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内系列反事件为例

社会冲突性议题的媒介建构与话语政治:以国内系列反“PX”事件为例⁽¹⁾

夏倩芳　黄月琴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急剧变迁的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体制的持续转型，造成了社会“结构失衡”和“阶层断裂”(孙立平，2003，2004)，大量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断出现、积累和再生产，规模化的群体性事件、集体抗争事件在各地不断爆发，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着种种结构性风险和挑战。社会学者刘能(2008)指出，这些风险与挑战分布在“自然—社会”和“国际一国内”两个轴所组成的四个象限内。其中，环境污染危机、贫富两极分化和福利不足、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管理体制、腐败和地方治理危机等，是引发国内利益冲突性事件和集体行动事件的最主要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也指出，威胁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环境风险、不利的经济契约关系和针对权势者的泛化的社会怨恨正成为这类社会冲突事件不断增长的主要诱因。

在这些冲突性事件的表象背后，一个全方位的利益博弈格局正在中国形成。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固化(孙立平，2006)以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型资源分配机制的初步建立，国内社会群体利益已经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局面已经出现。当社会经济事务涉及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时，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不断进行博弈和互动，特别是当国家部门和地方政府也已由过去的利益承载者或利益超越者转变为直接利益主体参与博弈的一方时，一个更加复杂的纵横交错的利益博弈局面已经出现。由于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不同，拥有社会资源的不等，不同社会群体在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上表现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分。社会弱势群体不仅缺乏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和生活机会，往往也缺少掌控话语论述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可以近用的公共话语平台，因而在遇到利益受损或社会不公时，就缺乏体制化的风险与利益表达渠道和公正有效的博弈制度框架，往往不得不借助于群体和规模的力量，进行集体维权和自我救济;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民众还可能越轨于体制之外，选择暴力性冲击社会秩序的方式进行群体性泄愤，甚至发展为更加规模化、组织化的社会运动。

许多学者一方面呼吁正确看待这些社会冲突，应将社会冲突视为社会体制正常运转和自我调适的必不可少的因素，避免仅看到它们的“反结构”、“反功能”含义(科塞，1989;达仁道夫，2000;特纳，2006)，而过度政治化处理或暴力压制这些社会冲突性事件;另一方面呼吁应该建立多元化、体制化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为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行动提供公正有效的制度渠道(孙立平，2006;李培林，2005;于建嵘，2008)。在这其中，大众媒介系统被寄予厚望，被视为引导和化解社会冲突的建制性渠道中的重要一环。因为大众媒介在社会结构中可以发挥国家与社会关系联结、民意沟通、舆论监督的重要功能。中国大众传媒历来以党和政府的宣传喉舌为己任，但在社会冲突和利益博弈时代，人们期待媒介报道更加多元，媒介立场更加公正，更好地为公众提供信息传播服务，更切实地为不同社群所近用，特别更应为社会资源和话语权都相对匮乏的弱势群体代言和赋权。因此，在国内冲突性事件频频发生的当前，大众传媒如何报道、如何建构这些社会冲突性议题，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十分敏感的问题。媒介的报道框架、所采用的消息来源结构以及话语基调等往往都对议题的走向、问题的定性和事件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大众传媒如何建构社会冲突性议题，历来是媒介社会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社会冲突性事件所形成的场域往往是一个社会权力的竞技场。新闻报道即是这个竞技场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各种立场和利益诉求主体、各种言说者和行动者在其中相互角力成为消息来源，采取各种传播策略吸引媒体注意，以使自己能够在媒体上发声。他们往往各显其能，围绕媒介展开话语实践，企图架构或形塑媒介的报道框架，对媒介以及大众施加影响，进行话语权争夺和意识形态再造。因此大众媒介对社会冲突性议题的报道以及围绕媒介所形成的话语政治往往可以集中再现社会权力关系的分布，体现一个社会场域内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依附、共生、互构或是斗争、冲突关系，是反映和衡量社会传播资源和传播权益如何分配、如何调适的一面镜子。

本文选取国内2006年至2009年在厦门、漳州、成都、广州等地发生的一系列反石油化工项目事件为例，来考察国内大众媒介对社会冲突性议题的框架建构和话语实践。

受经济利益所主导，亦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中国内地近年来频频引巨资建设大型石油化工项目。特别是由于国内化工原料PX(对二甲苯)短缺，PX提炼项目利润空间巨大，在官员GDP政绩观的驱使下，各地PX项目蜂拥而上。据媒体统计，中国内地各地已经建成10多个石化PX项目，主要分布于沿江沿海地区，这些项目合计产能已达到442.5万吨，另外还有10多个更大规模的PX项目在建或计划建设。这种“大跃进”式的石化项目建设引发各地民众对环境污染风险的强烈预期，民众在缺乏足够风险知识和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的情景下，采取多种集体行动，进行环保抗争，中国社会由此爆发一系列的环境冲突性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2007年的厦门“散步”事件。

2007年6月1日，厦门市上万市民为反对政府在距离主市区仅7公里的海沧区建设800万吨PX(对二甲苯)项目，手绑黄色丝带，打出标语和口号，上街进行集体“散步”，此事产生强烈社会影响，舆论波及海内外。经过持续的多方利益博弈，该项目最终决定迁建福建漳州市古雷半岛。以此为起点和示范，内地社会相继发生一系列反对建设石油化工项目事件。2008年至2009年，厦门PX项目迁址何处的种种猜测不时在福建省内流传，民众对PX污染风险非常焦虑，在恐惧、不公和怨愤心理的作用下，福建长乐市、漳州东山县、漳浦县等地民众以上街、请愿、堵塞港口等形式进行反PX活动。2008年5月4日，在厦门事件的激励下，成都数百市民以白口罩、白丝带等白色物件为标识，上街“散步”，反对政府在距成都市30公里以外的彭州部署1000万吨石化炼油项目;而从2007年至2009年下半年，以人大代表和知识社群为主的广州公众为反对产能规模达2000万吨的南沙石化项目，采取联名提案、集体上书等多种抗议途径，促使官方改变决策，将该项目迁址湛江。这一系列反石化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事件的过程和结果亦有不同，但是它们根源于相似的背景，其核心始终围绕着民众规避环境风险的诉求与政府—企业政治经济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冲突性事件引起国内外媒介的广泛关注。在新旧媒介的不断再现传播与民间社会的演绎过程中，“PX”、“反PX”、“散步”等词汇已突破原有的能指意义，被泛化为民众反污染行动的代名词，又被抽象为集体抗争的象征资源以及进行再组织动员的话语资源，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显见的风险文化符号。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系列反石化事件，不是彼此孤立的个别性事件，而是一组具有内在连贯性的集体行动，甚至可以说，它们构成了一场“反PX运动”。

这些反“PX”事件既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性事件的典型特征，同时又是一组特殊的以环境风险为核心的冲突性事件。环境风险冲突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中的中心问题。贝克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风险所引起的伤害通常是既不确定又不可见，往往逃脱人类的直接感知能力，因而在相当程度上风险依赖人们的科学或社会知识而存在，这意味着风险在知识话语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削减，甚至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由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结成社会强势群体不仅有强大的社会资源吸附能量，还具有相当大的知识和话语的建构能量，掌握着风险的辨识、定义和转嫁的论述权力，为社会制造关于社会风险的主导型话语，从而使这种资源财富和风险分配的反向逻辑不断的合法化。因而，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和社会风险的不平等是相互重叠和互为条件的，掌握着界定风险、论述风险权力的大众媒体，同科学专家、政府等精英阶层一样在风险社会中拥有关键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贝克，2004)。因而大众传媒对社会冲突性议题的风险建构同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权力关系具有同构性，彼此紧密勾连。

本文研究的主旨在于，厦门、漳州、成都、广州等地发生的这些环境冲突性事件是如何进入媒介视野，被“问题化”而成为媒介议程的?大众媒介分别采用了何种框架来架构这些冲突性事件?随着事件的转换和“冲突的行进”，这些媒介框架之间以何种方式进行转换和调整?其中所包含的话语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如何呈现，如何生产和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