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当下中国大陆危机传播中媒体的社会监督与社会协调
据最新研究报告,当下的中国大陆,经济结构的多项指数都处于失衡状况,并呈现由中度失衡转向重度失衡的恶化趋势(7)。即以基尼系数而言,我国已超过国际警戒水平(0.4),并突破潜在危机区的下限(0.45),至今还没有明显降低的迹象。这表明中国处于高风险社会时期,社会结构错动,社会问题凸现,道德规范失序。因为市场机制本身无可避免的“市场失灵”和制度建设滞后所造成的“政府失灵”,酝酿着多重的社会矛盾:贫富差距的拉大,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的加大,下岗再就业的艰难,深层次的贪污腐败等,都引起社会各个利益阶层的冲突加剧。这预示中国社会已进入社会矛盾凸现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与社会危机。近年,中国大陆社会危机频发,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在中国社会现代性构建中,无可讳言,自然存在许多矛盾与问题需要努力克服。在此过程中,应充分扩大媒体环境守望与环境监视的功能,以促进中国社会诸多矛盾与冲突问题的解决,以促进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的良性发展。但是,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如此广大的疆域并同时具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在如此国度内,任何社会矛盾与冲突处置失当,都可能导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况且中国大陆又正处于社会危机的多发期。此期媒体社会危机的信息传播岂可不慎乎?如果我们只是站在媒体自身的立场,主张媒体去充分揭露社会矛盾,去充分履行其监视环境的社会监督职能,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还是有可能加剧中国社会的动荡呢?
我们并不反对媒体社会监督责任的履行,只是在中国社会处于矛盾多发期、矛盾凸现期的特定状况下,主张媒体在履行社会监督职责的同时,也需利用媒体信息传播的优势,努力去协调社会矛盾与冲突,以促进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良性转化。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协调,是否应视为中国社会特定状况下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又一重大的社会职责呢(8)?
危机传播既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形态,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传播形态。它涉及多重利益主体和多重利益关系,还涉及更为复杂的传播背景。危机传播中媒体的社会责任,应置于这种复杂关系与复杂背景中加以具体检视。
【参考文献】
[1]吴宜蓁.危机传播:公共关系与语气观点的理论与实证[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2]程曼丽.论“非典”时期的政府传播[J].北京大学文科通讯,2003(6).
[3]胡百精.公共危机“元理论”与对话范式[J].国际新闻界,2007(12).
【作者简介】
张琼,武汉大学出版社副编审,主要从事法律与新闻出版领域的编辑与研究。
杨雪,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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