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元发展与传媒话语变迁历程

第一节　文化多元发展与传媒话语变迁历程

一、1978—1991年:文化的分化与新闻本位话语的回归

(一)社会文化的分化与精英文化的崛起

20世纪70年代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公开发表后引发的“思想解放”思潮，不仅仅是对“四人帮”法西斯行为的批判、清算，也不仅仅是对“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倒行逆施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更有着对总体性社会时期社会文化弊端的深层反思，对人的主体地位、价值与尊严的探究，对与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相一致的新文化形态构建意义。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总体性社会里，所有制的设置、社会资源的配置、社会财富的分配等方面都体现着严格的一元性和政治性，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强制地整合在一起，一切都是权力话语的控制和投射。其间，经济体制上的国有化和计划性，消解着任何独立运作的可能性，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政治的附庸。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组织体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隶属于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之中，个体的行为和独立性被抑制了。而文化的一元性则呈现出明显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在不存在任何其他异质文化成分的环境中，它具有唯一合法化的地位，以致观念、审美趣味都成了高度一致的政治系统的必然延伸。在“文革”反对“封、资、修”的“革命”口号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状态深受影响。与他人绝对一致的外表和生活习惯、行为模式，是保持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本色，求同避异是普遍的文化心理定势。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从1978年开始的思想大解放及随后的改革开放，在克服总体性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克服了总体性社会的文化危机。

从文化的视角看，当时社会文化生成的环境中，有几个因素不容忽视:

一是对“文革”的反思与批判。“文革”对社会、文化、经济造成的全面灾难和深重危机，成为这种“文革”后“中国学术的‘知识谱系’建立的主要历史思想依据”⁽¹⁾。正如《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指出的那样:“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且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正是在这种全面反思，超越禁区的文化氛围中，在文化、文学、艺术、哲学等文化思想领域，一场深刻而又广泛的文化反思与批判、建构的思潮全面涌起。

二是国门洞开，西学东渐。在20世纪80年代，有六套以介绍西方文化、导入西方文化思想资源的丛书影响极大，即: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人民出版社的“三个面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学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统与变革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等等。这些丛书的出版，给当时的社会观念与文化发展带来了一股又一股冲击波。而1985年前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出版与发行更是对当时的“文化热”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套丛书关注西方从古典到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引进，尤其重视德法的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宗教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的译介，从人文主义的价值批判立场出发，对现代化过程中人性、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失落，充满了文化上的忧虑。正是在这些丛书和众多文化机构的努力下，整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导入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资源。从古代希腊的文学、艺术、哲学，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文化，再到现代西方的历史学、哲学、艺术学、文学、政治学、法学、传播学，无论康德哲学、新康德主义，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主义，还是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等等，都先后涌入国门。这批思想资源使得知识分子在中国与西方、传统西方与现代西方的决裂与选择的双重痛苦中，重新锻造自己的批判意识、学术品格和彻底怀疑精神。

三是文化控制自由空间的释放。众所周知，中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而在这次会议的五天前，邓小平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有关“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的论说，则对于这一思想路线的确定及这以后开展思想解放运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邓小平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²⁾正是这样的“发扬民主”的指导思想，使当时的文化控制释放出一定的自由空间。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表了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并引发了持续三年的“人生大讨论”。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青年》突破了某种言论禁忌，让一种不同于统一口径、不同于主导文化要求的声音得到公开表达。

就文化的分化来看，20世纪80年代对于总体性社会文化危机的克服是以多元文化裂变的策略实现的。在文化整体格局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大众文化、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不过，在这种一分为三的新的文化格局中，当时崛起的精英文化是作为文化主潮而发挥影响的。

所谓精英文化，是以社会知识分子和所谓文化人阶层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精英主要是指社会为其专门设置知识生产或传播职业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生产者与传播者。精英文化强调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独立性和批判性，强调文化创造与生产的专业性和自由创造性。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根本分野并不仅仅是雅俗之分与高低之别，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它具有导引社会价值、教化大众的文化扩散与传播功能。精英文化价值核心在于强调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专业性，通过捍卫专业的自主性来否定文化的“他为”工具性、实用性和功利性。

虽然20世纪90年代商业消费文化的勃兴，使得20世纪80年代成为精英文化凸现的“最后的辉煌”时刻，但当时的中国文化人能用批判的眼光来表达对国家、对文化和对自身生存的这块土地的挚爱，这是思想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初步表现。精英文化的勃兴，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征:

第一，文化本体的追寻。当时的“文化热”似乎并不只是几个文化人的事，而成了整个社会的现象。“文化”在那个时代会成为社会的关键词，源于社会精英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对于文化的自觉追寻。“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恢复高考走进大学课堂的知识分子都痛感没有“文化”，困惑什么是“文化”。尤其是那一批曾经上山下乡、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蹉跎岁月的“知青”，痛感自己被耽误太久，虽然走进了大学课堂，已经取得了“天之骄子”的社会阶层身份，但只不过是认识几个字的青年。“我们知青这一代尤其如此，知青就是没有文化的人，所谓知识青年的意思就是不配叫知识分子，不过是认识几个字但没有什么文化的青年。我们那时都强烈感觉不但自己没有文化，整个中国都没有文化，这个感觉在阿城和陈丹青的访谈中都谈的特别明显。”⁽³⁾正是基于对文化的反思与追寻，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先后经过新启蒙的崛起、主体性探究、新方法探索而显出实绩。

第二，新启蒙的崛起。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学问家淡出、思想家凸现，理想主义与启蒙精神大旗高扬的时代。中国现代历史上有过两次启蒙，第一次启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的思想，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第二次启蒙就是20世纪80年代民间半民间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这第二次启蒙是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是对五四以后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由此上溯到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也就是很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现代化，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有问题，所以用西方文化作对照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的主流。”⁽⁴⁾例如，金观涛等人所著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更注重从历史整体观上去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综合的探索，从而成为传统文化批判的代表性著作。不过，当时的文化启蒙也与世界范围内的人文思想变化有些脱节。新启蒙运动当时面临着世界范围内人文思想领域的知识大变动、大更新，比如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和女权主义的兴盛。对此，新启蒙的主流基本没有理会，而是把目光转向了经典理论，从而造成了一个脱节，这种脱节必然带来肤浅。

第三，主体性探究。“文革”十年也是一个“狠斗私字一闪念”，让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人的异化年代。因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追求人的解放，渴望人性复归，思考人的自由，寻求人的尊严，成了一种潮流。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被几代文化探索者高举起来，成为全社会最引人注目、最敏感、最能激发理性思考又最能寄托浪漫情怀的字眼。“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这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五四’时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息和欢乐。但这已是经历了六十年之后的惨痛复归。”⁽⁵⁾这里凸现的是对人的主体性及其需要的肯定，对人的地位与价值、尊严的追求。这一内生性追求，当与被禁绝多年而又被重新引进的西方文化交融时，立即形成新文化的燎原之势，如尼采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心理学、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等等，固然多属于过去的违禁品，但同时也都是被人们囫囵吞枣地看做高扬了“人”的学说与思潮。甘阳在1984年翻译了一本恩斯特·卡西尔(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的《人论》，销量竟高达24万册，在纯学术书出版中，一时洛阳纸贵。作为哲学思潮的人道主义的话语，在对社会异化现象的反思中，成为不同理论脉络和意识形态脉络的人文话语共同关注的“主体性问题”，并且参差错杂地交织为一个响亮的声音:文学界形象地称之为“大写的人”，哲学、美学界则笼统地称之为“人学”。尽管当时的“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但无论是哲学界还是文艺界关于“主体性”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无疑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全面梳理。美学界的“积淀说”、文学界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艺术界的“对人性的呼唤”，等等，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

第四，新方法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与主体性追寻，也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新方法探索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伴随着一系列西方文化思潮与学术资源的导入，与理论水乳交融的研究方法，也打开了学人的视野。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符号学方法，等等，都涌进了人们的眼帘。特别是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在这一年由“旧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到“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一步向人文科学的领域渗透、延展，极大地拓展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而在1986年出现了“本体论”热，又从“本体论”构架的层面，提升研究方法探索的路径，使文化热潮进一步深化、衍射，进而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本体问题。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艺术本体论)，都引发了人们对于存在与价值的深度追问。

总之，无论是文化本体的追寻、新启蒙的崛起、主体性的探究，还是新方法的探索，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分化阶段的精英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一方面解构了传统的总体性时代的一元化主导文化，另一方面推进了文化的分化性发展。正是精英文化自身的崛起，构建了高扬人的本体性的中国当代高端文化，同时也为新闻本体观念的回归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二)新闻话语本体观念的回归

1978年以前，传媒作为社会动员与整合工具，甚至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功能被不断强化，新闻的功能被严重异化，新闻舆论几乎被“两报一刊”控制，新闻作品背离了新闻的基本要求，笼罩在阶级斗争的“权力话语”之中，呈现出单一化、简单化、经验化、虚假化的特点。

在传媒角色转型的过程中，在文化分化与互动作用下，新闻报道话语逐步摒弃“阶级斗争”的阴影，实现话语转型，回归新闻本体。这一话语回归的过程，开始于新闻改革的悄然启动。1979年3月，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统一新闻界的思想，决定实现新闻宣传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主战场转移的战略转变。1980年，部分人大、政协代表提出制定新闻法的建议。1984年，全国人大成立新闻法研究室，引发一系列以新闻法为中心的新闻改革大讨论。与此同时，“新闻界开始从‘党报本位’理论回归‘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理念，新闻的信息功能得以强化，各大新闻媒体都把时效、信息量和抓重头新闻放在首要地位，特别是广播、电视都注重播出‘正在进行’的消息”⁽⁶⁾。此后，新闻话语回归的进程持续推进。新闻话语向新闻本位回归的标志在于至少有两种新闻生产模式在当时发生作用:依据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专业生产模式和依据宣传规律的新闻宣传生产模式。

如果说，党报的新闻传播还是依据新闻的宣传生产模式在进行的话，那么伴随着新闻本位观念的回归和对新闻价值的重视，一种立足于读者需要，立足于消除读者对于社会生活和环境变化认知的不确定性的新闻专业生产模式开始影响报纸的新闻传播。由于缺乏调查数据和文本分析的支持，我们无法十分准确地指出哪一些报纸、哪一些报道是按照新闻生产专业模式传播的，但是追寻着新闻报道思潮的变化轨迹，依然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批评性报道的重大突破表征着新闻专业生产模式的开始，后期深度报道的勃兴则表征着新闻专业生产模式的形成。

宣传生产模式向新闻专业生产模式迁移的标志之一，是重视新闻传播规律和新闻价值。对新闻传播规律和新闻价值的思考是在主客之争、阶级之争、新闻写作过程的前后之争等争论的社会场域中进行的。尽管当时“左”的禁锢还很强势，但一批探索者们义无反顾地强调新闻传播的真实、客观、及时等新闻传播规律，肯定新闻价值是进行事实的发现、选择和传播的第一标准和最主要尺度。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认为“新闻报道的存在依赖于新闻价值的存在，新闻价值是新闻报道安身立命之本，新闻价值大小则是衡量新闻报道是否‘优秀’的最主要尺度”⁽⁷⁾，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这样指导新闻实践的。例如，对于1984年中部某省优秀广播稿件的评选，有专家就强调“新闻价值”标准应先于“宣传价值”标准，“新闻事实不新”、“新闻时效不快”、“新闻信息不充分”、“新闻表现形式单一”则是当时一些“新闻”稿件的通病。⁽⁸⁾正是这样的理性探索为新闻的专业生产模式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层面支撑。

宣传生产模式向新闻专业生产模式迁移的标志之二，是一批著名的党报职业传播者也部分地认同新闻专业生产模式。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和重视新闻传播规律、新闻价值的社会场域之中，新闻的宣传生产模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宣传纪律固然必须恪守，但向新闻本体的逼近、向新闻传播规律的回归，也是一批党报职业传播者的新闻操作选择之一。例如，穆青与范敬宜等人的新闻观念，代表了当时党报职业传播者的“新思维”。20世纪80年代前期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穆青在努力实现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性通讯社梦想的过程中，也吸收了新闻专业生产模式的部分因素。他的思维受到美国人特克尔实录体纪实文学著作《大分裂》的“撞击”时，立即产生了“实录性新闻”的概念，着眼点则是如何更好地满足受众的需求，加强传受双方的互动。而范敬宜进入《经济日报》时自创的“三贴近”(同中央精神贴得近些再近些，同实际工作贴得近些再近些，同群众脉搏贴得近些再近些)的新闻报道方针，虽然还留有极强的新闻宣传模式的痕迹，但已经看得出对新闻专业生产模式的认同与回归，看得出对受众需要和兴趣、受众利益的重视。

宣传生产模式向新闻专业生产模式迁移的标志之三，是批评性报道的重大突破。1980年是新时期的批评性报道取得重大突破的元年。时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同时报道了发生在1979年11月25日的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平台沉船的特大事故，实现了批评性报道的三个突破⁽⁹⁾:一是突破了对重大事故和重大决策性错误不公开报道的做法;二是突破了对先进典型的缺点错误不公开批评的做法;三是突破了对高级领导干部的错误不公开批评报道的做法。在对“渤海二号”事件公开报道之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披露了山西省昔阳县“西水东调”的劳民伤财和愚蠢蛮干的事实，揭露了“农业学大寨”的虚假性。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披露了时任国家商业部部长的王磊在北京“丰泽园”大吃大喝却只“付的不过是一碗汤钱”的大搞特权的事件，公开点名批评现职部级高官。此后，批评性报道成为重要的新闻传播思潮。据统计，1983年至1985年间，各地新闻传媒报道的有关官僚主义和干部犯罪案件共476件，形成了舆论监督的强大声势。⁽¹⁰⁾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将媒体批评报道的针砭力度推向顶点的是1988年前后，批评报道明显增加，各媒体主要集中批评不正之风，尤其是对“官倒”、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重大案件的披露、曝光。传媒对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批评曝光，极大地释放了新闻传媒建构社会生活的能量，提升了新闻传媒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

宣传生产模式向新闻专业生产模式迁移的标志之四，是深度报道的勃兴。可以说，1985年是中国深度报道的元年。当年获得全国好新闻特等奖的《有胆识的决定——武汉三镇的大门是怎样敞开的》与《中国青年报》在1985年12月连续刊登的《大学生成才追踪记》代表着深度报道正式进入报纸新闻传播的视野。此后，中国新闻界尤其是报坛，刮起了一股深度报道的旋风。直击社会生活的热点、难点、焦点的深度报道，在一时间蓬勃而出，蔚为大观。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等全国性大报和当时发行覆盖全国的《羊城晚报》等报纸，刊发了一大批很有影响的深度报道，表征着深度报道的勃兴，也极大地提升了传媒的公信力、影响力。当我们再去阅读那些代表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闻人职业水准的深度报道的时候，触摸着当时新闻改革的前沿成果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比较完善的新闻专业生产模式的存在。它们不仅恪守新闻传播规律，依据新闻价值规律的要求发现、选择、传播事实，而且“它们以独有的深度、力度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向单一化、表面化的传统报道方式发起了挑战”⁽¹¹⁾。不回避矛盾敢于抓住社会生活的“热点”和“难点”，深入新闻事实的内部挖掘新闻的深层价值，用理性过滤事实展示新闻分析的力量，表现事物连续不断的变化和永无休止的发展过程等正是深度报道所具有的重要特点。⁽¹²⁾这样的深度报道，显然是一种彰显“报纸的良知”的报道方式，是“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智慧的报道”。深度报道的勃兴，表征着新闻生产的模式从宣传模式到新闻模式迁移的完成。

而在新闻语言方面，新闻界倡导新闻要短些，短些，再短些，提出新闻语言要体现“新闻事实”，不能把新闻报道写成常见的“党八股”、“官样文章”，以改变过去“文革”时期在叙述事实的过程中，讲一些空洞道理，空话、大话和假话连篇的宣传话语模式，还原新闻语言以朴素本真、生动活泼。这一时期，消息写作已经形成基本特点，简练，通俗易懂，白描为主。新闻运用白描的手法进行事实叙述，勾勒出事实的轮廓即可，不做过多的渲染。短新闻的出现，顺应了这一写作要求，成为消息题材的新品种。新闻界普遍认为消息只有短了才能满足读者快速阅读的需要，如果写得拖沓冗长，人读之则索然无味。

二、1992—2001年:大众消费文化的崛起与新闻话语平民化

(一)精英文化的断裂与大众消费文化的崛起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各种思潮不断涌现与交锋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激情澎湃的年代，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改革的调整与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迁移等原因，导致一批“知识分子”的改造社会的浪漫追求与理想情怀的破灭和精英文化的发展势头戛然而止。“咀嚼和感受自身存在的焦虑——生命之‘轻’的失落，奉献社会的无奈，以及对真理、价值、崇高的亵渎，成为知识分子内在分化的现实处境。”⁽¹³⁾与此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则是大众消费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追溯这个阶段大众消费文化崛起的原因，有五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不容忽视:

其一，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推动。大众消费文化是一种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形成的前提是社会物质的相对丰富，消费需要的多样化与消费方式的多元化。在一个资源短缺的社会，在一个消费控制的社会是不可能形成消费文化的。尽管伴随着改革开放自由资源空间的释放，包括消费自由空间的释放，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民的消费活动较之于1978年以前，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但消费文化时代的来临，还是在1992年开始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市场经济与消费文化之间具有天然联系。消费者是市场构成的主体之一。正是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消费需求及其追求实现的消费行为，构成了整个市场经济的基石。所谓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充分开发人的消费需要，充分满足消费需要的一种经济制度形态。因此，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必然与消费文化的勃兴相伴相随。

其二，中国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经济总量和国民消费能力极大地提升。如果按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计算，中国无疑依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以来，社会GDP总量一直保持在9%以上的增长速度，生产旺盛、需求旺盛、消费旺盛，大体上是中国市场的总体特征。与此同时，国民的购买能力逐渐提高，消费欲求也明显加强，这一点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群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有学者早在2000年便已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已经变成了对高档音响、大屏幕彩电、分体空调等方面的追求，“新富”家庭开始以名牌服装和私人洋房、私家汽车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档次”和“品位”。“上述变化有理由使我们假定，中国社会正逐步进入消费社会”。⁽¹⁴⁾这一判断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其三，社会中上阶层的消费示范。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开始显现。社会学家李强采用利益群体的社会分层范式对中国的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并根据在工业化与市场化“双重转化”过程中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国民划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群体、普通获益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¹⁵⁾所谓特殊获益群体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获益最大的群体，例如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垄断行业高层管理人员、三资企业管理和技术阶层，市场上的各类经纪人，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以及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巨大利益的国家与社会、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他们是拥有较大的消费话语权、资产话语权、管理话语权的人群。这一特殊获益群体，也即社会的上层。所谓普通获益群体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资源中获得了明显利益的群体。知识分子、干部、党政机构的办事人员、企业中底层管理人员，以及一部分工人、农民，等等，均属于这普通获益群体。这一群体，属于社会中层。所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指的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受到了损害的群体，主要是指下岗职工群体和富裕地区的部分失地农民、大学毕业待业人员等。这些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属于社会的中下层。所谓社会底层群体是指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以下的社会群体，主要包括边远山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城市下岗职工中的生活极端贫困者、贫困农民和在城市中居无定所、无正当职业的农民工等。社会的中上层，尤其是特殊获益群体，具有强大的购买能力，他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一种“炫耀性消费”，或称为“夸示性消费”，并引导着当今社会的消费潮流。正如维布伦所指出的那样:“夸示性消费在城市的煽动力更强，引发的短时效应也更显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城里人更积极地投身于夸示性消费;而且，在互相赶超的比拼中，城里人把夸示性消费的正常标准推向更高，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以更大的支出来表现某种既定的体面规格。”⁽¹⁶⁾可以说正是这种带有炫富色彩的夸示性消费，带动了人们的消费热情，也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

其四，国际消费文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框架之内，逐步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循环圈的关键年代，是加入WTO的重要准备期和过渡期。发达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消费时尚、著名品牌、娱乐产品，大量涌入国内，极大地提升了国人的消费视野，激发了消费欲望。国际消费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点:第一，改变了消费环境。无论是经济特区，还是沿江、沿海开放城市，抑或是中西部的大中城市，伴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扩张的步伐，欧美、日本，以及大中华文化圈发达地区的著名品牌及其产品的角触，伸向了全国各地，成为消费对象。第二，改变了消费观念。伴随着电视传媒的发展和网络传媒的勃兴，全球时尚中心城市的消费观念，几乎可以与策源地同步在中国市场迅速扩散。无论是纽约、伦敦、巴黎，还是东京、香港、柏林，这些消费时尚锋线城市的最新信息瞬间可能成为中国消费市场的观念来源。第三，改变了消费习惯。20世纪90年代，国人的消费完成了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的转型，人们不再仅仅考虑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还重视对产品的直观、感觉、情感、偏好和品牌的象征意义与价值。

其五，媒介广告对消费观念与方式的引导。广告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刺激消费，拓展需要，激发购买欲望。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由于广告监管制度的疏松和执行不力，广告公司与广告主及传媒合谋，导致媒体虚假广告大肆泛滥，使广告传播的负面功能过于张大，进而从强化享乐倾向、宣扬极端消费竞争等消极方面引导了消费观念与方式。回顾那个时期的广告，可以发现，其调动了包括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时装、摄影等几乎所有的艺术手段，向受众展示了一个“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的享乐主义世界，一个以钱为通行证的魔幻世界。在广告世界里，似乎只要有钱，就永远可以买到更新更好的产品，享有更新更好的生活，拥有更新更好的服务。在广告的世界里，人们只看见俊男和靓女，香车和别墅，幸福的表情，浪漫的场景，亮丽的色彩。广告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喧嚣、快乐、炫耀、娱乐、享受的时代;这里的每个人都很独立、自由、放任、潇洒，人的各种欲望得到空前的满足。广告就这样唤起人们的消费激情，煽起人们的消费欲求，纠结成难分难解的“欲购情结”。这个“欲购情结”潜移默化地让大众把名牌商品、高档商品当成现代性的象征;它还把人们的地位、名望、尊严、荣誉，与拥有多少名牌、高档消费品“联结”起来。因此，广告总是刺激、引导、开拓、创造着大众的消费欲望和需求，同时也助长一种消费至上的意识。广告对于受众的消费至上意识的不厌其烦地引导，所产生的负效应就是推动极端消费竞争、强化享乐倾向。广告传播往往要有目的地把某种消费品与特定的消费对象联系起来，突出并渲染消费方式的等级差异。强调消费等级差异就会让受众感到向下跌落的威胁和向上攀比的诱惑，从而更积极地投入购买活动。这样，人的“欲购情结”就会受到空前的激发，就会把地位、尊严与消费品挂钩，成为广告的俘虏，把消费视为提高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在这种怪圈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商品的象征和显示功能，消费失去它的本来含义，成为“比富争奢”的行为。如果广告引导的消费趋势远远超过大多数受众的生活实际状态和经济承受能力，从而助长人们炫耀消费(比富)，那么消费也就变成了浪费了。例如，1996年底，浙江一家服装公司，特制了10套高档西服，总零售价为50万元，其中最贵的一套售价为6.8万元。该企业打出的广告语是“50万元能买几套某某西服”?广告传播开来，社会反响异常强烈，引来众多非议。

大众消费文化的发展，为新闻话语的平民化趋势的彰显，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一方面，它推进了新闻话语的平民化转型，使新闻报道不能不以平民的视点为人们提供信息服务，但另一方面，又导致传媒把受众视为消费者，而致使新闻话语的娱乐化、低俗化倾向抬头。

(二)新闻话语的平民化趋势彰显

所谓新闻话语的平民化，是指新闻报道在内容、主题的选择上持平民立场，倾向于针对同平民利益密切相关、最具现实意义的事实、问题加以报道;在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采用一种平民能够理解的通俗形式，站在平民的立场“代民立言”。这即新闻报道的题材、内容、视点、语言，转移到受众的注意力资源的吸引与整合上，从而体现出明显的平民化趋势。

新闻话语的平民化趋势彰显，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报道的内容，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从传媒的内容来说，对于普通人生活状态和生命价值的关注，知晓权和话语权向平民阶层转移，成为传媒平民化的重要特征。无论是纸媒的新闻，还是电子传媒的报道，甚至是稍后崛起并深度介入社会生活的网络传媒，均是这样。例如，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在早间时段开播，其中《生活空间》版块第一次将记录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作为常规工作，“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吹响了电视传媒平民化的号角。在早间节目尝试成功的基础上，1994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黄金时段开播，舆论监督的常规化、正式化，体现了对于受众知晓权和政治参与权的重视。1996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开办，则使传媒话语权进一步向平民阶层转移;同年，《新闻调查》开播，受众知晓权在深度和广度上更是有了极大拓展。人文关怀和平民意识被各种传媒纷纷引以为价值标准和实践准则。

第二，话语立场上，以平民的视点与需要展开报道。新闻报道不再高高在上，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而是以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态度、平民的感受表达平民的生存现状与生活理想，展现普通人的真实需要。《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报刊的调查性报道就是这一时期的平民化新闻的典型。当时不少的调查性报道，其叙述视角及隐含的叙述者倾向都代表了一种草根本位而非精英本位的话语模式。例如，《羊城晚报》在1994年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肉价居高不下的问题，策划并推出了“追猪报道”:在107国道长达10多公里的“追猪”过程中，记者扮成猪贩子混上猪车，与猪贩子攀谈摸底，目击沿路设卡勒索、治安混乱、生猪市场缺乏管理等种种情况，使其在报道中得以层层揭露。这组报道历时一个半月，共发稿件60多篇，在湘、桂、粤三省激起强烈反响，最终促使了政府的整治措施出台。还有，创办于1998年的《中国青年报》时事评论栏目《冰点时评》，勇于对社会上所谓“热点”、“焦点”进行“反叛”，热衷关注那些“冰”得无人理会的大众和社会角落。《冰点时评》的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其外在形式的特点——纪实风格，大部分报道以记者见闻这种第一人称的形式采写，记者与采访对象在深入交往中体验他们的生活，在面对面的碰撞中深刻洞察他们的心态;对话多，短句多，典型的口语化倾向也是其纪实风格的特征，并为读者所喜闻乐见。⁽¹⁷⁾与此同时，电视新闻节目也纷纷确立平民化、大众化的话语模式。新闻节目从全民唯一的官方发布平台《新闻联播》到关注民情、民生、民意的“民生新闻”;经济节目从传达宏观经济政策到为百姓解读政策，解答百姓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娱乐节目从“阳春白雪”的高雅、严肃文艺到全民狂欢的选秀节目，都表征着电视传媒话语更多地倾向于平民化、通俗化和娱乐化。1993年开播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从一开始就定下基调:尽可能贴近观众。用《东方时空》创始人孙玉胜的话说:“形式上以现场报道为主，内容上关注社会生活，视点由居高临下的指导方式变为以平视的方式报道真正为观众所关注的问题。”⁽¹⁸⁾这个节目时长一小时，前20分钟播报新闻，后40分钟由《生活时空》、《东方之子》、《东方时空金榜曲》、《焦点时刻》四个小栏目构成，是一个新闻杂志式的板块组合。创办者所选择的这条大众化之路，让高高在上的电视走到了公众中间，让大众通过最具权威性的主流媒体重新发现了自身。其“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和“让事实说话”的定位，进一步彰显了电视新闻节目的平民话语立场。

第三，报道手法上，注重解读新闻。记者不再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居高临下，热衷社会改革的启蒙意识培育，而是代民众立言，主动将自己归为平民一员，以普通人的身份观看民生，透视民生。由于传媒生存环境的复杂多变，仅凭客观的报道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往往需要合情合理的评论、分析和解释。以电视节目为例，从1994年《焦点访谈》和1996年《新闻调查》等评论性、调查性新闻节目类型出现开始，中国电视新闻类节目便由“客观播报时代”进入“新闻解读时代”，这也被称之为是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第二次浪潮。所谓解读新闻，指的是传媒在对新闻事实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以新闻述评、新闻叙事或新闻播报等多种话语方式呈现节目形态的一种新闻报道方式。这种方式有助于新闻事实呈现的真实可信，有助于对社会现象或问题分析、评判的深入全面，又能形成节目特有的解读方式以确立新闻节目中的品牌价值。自此，电视新闻节目的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电视新闻“传媒本位”理念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实现了话语权从精英阶层向平民阶层的倾斜。

第四，一批以普通民众为目标受众的新闻传媒种群的崛起。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推动下，报纸传媒市场的大众化报纸类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就是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发展脉络的周末报、晚报和都市报的三次浪潮。似乎晚报的黄金岁月是在80年代，但进入90年代以后，至少在都市报还没有问世以前，晚报依旧是最能聚集受众注意力资源的报纸种群。20世纪90年代前期，晚报的数量持续上升。在1990年，全国共有晚报46家，而到1994年就有128家，除了原有的“四大名旦”(《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北京晚报》、《今晚报》)继续保持优势、独领风骚外，还出现了以《扬子晚报》、《钱江晚报》、《深圳晚报》、《武汉晚报》为代表的晚报“四小龙”。而在报纸及报道品质上，晚报也抢占了市场先机成为中国报业市场中的第一批主体。例如，《北京晚报》率先进一步开掘对象读者的信息需要，实施了一系列的创新举措。1990年开始，在《科学长廊》开设《生活中来》专栏，介绍平民百姓关注的各类生活知识。1991年7月1日，该报第一次扩版为4开8版;同年7月6日，《家》专刊停刊4年半之后又与读者见面，设有《幸福家庭》、《名人家庭》、《离休之后》、《人到中年》、《爱河泛舟》、《孩子的心声》等栏目。1994年1月1日，该报第二次扩版为4开16版。从1992年起，《北京晚报》的新闻版面主要有本土新闻(1版)、社会新闻(2版)、经济新闻(3版)、体育新闻(4版)、文化新闻(5版)、国内新闻(8版)，本地新闻、区域新闻占到报道总量的2/3，把晚报的地方优先的惯例传承下来。这样，报纸与读者互动，形成了以本地新闻为主，本地新闻→区域新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的传播价值选择取向。当时，其他晚报也推出了一系列特色化的创新举措，从而适应了读者信息需要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特点，也打造出了自己的报纸特色，例如《羊城晚报》的“粤”味、《北京晚报》的“京”味，《新民晚报》的“沪”味，《今晚报》的“津”味，《武汉晚报》的“汉”味，《扬子晚报》的“宁”味等，极大地推进了报业的地域化。在晚报持续发展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周末报(或省级党报的周末版)繁盛一时。在1990年之前，中国报纸办周末版的并不多，全国只有近10家，到了1992年5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等一批全国性大报、2/3的省市委机关报和1/3的中央部委机关报，都办有各种形式的周末版或星期刊。⁽¹⁹⁾周末报开始是作为各级党报应对市场的策略性手段而问世。尽管党报的订阅并不通过市场，但读者资源的持续流失、发行量的持续下降、广告资源的不断丢失，导致党报陷入逆向发行量螺旋，乃至让一些党报中人感受到“活着，还是死去”的生存困境。特别是伴随着城市晚报的崛起，分属于更高级别的党报，不可能等闲视之、无动于衷，因而由省级党报主办的周末版大规模问世。在日趋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过程中，周末报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分化。周末报的分化大体上是从三个路向展开。一是个别周末报成为公共报纸的先行者。比如，《南方周末》公共报纸的品格的奠定，便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从《南方周末》90年代为左方接手之后，便整个呈现出一种一发而不可收的势态，以一副为民请命的姿势拼命往前冲，以至于90年代后半期，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说法:《南方周末》是‘人民执法报’。”⁽²⁰⁾《南方周末》的这一重大转型，事实上是以背叛周末版的原始初衷为代价的。“在办报取向上，《南方周末》在发展进程中，对其办报的初衷作了较大的改变。《南方周末》由起初的办一份追星娱乐周末报的初衷一改为办一份时政周刊。”⁽²¹⁾大约是从1993年开始，《南方周末》加大了对社会监督和时政批评的力度，促使报纸从全国的周末报中脱颖而出。二是一部分周末报，演变成了都市类报纸。例如《四川日报》的周末版，转变为《华西都市报》，《湖北日报》的《楚天周末》转变成《楚天都市报》，等等。三是一部分周末报难以适应日益变化的报刊市场而陷入一种维持的境地，退回到党报的休闲娱乐板块的原始定位。周末报的发展与分化，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它不仅形成了一种“老百姓满意”的、与传统党报的组织传播媒介定位迥然不同的市场化报纸，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催生了都市报的涌现。在一定意义上，都市报正是从周末报的母体中孕育的一个既不同于传统党报又不同于晚报的新型报纸种群。它的出现，把新闻报道的平民化趋势推向了一个高峰。例如，对于《华西都市报》这一都市报种群的标本报纸，其创始人席文举写道:“《华西都市报》要成为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回答就是一句话，办成一张市民生活报。《华西都市报》的读者对象，就是现代都市的广大市民。”“市民就是《华西都市报》的上帝，《华西都市报》就是市民的公仆。什么公仆?信息公仆。”所谓“市民生活报”即“市民是读者对象，生活是报道内容……选择全体市民为读者对象，是由广告市场来决定的……报纸报道的内容又是由读者的需要决定的”，“急市民之所需，想市民之所想，市民需要什么，我们就报道什么”。⁽²²⁾在“市民生活报”定位理念的指导下，《华西都市报》追求的报纸特点是“大信息量，全服务型，强综合性和可读性”，要办成“信息超级市场”，使读者一报在手而“尽知国事家事天下事”。以《华西都市报》为代表的都市类报纸，在新闻报道方面，突出与市民生活的贴近性，实现新闻报道角度的转型。它们把领导角度变为群众角度，把工作角度变为生活角度，把生产角度变为市场角度，贴近市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开展市民喜闻乐见的报道。而在规模上的扩张，都市类报更是引人注目。从1993年开始，到2000年中国大陆除了西藏外，其余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都办有都市报。2001年4月，全国都市类报纸已经超过200余家;6年时间内，都市报以平均每年30余家的速度递增。显然，这是一个都市报种群的爆发期。一时间蓬勃而出、蔚为壮观的都市报，形成了中国报业史上独特的“都市报现象”，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的“博弈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闻话语向平民化趋势发展的同时，由于话语倾向受到大众消费文化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闻话语的娱乐化倾向抬头和传媒责任的失落。

三、2002年至今:文化的多元化与新闻话语的多元博弈

(一)文化的多元化及冲突

如果说文化的发展与转型，经过了精英文化的崛起、大众消费文化的发展、全球性文化的导入等不同阶段的话，那么今天已经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中国文化形态，大体上有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四种类型。⁽²³⁾所谓主导文化，就是特定时代体现社会各阶层的群体整合、伦理和睦、秩序安定的文化形态。这实际上，也就是社会管理者的文化。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教化性，就是要教育普通的公众，让他们服从于社会的群体整合、伦理规范、秩序安定。所谓高雅文化，就是一种代表社会的知识群体、文化人的个性探索旨趣、社会批判愿望，以及形式探索要求的文化形态。这种高雅文化，一般又叫精英文化。所谓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工业化都市化以来，运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所创造的主要满足都市公众的日常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前提，就是工业化、都市化、社会媒介化。所谓民间文化，指的是来自社会底层，主要借助人际传播的一种文化形态。民间文化跟大众文化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通俗性，受众的大量性。但是，民间文化又不同于大众文化，它不一定存在于都市之中，不一定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它更多的是在中国的乡村，在底层的民众中传播，它更多地利用的是口传媒介，口对口、面对面地传播。事实上，在今天中国社会全球化、民主化、市场化转型的进程中，各类文化形态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融合或和平共处，而是处于一定程度的矛盾冲突之中。文化的多元化是全球化、民主化、市场化三种动力系统合力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官方的主导文化、高雅的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民间文化都在全球化、民主化、市场化三个向度上，形成了本土话语与外来文化话语、威权话语与民主话语、非市场话语与市场话语的矛盾与冲突。就文化的冲突与博弈来看，有三种倾向值得关注:

第一，市场利益的博弈成为社会的常态。“社会由不同的人群的集合体构成。不同的人群的集合体形成不同的结构，一个结构中的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s)就构成一个博弈。”⁽²⁴⁾中国社会经过了20多年的市场培育，社会利益在不断分化，利益主体在不断成长。无论是社会组织，或者个人都已经成长为不同层次和规模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的表达与实现不仅成为社会充满活力的动力，也使社会关系的博弈化，成为基本状态。其表现之一，不仅社会组织的横向关系，变成了利益博弈的关系，而且社会组织的纵向关系也已经合同化、博弈化。即使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传统的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已经开始被“行政合同”关系所取代。例如，随着地方政府可控制资源不断增加和所获得的财力的逐步积累，使得地方政府具备了相应的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甚至公开“叫板”的实力和冲动，因而在政策制定、执行和效果评估过程中，利益博弈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利益博弈的主要方式和途径表现为:一是突出和强调本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影响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决策，争取政策上的优惠;二是重视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积极向中央推荐项目;三是利用各种关系跑‘部’‘钱’进等”⁽²⁵⁾。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果上级政策有利于本地区利益的时候，就不遗余力地“用好”、“用足”;如果不利于本地利益的时候，就可能挖空心思地去曲解甚至抵制，可能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敷衍、政策附加或阻截，甚至出现政策抵制。更严重的可能是一些地方政府置法律于不顾，只以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为行为准则。例如，2006年12月27日，涉嫌挪用公司巨额资金的犯罪嫌疑人被安庆市太湖县政府邀请参加“奠基仪式”，并与县主要领导同坐主席台，把酒共饮。⁽²⁶⁾其表现之二，在社会利益集团与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现象已经出现。例如，2003年春天，陕西延安、榆林地区曾经拥有5500余口油气井的15个县的上千名“油老板”和数万农民，采用司法诉讼、发动舆论声援、组织座谈会、开办网站等方式，联合抵制陕北地方政府收回油气井。这便是利益集团与政府成功博弈的典型事件。为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已经开始进入集团性利益博弈的时代。集团性利益博弈的主体是利益集团。所谓利益集团，即是由一群拥有共同利益的、在社会中占少数的人组成的团体。它们力求通过对国家立法或政府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施加对己有利之影响而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两税合一”、房地产调控、“官煤”整治、油价上涨、手机漫游费调整等重大经济政策的出台过程中，都可以看见利益集团博弈的身影。例如，2005年3月的“两会”期间，“两税合一”的议案没能付诸表决，这也意味着中央政府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努力遭到失败。《华尔街日报》2005年3月9日对此报道说:“这使外资企业暂时赢得了一场胜利。”“两税合一”是一次重要的酝酿时间较长的利益博弈。以财政部、内资企业和部分专家学者为一方，商务部、外资企业以及一些地方政府为另一方。就此政策的实施，已博弈多时。2005年1月12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公开表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已经迫在眉睫，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了。”而在当年1月5日，一份名为《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若干看法》的报告出台，该报告希望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就现有的优惠政策给予外商投资企业5～10年的过渡期，并且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给出一个“合理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率。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外资企业的联合上书，它的出台最终导致“两税合一”改革的流产。⁽²⁷⁾由此可见，当代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已经跨越了潜伏期，正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利益集团不再讳莫如深，它们不再掩饰自己的利益诉求行为，游说行为日益显性化，官员、学者、媒体等都可能成为其游说对象，以获取支持或在其中寻找代言人。同时，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不正当竞争手段等，也增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变数。但总体来看，利益集团的博弈提供了一种意见表达和协商的综合机制，是一种重要的弹性机制，使得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不是通过暴力而是协商的手段，在社会公众和政府之间形成缓冲而避免直接冲突，而且它还是重要的信息传输和社会监督主体，可以促进政治运行机制的完善和政治生活的开放。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利益格局调整的新阶段，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存在，关键是要通过法律手段界定其利益边界。

第二，网络草根文化的崛起正改变着大众文化的传播与生成机制。现今，新兴的网络传媒的长足发展，已经使之成为表达民意、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传统的大众文化，往往可能是主导文化或精英文化借助大众传媒实施扩散式传播而直接影响大众文化的内涵与方式。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在《模仿的规律》一书里，将“下降律”视为精英文化影响大众文化发展、流行普及的主要规律。塔尔德认为，下层阶级明显具有模仿上层阶级的倾向，并且由这一事实，必然形成了从社会上层到社会下层这样一个依次而下的社会体系。在这一社会体系中，流行是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由核心领域向平民阶层普及扩散的方式传播的。上流社会成为流行和时尚的信源，且自上而下地实施着瀑布式传播。也就是说，流行时尚必须经过从社会上层到中层，再到下层的纵向传播和同一阶层的横向传播这样两个过程。但是，网络的勃兴彻底改变了大众文化的传播和生成机制。尤其是草根传播的勃兴，成为大众文化传播的“根源”，把社会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影响力大大削减，甚至导致其边缘化。

第三，加入WTO之后的“全球化效应”在中国文化传播领域逐步发生作用。这主要指的是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以后，必须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国际新闻与传播的竞争，整个新闻传媒业的运行规则就要按照WTO的要求酝酿变化。尽管中国在“入世”承诺中，并没有涉及传媒业的核心内容，但是在广告与发行两个领域则有着明确的承诺。这些意味着中国传媒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置身于世界传媒格局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变数。这种变数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行政规制与市场自由调节的对比关系的变数;其二，是在传媒资本市场上，国际传媒登陆中国、境外资本渗透中国传媒资本的程度;其三，现在传媒运作和经营模式的转变。⁽²⁸⁾中国的外商投资法律允许外商在服务业等领域投资，但在《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4条中又明确规定，禁止外资进入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行业。这是“投资领域审查”的有利性原则的体现。东道国进行投资领域审查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引导资本投向本国经济发展最需要的部门，确保其符合本国的法律和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是为了行使国家主权和法律管辖权，排除或减轻外资的消极影响。因而绝大多数世贸的成员国都制定了引进外资的审批制度，并依法设立专门审查与批准外国投资的特别机构，统一行使审批权，以便有效地控制和管理本国境内外国投资。与此同时，这种制度一般会因环境不同作出相应的调整，加入世贸就意味着中国的“游戏规则”要与其他成员国一致，他国的开放也势必影响本国的政策放开。作为加入WTO的回应，新修改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和《电影管理条例》，已于2002年2月1日开始施行。《电影管理条例》规定，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可以从事单片摄制。与此同时，国家还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参与摄制影片。前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曾经指出:“随着加入WTO，对外开放必将进一步扩大，国外大型传媒集团跃跃欲试，先头部队已经登陆，他们凭借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强行市场准入。不能自己办媒介就借我们的渠道;文化项目进不来，就与经济科技合作项目捆绑进入;中央媒体进不去就先进地方媒体;直接投资不允许就通过合资、再合资曲线进入。看来让进要进，不让进也要进，这是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²⁹⁾加入WTO之后，中国要进一步开放文化领域。就新闻出版而言，中国政府已在入世后的一年开放了零售市场，两年之后，则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开放了出版业的市场，而在2005年还开放了广告市场。作为加入WTO之后的“全球化效应”的另外一面，中国的新闻传播法律制度，也已经开始与国际公约、惯例接轨。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权公约》及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责任议定书》三个子公约都已经在“入世”准备期先后纳入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国已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签署参加《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于2001年正式由全国人大批准通过了这两个公约的生效。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中，直接规定了各缔约国政府保护新闻自由的义务:“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³⁰⁾这些国际公约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换言之，保护新闻传播自由已经不是中国政策可以选择或者扬弃的，而是中国的法律体系规定的国家对公民或传媒应该承担的基本义务。加入WTO的“全球化效应”已经或正在改变着中国传媒的运行理念、运行环境和运行规则。

(二)新闻话语的多元博弈

新闻话语的多元博弈，集中体现在新闻生产的宣传化、商业化与专业化的博弈上。在中国的新闻生产过程中，宣传控制、市场驱动和专业约束之间的矛盾互动和宣传逻辑、新闻逻辑、市场逻辑三重逻辑一直影响和制约着传媒的新闻报道，从而构成了2002年以来，中国新闻话语的生产与传播的基本面。

第一，新闻报道的宣传化生产。这里指的是根据党性原则和党的宣传纪律，进行的新闻宣传。“党性原则不仅仅是理论，不仅仅是指导原则，首先是我国的一项制度安排。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打磨，党性原则日趋完善，包括如下要点:1.对新闻媒体定位:所有新闻媒体都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基于这一点，所有新闻媒体都必须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都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令法规和政府的施政纲领。2.党管媒体:新闻媒体主要领导的任命权、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重要资产的配置权、新闻宣传内容的终审权，都在党政领导机关，这是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的。3.为确保上述要求实施，国有资本拥有对所有新闻媒体绝对的控股权。过去，业外资本一律不准进入传媒业。近年来，对经营这一块允许吸纳外来资本，但明确规定，媒体必须控股，坚持国有资本一股独大;任何进入传媒业的单位不得参与管理，更不准干预编辑业务。4.采用行政手段来扶植主流媒体，尤其是党委机关报。除了资金注入、税收优惠、邮发优惠等措施外，最主要是采取行政手段来确保主流媒体的市场占有率。例如，中央主管部门明确规定，中央电视台所有频道各地都必须无条件进入有线网络;各地党委每年都发出文件，规定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要优先订阅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委机关报。”⁽³¹⁾在党性原则和新闻宣传纪律的制约下，新闻报道本身就要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就要树典型，就要指导当下的工作。各级党报、党台、党网的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方式，主要是新闻的宣传生产模式。

第二，新闻报道的专业化生产。这里指的是按照新闻传播的规律，运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进行的新闻生产。新闻生产的专业主义理念，是支持新闻的专业化生产的基本运行理念。在新闻话语的平民化转型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碎片化呈现，使中国的新闻生产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一部分传媒的新闻栏目和版面上，给予了民生新闻相当规模的时段和版面。例如，在广电传媒领域，2002年元旦，吹响中国电视“民生新闻”号角的《南京零距离》在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正式开播，老百姓的身边小事成为镜头关注的焦点。同一天，陕西电视台关注“市民生活—社会话题”的《都市快报》在都市青春频道也正式开播，虽没有明确打出“民生新闻”的旗帜，但实际上成为陕西电视民生新闻的滥觞。此后，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迅速在全国范围形成了“齐放”和“争鸣”的繁荣局面。江西电视台的《都市现场》和《第五社区》、湖南经视的《都市1时间》、南京电视台的《直播南京》和《大刚说新闻》、安徽电视台的《第一时间》、江苏电视台的《1860新闻眼》、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广西电视台的《新闻在线》、河南电视台的《民生大参考》、湖北经视的《经视直播》、西安电视台的《直播西安》和《西安零距离》、昆明电视台的《晚间关注》、陕西电视台的《都市热线》，等等，都是电视传媒民生新闻节目的佼佼者。这一现象，被称之为“中国电视新闻的第三次革命”、“中国电视新闻回归传播本性的革命”。与此同时，2002年以来，还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新闻文本，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例如，《漫长的瞬间》、《南丹7·17事故初探》、《风雨入世路——中国与WTO》、《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的七大黑幕》、《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钟南山:直面“非典”》、《总理为农民追工钱》、《西安宝马彩票作假案》、《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阜阳惊现“杀人”奶粉》、《历史性的握手》、《英雄携手飞天》、《天价住院费》、《广州中山三院发现齐二药厂假药亮菌甲素始末》、《黑砖场里，他们过着“奴隶”生活》、《纸做的包子》、《许霆案判重罪就是酷刑》、《“阜阳钟南山”刘晓琳:我不能看着花朵般的孩子死去》、《首位进入汶川县城记者震中最直观详细描述》，等等，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和职业传播者的良知，使之成为记录历史、传播和解释事实、直面社会生活真实的优秀新闻文本。

第三，新闻报道的商业化生产。这里指的是依据商业逻辑进行的新闻生产。与新闻的专业化生产比较来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或者新闻逻辑要求报道能够尽可能增进公众对于重要事件的了解，还要求报道必须独立、公正、完整，对新闻事实的选择与报道，依据新闻价值规律进行;而新闻商业化生产，或者市场逻辑则要求新闻报道着眼于为投资者获得最大的回报，要遵循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的市场价值规律，按照“注意力”经济的原则，进行事实的选择与处理。据此市场原则，新闻报道所包含的信息，其成本最低，但是能够赢得广告商所需的最大的有效受众群体。新闻生产的专业化与商业化的对立，必然导致新闻报道理念、方式与效果的冲突和博弈。“对于新闻这样一种商品来说，如果新闻部门和新闻消费者遵从市场逻辑，那么，外部因素就是负面的;新闻只有满足了商业标准才得以生产，得以消费……市场规范和新闻规范大相径庭，他们无法联姻，无法生产出健康的自主政府所需要的高质量的新闻。”⁽³²⁾事实也正是这样。传媒基于自身的广告利益诉求，势必会牺牲其专业追求。在新闻产品的报道环节，按照专业主义的要求，就应该进行客观报道，按照真实、平衡、中立的陈述原则，对事实进行不偏不倚的客观表达。然而，按照市场逻辑，势必会出现这样两种境况:一是刊发一定数量的人情稿、关系稿，这已经是当下一些报刊的“潜规则”之一;二是与广告商结成利益同盟，在部分专版的新闻版块结合广告操作刊发新闻。例如，深圳报业集团旗下的《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晚报》、《晶报》的“地产专版主要分三部分:一、新闻版块，包括楼市新闻、焦点热点话题、楼市走势等;二、楼盘及开发商相关报道，属配文性质;三、专题策划及相关地产活动等”⁽³³⁾。这些都是与广告商结合进行的商业化报道。当然，新闻生产的商业化现象，并非是中国传媒发明的，更不是中国传媒所“特有”的。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种新闻生产的市场逻辑，也被不少的传媒所青睐。美国学者约翰·H.麦克马纳斯指出，美国一些传媒处理涉及广告商的报道时，“报纸会删改那些批评强大的广告商的报道，而采用较为保守的内容”，“为汽车厂商作正面报道正成为全国性的趋势”。⁽³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