路以东、东街以西的地方。另一个在二、三马路，即今九江路、汉口路一带。表明上海出版业已出现“南市”、“北市”共分秋色的局面。这时在南市经营出版业还有不少，南市地域对于经营书业者来说仍有一定的吸引力。直到19世纪80年代，这种状况还存在。这从一些出版机构的设立情况可以看出。扫叶山房1880年在上海设立分号，首先就设在南市彩衣街。创立于1880年的文瑞楼、1883年创办的千顷堂书局及1886年创办的校经山房，开始也都设于南市。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业集中于北市，南市书业已完全衰落。上面说的扫叶山房开始设北号于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原设于南市的文瑞楼、千顷堂书局都迁往北市，两者均迁往河南路以东的九江路上。这时，上海出版机构主要集中于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和福州路及麦家圈（山东中路、福州路）一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上海华商名簿录》中所登录的64个出版机构中，位于河南路上的20家，福州路上的15家，山东路上11家⁽⁵⁴⁾。大致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版机构逐渐集中于河南路以西，福建路以东，汉口路以南，广东路以北的区域，主要集中于河南路、福建路之间的福州路一带。据1935年《上海书店调查》中的261个出版机构统计，有40家位于福州路上，还有很多河南路、山东路、山西路上靠近福州路的出版机构。1939年5月，上海的245家书店中，就有92家在福州路上⁽⁵⁵⁾。1948年《上海市书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中的604家出版机构，位于福州路上的有69家。如加上临近福州路的共有100多家。许多书局都是纷纷迁入福州路或在这条路上设立发行所的。在这条约200米的路段上（河南路与福建路之间的福州路），有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河南路口，今中国图书公司址）、黎明书局（今254号）、百新书局（今260号）、开明书局（今268号）、作者书局（今271号）、新民书局（今274号）、博文书店（今277号）、文怡书局（今291号）、文化书局（今297号）、大东书局（今310号）、大众书局（今320号）、独立出版社（今331号）、世界书局（今390号）、益新教育用品社（今401号）、科学仪器馆（今406号）、儿童书局（今424号）、三一画片公司（今432号）、受古书局（今442号）等。如此多的出版机构，“文化街”之称号可谓不妄！另一个书业较为集中的区域在苏州河以北四川路一带，20世纪30年代，除有商务印书馆分馆外，还有新知书店、群益出版社、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水沫书店、天马书店、春野书店、南强书店、大江书铺、湖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文化书社、文华书局、祥记西书社、教育书局、光华书局、华侨图书公司、蒋春记书庄、中华图书集成公司、虬江书店、内山书店、受古书店、公道书店、刘德记书庄、经济书店等二三十家出版机构。抗战胜利以后这一带的出版机构更多，据1948年《上海市书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所登地址统计，有44家，称它为第二条文化街应当之无愧。此外，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也有不少，1948年有17家之多。

总体上说，上海出版业的经营地有两个走向，一从南市开始，逐步北移至河南路福州路、九江路、南京路；二是由河南路以东向河南路以西发展。最后集中在河南路、福建路之间的福州路地域。这是就出版机构的集中趋势而言的，事实上散布在别的地域的出版机构也很多。即使商业相对落后的南市，也一直有新的出版机构在此建立，或原设立在北市的出版机构，为扩大经营，在此也设立分号，特别是一些经营古籍的书庄更是如此。1918年《上海商业名录》中就有大声图书局、文池堂、文胜堂、文华斋、文汇图书局总发行所、江东书局、存古斋、沅记书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