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节目的采访策划

四、电视新闻节目的采访策划

选题确定之后，就要采集摄制电视新闻节目的素材。无论是消息类新闻节目、专题类新闻节目，还是谈话类新闻节目、调查性新闻节目等，采集摄制节目素材都是制作电视新闻节目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1.采访时机的策划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事物“火候”的适宜。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二是政治需要的适宜。政治需要新闻报道与其保持同步。具体表现为:新闻报道要符合新闻政策的适宜;新闻报道要符合宣传纪律;新闻报道要符合当前政治形势的需要。三是新闻报道要与受众当前的需要适宜。受众的当前需要，是指受众受民俗、节气、宗教、文化等影响而形成的需要。如穆斯林的开斋节、藏族的古尔邦节等。

2.采访方法的策划

采访方法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采访方法属于新闻策划的范畴，包括采访策略、采访题材、采访路线、采访对象、采访计划、采访步骤和采访手段等。狭义的采访方法，是围绕采访目标进行定位和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主要有显性采访、隐性采访和体验式采访三种。

(1)显性采访

是指“记者在采访中向采访对象公开自己的身份和表明采访目的的一种常规采访方法。公开记者身份和表明采访目的，是构成显性采访两个不可缺少的要素”^[18]。

个别访问、问卷采访、座谈采访、现场采访等都是显性采访的基本方式。显性采访的优点是可以得到采访对象的配合与支持。弱点是，采访对象对记者的采访具有很大的制约性。记者要依靠采访对象了解情况，请采访对象介绍情况，讲解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发表对事件的看法等。

采访对象对记者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一是采访对象愿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二是采访对象对事物的观点立场直接影响到记者的观点立场;三是采访对象能否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直接影响记者对事物的认知;四是采访对象的情绪变化，可能诱发记者与采访对象的矛盾与冲突，等等。这些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采访能否顺利进行，从而影响与制约记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2)隐性采访

亦称为“暗访”，指“在一定条件下，不向采访对象公开自己的身份，不告知自己的采访目的，通过模拟某种社会角色，或是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接近新闻源，获取新闻事实的一种非常采访”^[19]。

电视新闻报道的隐性采访，主要表现为对新闻现场的“偷拍”。记者由此获得的新闻事实，具有“人赃俱获”和“铁证如山”的性质，从而大大增强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隐性采访大多用于揭露和批评性报道，其对象有的是“权倾一方”的官吏，有的本身就是犯罪嫌疑人，或者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为了获得真实的情况，记者不顾个人安危，隐匿自己身份，对其进行秘密采访，其过程本身就有很大的风险性。

(3)体验式采访

亦称“介入式采访”，指记者以采访者和当事人的双重身份直接进入新闻现场，亲身经历新闻事件，体验新闻事实或采访对象情感生活的采访。体验式采访的内涵:一是记者身份的双重性，二是采访过程的参与性，三是采访内容的体验性等。这是体验式采访不同于其他采访的主要特征。

体验式采访的好处主要有:一是有助于记者获得生动的现场材料，对事物产生真情实感，加强对事物的认知;二是有助于记者与采访对象打成一片，拆除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看似无实则有的“玻璃隔墙”，从采访对象那里获得更多、更生动的新闻材料;三是有助于记者扩展写作的空间，形成“体验式报道”，从而增强报道的可信度和说服力，等等。

3.采访路径的策划

一般来说，采访路径可分为现场采访、自上而下采访和由下而上采访三种基本路径。

(1)现场采访

指记者直接奔赴事件发生现场的采访。直赴现场采访的好处是迅速、快捷和直观，是事件性新闻的常规采访方式。现场发生的一切，都可进入记者的眼睛和摄像机镜头，形成电视新闻画面。现场采访还是形成现场报道的前提，现场采访与直接播出结合起来，还可形成现场直播。

(2)自上而下采访

指从上层到基层的采访方式。自上而下的好处是，上层是领导机关、综合部门，既有情况的汇总性和综合性，又有看待事物的全局性和高度性。不足的一面是，上层的情况由于经过层层的综合，具有概括性、抽象性的特点。同时，由于信息几经筛选，又往往容易变形、走样，需要记者反复核实，或实地考察，才能把握事实，确保新闻的真实。

(3)由下而上采访

指先从基层开始，再到上层的采访。由下至上采访的好处是，情况具体、真实、可靠，记者获得的是第一手资料，对于启迪记者的形象思维和由感性思维到理性思考，具有积极作用。不足的是，由下至上的采访，得到的是材料的“个案”，缺乏宏观的比较和全局性的高度。

4.采访步骤的策划

采访步骤的内涵有两层意思:一是指采访的时序性，即任何事物发生、发展与形成都是有一定的时间次序，是先后相连、连续更替的。新闻采访要遵循事物发生、发展时间顺序的规定性。二是指采访的程序性，即在策划方案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具体事项。比方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说的就是事物的步骤性。

采访的步骤性告诉我们，一是作为整体安排的步骤是讲求次序的，只能是一步一步地、按部就班地进行。违反次序，就意味着打乱整体的部署与安排。二是作为策划内容规定的具体事项，不得任意增删的。任意增加是“画蛇添足”，任意删减是“偷工减料”，二者都可能影响策划目标的实现。例如，1997年，中央电视台直播香港回归特别报道，在6月30日至7月1日的采访报道，就是按照事件规定的程序安排采访步骤:

◇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暨特区政府成立仪式(6月30日晚)

◇港督离港(6月30日深夜)

◇人民解放军驻军部队入港(7月1日凌晨)

◇英军营最后一次降旗、解放军驻港部队第一次升旗(7月1日凌晨)

◇红勘体育馆庆祝大会(7月1日上午10点)

电视新闻节目采访是讲求步骤的。从根本上说，电视新闻采访的步骤性是由社会生活的阶段性和新闻报道的时宜性决定的。社会生活的形成有一个从酝酿、产生，到发展的过程。这就是事物发生、发展的阶段性。电视新闻报道反映生活，只能是分阶段地反映，也就是既不能提前反映，也不能滞后反映，即便记者根据已有的知识和已知的条件，对事物作出的预见或判断，也只能遵循这个规律来采访并报道“即将发生”的新闻事实，而不能写成“已经发生的”新闻。

五、电视新闻节目的报道策划

电视新闻报道策划，首先有一个报道规格与规模的问题。

生活中，“规格”一词通常只与形容词“大小”、“高低”搭配使用。其中，与“高低”搭配使用频率较高，如“高规格”，或“规格不高、比较低”，等等。规模，则是指事物所包括的范围的大小。电视新闻报道的规格与规模，涉及报道篇幅的长短、报道的密度数量、报道的栏目位置，等等。

报道规格与规模的策划，是对社会生活认知的定位，即:事件大反应就大;事件小反应就越小。这就是说，新闻报道的规格与规模要与事件的性质相适应。这是新闻报道与社会事件的一般规律。报道篇幅的长短，从根本上说，是由信息的重要性、信息量和受众的关联性三项指标决定的。人为地拉长篇幅，则可能是言之无物，给人以“炒作”嫌疑;人为地压缩篇幅，则可能导致信息流失，受众读后可能产生不解渴、不过瘾之感。任何人为地拔高报道规格，或人为地降低报道规格，都只能是损害报道效果，导致受众产生逆反心理。

电视新闻报道策划，还需要明确以下几个概念:

1.电视新闻报道策划是一个报道篇幅的概念

篇幅的长短是由信息的重要性、信息量与受众的关联性三项指标决定的，即信息的重要性与受众关联程度越高、信息量越多，所占篇幅就越大。反之，所占篇幅就越小。也就是说电视新闻节目只能根据信息的重要性、信息量的多少与受众关联性的程度来决定报道篇幅的长短，即哪些新闻信息只能成为一篇短消息，哪些新闻信息可以成为一篇长消息，哪些新闻信息只能弱化为字幕新闻，哪些新闻信息可以做成一期电视节目，而不能人为地拉长、做大。

2.电视新闻报道策划是一个报道位置的概念

这里的“位置”涉及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涉及栏目，即安排在哪一档新闻栏目播出。以综合性新闻栏目为例，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有《新闻联播》、早间新闻《朝闻天下》、午间新闻《新闻30分》和晚间新闻《晚间新闻报道》四档综合性新闻栏目。此外，还有正点新闻。其中，《新闻联播》是影响最大、收视率最高的一档新闻节目，它的重要程度相当于日报的头版。二是涉及栏目的位置，即在节目中的位置。一档新闻节目有头条、有要闻，还有一般新闻和简讯。头条新闻是当天最重要的报道。

3.电视新闻报道策划是一个报道力度的概念

力度，原是一个音乐术语，指“音乐表演时音响的强度”^[20]。我们借用音乐的“力度”来形容报道的密集度与强度。它包括这样两层含义:一是指在一段时间内某一题材的报道频率;二是指在一档节目里某一题材的报道数量，它包括组合报道或专门为某一报道配发的短评、编后话等。简单地说，报道力度实际上是一个报道数量和报道体裁的概念。

4.电视新闻报道策划是一个报道栏目的概念

不同的电视新闻栏目，其节目定位、信息要素的重心，以及还原、评论新闻事实的方法都是不同的。例如，专题类新闻节目的专题片，谈话类新闻节目与评论类新闻节目、杂志类新闻节目与调查性新闻节目、综合性新闻节目与现场直播节目，在表现事实、还原事实的方式，以及彰显事实部分要素，揭示事物的意义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因此，在策划新闻节目时，要考虑报道内容与报道栏目的适合性。

由此可见，电视新闻节目报道策划，既是一个报道篇幅的概念，又是一个报道“量”的概念，还是一个报道栏目的概念，是集篇幅长度、编排手段、播出方式于一体的综合性策划。

思考题

1.简述我国电视新闻节目的类型。

2.简述消息类电视新闻节目的特征。

3.怎样理解电视新闻的宏观策划、中观策划和微观策划。

4.如何理解电视新闻节目的策划原则。

【注释】

[1]刘习良:《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2]熊高:《采访行为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3]【美】约瑟夫·R.多米尼克等:《电子媒介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4]张振华:《中国广播电视新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5]《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25页。

[6]《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7页。

[7]赵玉明、王福顺:《广播电视辞典》，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8]赵玉明、王福顺:《广播电视辞典》，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9]赵玉明、王福顺:《广播电视辞典》，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10]赵玉明、王福顺:《广播电视辞典》，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11]刘建民:《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805页。

[12]刘习良:《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13]游洁:《电视策划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4]游洁:《电视策划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15]蒙南生:《新闻传播策划学》，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6]《湖南广播电视报》第1342期。

[17]蒙南生:《新闻传播策划学》，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18]熊高:《采访行为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19]熊高:《采访行为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20]《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