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录片分离出来的专题片

一、从纪录片分离出来的专题片

从节目特性上说，专题片本是一种重主题、重表现的节目形态，而纪录片则是一种重过程、重事物重现的节目形态。然而，我国的电视新闻节目，从诞生到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新闻片和纪录片，而没有“专题片”的概念。

“电视新闻片和纪录片是早期电视新闻的基本形式。当时的‘电视新闻’主要是指电视新闻纪录片，根据片长和时效，它可以分为新闻片和纪录片两种，对于重大的宣传任务，北京电视台争分夺秒，全力以赴。电视台不仅实况转播，同时还拍摄新闻片和纪录片，以最快的速度与观众见面。”^[1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电视新闻节目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1979年8月，中央电视台与日本广播协会合作拍摄大型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共15集，每集15分钟)，获得巨大成功。这是我国首次与外国新闻机构合作拍摄电视节目。影响较大的纪录片主要有《话说长江》、《话说运河》、《唐蕃古道》、《共和国之恋》，等等。

从节目形态上看，包括《丝绸之路》、《话说长江》等影响较大的“纪录片”，在创作手法和节目结构是一种“画面+解说”的创作模式，既没有同期声，也很少出现画内音。也就是说，这些节目名为“纪录片”其实就是专题片。

专题片长期被含混在纪录片之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人们对电视这个新生事物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专题片与纪录片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电视节目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以历史客观存在与现实客观存在为前提，强调的都是真人、真事、真景，都是以真实性为生命。二者都强调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排斥虚构。”^[11]即使是伊文思这样的世界级纪录片大师，在他的纪录片作品当中，也不乏有相当数量的专题片。例如，他于1939年拍摄的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拍摄的《早春》和70年代前期拍摄的《愚公移山》等，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专题片节目形态。

二是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我国电视诞生后，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论是新闻片还是纪录片，都受到按苏联模式创建的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深刻影响。在苏联，新闻片和纪录片被称为‘形象化政治’(列宁语)，苏联一些电影纪录片理论家以列宁的定义为基础，形成了一套电影纪录片摄制的完整模式”^[12]。

引发人们究竟什么是专题片、什么是纪录片思考的电视节目是《望长城》。

1988年，中央电视台与日本东京广播公司合作拍摄系列纪录片《望长城》(日本片名为《万里长城》)。这部长达12集、每集片长50分钟的系列纪录片，以全新的结构方式和叙事形式，使人的眼睛为之一亮:主持人作为节目结构主线，以长城作为节目脉络，由主持人带领大家走遍长城东西，从东到西描绘了一幅长城两边人民生活的风情画。^[13]《望长城》的意义，不仅在于拓宽了我们创作纪录片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更新了我们多年来对纪录片的概念、结构方式和叙事手法的认识。

1992年11月、1993年4月和11月，中央电视台分别在北京、浙江舟山和湖北宜昌举行了三次“中国电视专题节目分类与界定”研讨会。与会者对专题片与纪录片的界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要有:“等同说”、“从属说”、“怪胎说”和“独立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专题片上。持否定意见的专家学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根本就没有专题片这种说法。持肯定意见的专家学者认为，专题片是中国电视节目的客观存在，而且是电视界的口头禅，完全取消是根本不可能的。^[14]

研讨会虽然各执一端，但达成了一项共识:即二者同属非虚构的电视节目，统称为“电视纪实作品”。中央电视台举办的这三次研讨会，为厘定专题片与纪录片的概念，让专题片从纪录片中分离出来奠定了基础。

2004年5月，鉴于我国电视新闻事业发展和节目体系建设的成熟，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广州举行了2003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评奖，第一次把纪录片与专题片作为两种独立节目形态分别设奖，分别参评，并明确界定:专题片是以声画对位的解说词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议叙结合的节目。^[15]至此，专题片从纪录片分离出来，正式成为我国电视新闻节目体系中一种能够独立播出的节目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