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断裂与社会断裂

信息断裂与社会断裂
——一个“网络扶贫”个案的研究

段京肃（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李惠民（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王锡苓（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论文摘要：

在全球信息化发展中，中国城市与农村呈现显著的不均衡发展，西部农村的发展水平与沿海地区存在巨大差异；同时，西部农村发展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困境。本文作者在西北农村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互联网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应用模式，并指出，在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中，网络技术与当地社会经济水平、文化环境相适应，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发展。

引言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本案的主要研究者得到了关于台湾著名企业家温世仁先生在甘肃省古浪县黄羊川镇开展的“千乡万才”工程和“网络扶贫”计划的信息，立刻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它同我们长期关注的“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与大众传播的关系”、“知识沟”、“数字鸿沟”等问题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如何尽快地改变落后地区的贫穷状况，是全世界所关注的问题。从20世纪开始，以联合国为主的众多世界组织和众多的国家政府，就将改变落后地区和国家的面貌列入了各自的议事日程，并已经付出了艰辛的代价。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但就全球而言，大面积的脱贫仍然是令人们感到棘手的事情。为此人们提出并实施了各种不同的扶贫、脱贫的方案，“信息扶贫”便是其中的方案之一。

“信息扶贫”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当信息从外界来到一个孤立的社会，它激发了变革。”“在一般情况下，传播发展的某种水平与阶段必须伴随社会发展的某一水平和阶段。没有传播事业的高度和有力发展，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人口、合作、工业化、教育与技能的基础就不可能建立”（施拉姆，1990：41－48）。于是人们设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落后、原始的地方，采用输入现代信息传播媒介和信息传播活动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其核心是跨越传统的工业社会阶段，由农业社会直接进入信息社会。黄羊川就是这样一个被选中的地方。在当初，温世仁眼中的黄羊川是一个“中国原始农业的标本”。他曾经满怀信心地表示，“要在十年内，让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同样达到生活水平同步、知识同步和收入同步。这就是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终极目的”（温世仁，2001）。这一目标对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中国，特别是对中国西部地区来说，无疑具有十分强大的吸引力。设想，如果真的如温世仁先生所说依托网络技术“西部开发十年可成”，那么原来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很大难度的西部大开发就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了。几年过去了，情况到底怎样？互联网的进入给当地社会的发展、给当地人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什么变化？黄羊川所做的事情在中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没有推广的可能和必要？我们开始了研究，并在2004年的夏天在黄羊川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科学的调查。

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概念和相关研究的回顾

关于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相当的成果形成。特别是在联合国相关组织的努力下，对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成为讨论国际问题时的热门话题。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出现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世界交流报告》、《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等代表性的成果，并形成了“发展传播学”学派。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由于传播媒介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社会的分化和断裂的问题，被研究者广泛关注。

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经在媒介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地球村。然而事实的发展却是令人失望的，设计中的“村庄”并没有出现，或者可以说出现的是相反的情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问题委员会提交的名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报告中就曾经指出：“亿万男女无法利用重要的交流工具，这是对传播消息和接受消息权利的嘲弄。”“文盲现象意味着有8亿人类还是二等公民，他们还不能真正充分参加自己社会和世界的活动。”（麦克布赖德等，1981：71）报告中使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说明，世界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全体人类都进入了理想的状态，科技的发展又从新的角度对世界进行了划分，人类仍然生活在不同的状态中。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在1981年出版的《社会学》中也指出：“大众媒介并不是帮助各方面的公众进行信息交流，而仅仅有助于信息单向流通。”“大众媒介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还在于它用各种各样的逃避现实的娱乐活动来充塞人们的闲暇时间，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政治问题上转移开。”（约翰逊，1988：593）

在其他一些学者的论述中相似的观点也不少见。这些论述告诉我们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大众媒介服务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目的和程度都是不同的，结果是不同的阶层因此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它们之间关于世界的理解可能相差极大。对媒介的利用也有极大的不同，“那些置身于权力结构中的人可以趁机利用这种情况，把大众媒介当作灌输和劝导的手段……得到了大众媒介的赞助，这就使得社会政治现状合理和合法化。”（约翰逊，1988：593）有权利使用大众媒介的人寄予媒介的希望同被动接受媒介信息的广大普通受众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信息空间也是完全不同的。将近20年以后，另一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阐述福柯的思想时说：在社会传播活动中“由权力或权威所建立的专家话语经常只遭到与此形成竞争的专家话语的反对。这样一来，话语就能作为一种有力的工具来严格限制另外的思维或讲话方式，只是变成了一种控制力”（吉登斯，2003：860）。吉登斯认为，由于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世界上那些最大的城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集中着巨大的权力、巨额的财富，同时又充斥着贫困和剥削，而这种共存仍在日趋显著”（吉登斯，2003：728）。因为这些情况的存在，吉登斯认为：“各个社会之间和内部不平等的扩大，是21世纪伊始世界面临的仅次于生态问题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在整个20世纪，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差距在逐步扩大，现在已达到顶峰”，“这种相反的趋势，导致了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两极分化”（吉登斯，2003：85）。在传播学领域，著名的学者埃弗雷特·M·罗杰斯提出了著名的“创新—扩散”理论，对新事物和新技术的推广扩散进行了有特色的研究。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学术研究领域虽然对“发展传播学”的关注和研究起步较晚，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特殊需要，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在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无论是学界、业界还是政界，人们在关注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始关注西部的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

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近年来我国学者沿着“发展传播学”的思路，引进并研究“知识沟”、“数字鸿沟”等问题，也取得了一些相关的成果。如张国良、丁未等关于“知识沟”的研究，郭建斌、方晓红等关于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研究，都涉及了以前传播学研究中较少涉及的领域。除了传播学领域学者的研究外，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中也都有人关注到了类似的问题。如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断裂”研究，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文明”研究，经济学领域中的“信息不对称”研究等。对我们全面深入地研究大众传播事业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我们的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断裂”的概念。显然，“信息断裂”的概念受到了社会学中的“社会断裂”概念的启发（孙立平，2003；段京肃，2004）。“信息断裂”是社会断裂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指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因占有信息资源的不平均、拥有信息传播权利的不对等和信息传播的机会不公平而造成的事实上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处于弱势的群体缺乏甚至没有对外沟通的手段与机会。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地位低的一方可能完全失去了应有的传播权利，失去了在社会性大众传播媒介中发言的基本的话语权，失去了在“公共领域”中应有的位置。

之所以在前人已经提出“知识沟”理论以后还要提出“信息断裂”观点，并不是独出心裁或画蛇添足，而是对我国广大偏远落后地区的信息传播现状进行了仔细的调查以后的结果。

研究的基本假设

一般的研究容易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视为一个完全相同的对象，自然地将研究的结论在国家或民族的范围中推而广之，试图用具有典型性的个案研究观照全体。这种方法在那些范围较小、人口较少、同质化状况较高的国家和民族中是可以的，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南北东西差距很大的国家来说则是不可能的。学者们认为，我国目前还处在几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并存的时期，“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几乎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之中”，因此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孙立平，2003：8）。所以尽管多年来不断有关于在我国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和缩短东西部差距的研究，但所得出的结论并不能真正反映各地、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许多的类似研究是建立在国外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的，是对现有结论的一种验证性研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知识沟”或“数字鸿沟”理论的验证。这种研究当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从世界的角度、以已经被证明了的理论来审视中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信息传播和知识拥有的现状，提供一个认识这类问题的新视角。但是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在外国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主要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完成的，无论当时所使用的材料，还是观察、认识问题的角度，研究的出发点等，并不完全同欠发达地区的实际相吻合，尤其是同中国这样一个情况极为特殊的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完全吻合。因此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的情况就显得十分重要。

鉴于此，我们的研究提出了如下的假设：

（1）在世界进入“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处在一种断裂状态中，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在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方面呈现巨大差距。信息拥有量的差别使经济极度落后地区的人民生活在与发达地区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表面上统一的社会中实际上存在严重的“断裂”现象。

（2）在中国社会的不同地区之间，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拥有不是数量多少的区别，而是“有”和“无”的区别。一些经济极度落后地区的普通群众完全被排除在现代信息社会之外。

（3）在经济极度落后的地区，单靠信息传播手段的输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跨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设想是不够实际的。

这些假设中所涉及的问题，有些已经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出现过，并有了一些著名的结论，如孙立平、郑杭生、李强、李培林等著名社会学家所进行的研究，对人们深有启发。我们的研究是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有些具体问题就是在他们研究的启发下进行的。不同的是我们选择了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能够更加形象地说明问题。

研究方法

本次的研究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于2004年7月初到8月中旬在现场进行了调查和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

（1）访谈。在选定的样本地区黄羊川和对比地区以及相关地区（如甘肃省会兰州市等地）进行了大面积的访谈。先后面访了近百人，其中重点访问50多人，从市（地区）领导到普通的农民都被列入了访谈的范围。访谈采用围绕中心主题的无结构型（即开放式）的叙事方式进行，使被访对象在完全无压力的气氛中畅所欲言，得到了45小时的录音，最终整理成了15万余字的访谈录音材料，获得了许多形象的第一手资料。

（2）抽样调查。在黄羊川和对比地区金塔县金塔镇按照科学的调查方法抽取调查样本600个，由专门的调查员采用入户面访的形式获取样本材料。

（3）查找历史资料。分为档案资料的查找和活资料的查找。

（4）现场观察。在那些偏僻的山村，有许多情况只靠所谓“知情人”的介绍是不够的。一是他们自己就弄不清许多事情，二是他们有时会有意无意地夸大或缩小某些情况，如美化自己的家乡等，三是有些情况他们自己也是道听途说的，缺乏科学性与严密性。因此在此次的调查中，我们自己深入到了黄羊川的经济状况不同的三个行政村的六个自然村，访谈了几十个农家，现场察看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大众媒介等信息工具的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六万字的调查日志，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黄羊川镇及其“网络扶贫”的概况

黄羊川镇是甘肃省古浪县的一个山区镇，其实就是原来的黄羊川乡，在近年来的“撤乡建镇”的浪潮中改为现名，同建镇以前相比，目前还看不出实质性的变化。关于黄羊川的自然地理情况，本地的材料是这样介绍的：黄羊川“群山环峙，中夹平川”，“地当万山之中，四通鲁番之路”，串东石门峡，“流水汤汤，铁关金锁地也”；川西古浪峡，“峡路一线，扼甘肃之咽喉”，自古就是交通战略要塞（见古浪县人民政府网络信息中心：www.gulang.gansu.gov.cnrightsreserved）。就这一段介绍而言，此地会被外人认为是一个独特的旅游胜地，其实到实地考察以后的感觉并不相同。

我们此项研究的主人公、“千乡万才”网络扶贫计划的创始人和主要的推动者温世仁、林光信在他们的著作中是这样介绍黄羊川的：“在兰州西北约100公里的乌鞘岭，一个海拔3500米的山口，是古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的起点。黄羊川乡就在乌鞘岭再往西、沿着丝路约70公里，一个叫古浪峡的附近。”“黄羊川乡是中国西部甘肃省的一个穷乡，濒临戈壁沙漠，气候干燥，每年降雨量仅300毫米。山区的土地贫瘠，人口两万三千多，几乎都是务农，大部分聚居在八十几个人烟稀少，外界难以接触的‘自然村’，靠天吃饭”。（温世仁、林光信，见www.YellowSheepRiver.com）

古浪县官方对本地的介绍是这样的：“古浪县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端，东靠景泰，南依天祝，西北与武威接壤，东北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相邻。全县辖9镇，15乡，249个村，1903个村民小组，总人口38.8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6.8万人。总面积528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10万亩，其中水浇地56万亩，正常年景播种80万亩左右，另有可开垦宜农荒地49万亩。县境内区域类别多，自然条件差异大，从南到北，依次为二阴山区、浅山干旱区、井河灌溉区和荒漠区。海拔在1500—3469米，平均海拔2500米，年平均气温5.57℃，年平均降水量200毫米左右，蒸发量在2292毫米左右，无霜期142天，是河西走廊向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过渡的结合部，属全省18个干旱县和省列41个国扶县之一”。（见古浪县人民政府网络信息中心：www.gulang.gansu.gov.cnrightsreserved）黄羊川又是这个国家级的扶贫县中的一个山区乡。林光信博士在他的著作中介绍黄羊川时是这样说的：“这里是国家一级的贫困乡。在黄羊川映入眼帘的，到处是光秃秃的山坡。在这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山区，贫瘠、干涸的土地和村庄、皮肤融为单调的黄土色。因为干旱，当年成群出没的黄羊早已走了，而艰苦留下的人们，至今还等待着雨水给他们辛苦开辟在山坡上的‘看天田’，偶尔带来的丰收。日复一日，黄羊川人们过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农业时代的生活，与现代信息文明相隔有如连山绝壑。”（林光信，2001）黄羊川和整个古浪县的贫困状况是没有到过那儿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据在镇政府访问时为我们提供的材料，全镇有15个行政村，95个村民小组，共有人口25013人，土地65066亩，其中水浇地5995.8亩，山地59070亩。全镇有8个行政村没有一亩水浇地，其余的7个行政村也分别只有少量的水浇地，水浇地最多的石门山村水浇地面积也只有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这个镇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建立在靠天吃饭的基础上。如果老天帮忙雨水好，这些山地每亩可以收200—300斤粮食，如果天旱则可能颗粒不收。今年天旱，我们看到的山坡上到处是被旱魔威胁的庄稼，有的农民将未成熟的庄稼拔下来喂牲口，据他们讲，这些庄稼在今年已经不可能成熟了。2003年全镇的人均纯收入为1350元，人均收入原粮410斤，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甘肃省，这都是一个低水平的数字。

自然条件的恶劣，又导致了人文状况的落后。仅就下雨这样一件事情，在城市看来不过是极为平常的，再进一步也就认为它会影响粮食的收成。可是在黄羊川你会听到、看到这样的事实；只要今年天旱，明年就会有许多的孩子失学，首当其冲的是女孩子。在黄羊川镇的最高学府——黄羊川职业中学，许多孩子的人生理想是上一个中专、分一份工作，然后挣钱养家。而一旦粮食歉收了，家中就无力支付孩子上学所需要的最低数字的学费，孩子就必然辍学回家帮家长共渡生活的难关。林光信博士认为：“雨水，叫祁连山下的人们陷入‘贫、愚、弱、私’的困境。‘贫愚弱私’是个恶性循环，是祁连山下人们所有问题的症结。雨水不好，下得不够，下得过早或下得太迟，庄稼就不好。收入减少，孩子就上不了学。然后这一代的种种愚昧，也一一传给下一代。”（林光信，2001：19）在黄羊川访谈时，我们遇到的普遍现象是村子里很少见到男人和年轻的妇女，仔细打听才知道这些人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据镇里干部和村干部介绍，在黄羊川几乎每家都有一个以上的壮劳力外出打工，有的人家有几个人外出打工。留在家中的则是老弱病残，靠他们耕种那一点贫瘠的土地，收获微薄的希望。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这些情况以后，台湾企业英业达集团副总裁温世仁、英业达集团天津公司总经理林光信等萌发了帮助黄羊川的想法，并将黄羊川开发作为他们在中国西部实现网络社会理想的试验田和大本营。他们的具体想法是，在黄羊川采取“以校领乡”的方式，通过当地学校将互联网直接输入贫穷落后的地区，使这些仍在落后的农业经济社会中行走的地方直接进入数字社会，在短时间内达到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水平同步、知识水平同步、收入水平同步”。温世仁先生甚至提出，如果各地都按照这一思路去努力，那么“西部开发十年可成”（温世仁，2001）。他们认为，

如果“有强而有力的政府的支持，黄羊川的网络城乡中心将促进当地知识型经济的发展。首先，这中心是‘千乡万才’公司在黄羊川的营运基地，作为软件开发中心，并提供相关的商务服务。这网络城乡中心也是信息网络时代的‘生态示范’区，除了引用发达地区已经习以为常的现代化设施，如卫浴、空调、信息网络设备外，还示范最新的电子商务，远距雇用和有品质的生活方式，让数码化从这中心扩散到周围方圆约五平方公里的未来网络城乡的所在地。实质上，这是乡民与外人交流的‘平台’。这里要建一个有100间五星级水平的客房，能供150人开会的大厅和配套设备和服务，例如餐厅、旅游、休闲等。在这中心里，交流的形式——也是中心的商业模式，是以举办国际性的会议为主，以探讨消弭数码落差和解决贫穷为议题，而中心附近的乡村正是提供有关的案例最恰当的场所。来这‘黄羊川国际会议中心’开会的国际人士，将会带来不同的观念、生活习惯、生活水平、知识、技巧和金钱。对国际人士而言，他们来到一个农业社会的地方必须在一个‘数码的基地’——像黄羊川国际会议中心，才能解决日常生活的需要”（温世仁、林光信，见www.YellowSheepRiver.com）。

如果用简单一些的表述，这一设想就是“要把信息网络科技引入农业社会的乡镇，促进当地发展知识型的经济，加速这些乡镇转型成为信息网络社会的‘网络城乡’。发展‘网络城乡’不仅是消弭‘数码落差’的快捷方式，也是八亿农民脱离农业社会的出路”（温世仁、林光信，www.YellowSheepRiver.com）。那么，在西部广大的贫穷落后地区这一理想能否实现？在黄羊川这样的国家级扶贫地区，引入互联网以后发生了什么？以此为切入点，我们开始了研究。

见到的和听到的

几位研究者都曾经在甘肃生活工作多年，有的至今还在那儿，所以调查的进入不成问题。只要需要，随时可以得到当地政府或有关领导的协助。但为了保证调查的公正和客观，我们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力量，非到万不得已绝不惊动当地领导。

在离古浪县城东南不到10公里的地方，312国道向东伸出了一条岔道，这就是通向黄羊川镇的“十（八里堡）条（山）公路”，两条公路交界的地方是古浪县的十八里镇。公路相交的三角地带自然的成了一个人员和物资的集散地，虽然我们在那儿的几天中从来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明显的“集散”特征。就在那儿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在全国众多农村很难得见到的一块大牌子——“中国·黄羊川　网络经济开发长廊”。陪同我们的县领导说，这牌子是县里竖的，这就是未来黄羊川发展的基本定位。拐上十条公路，就是典型的西北山区景色，南北两座大山夹着东西一条山川，光光秃秃的山坡上点缀着块块农田，据有人介绍这些地的平均坡度超过了45度。窄窄的山川里是当地非常宝贵的一点水浇地，地里种植了一些蒜苗、黄豆等经济作物，后来我们得知这已经是属于“网络经济”的组成部分了，因为这些农作物是根据网上的有关信息决定种植的，尽管有人并不这样认为。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进入“网络经济开发长廊”以后，在路边见到的第一个新建筑却是一座“龙王庙”。据村民介绍，这是因为今年天旱，村民们为求雨自发捐资修建的。庙刚建好，“龙王”还没有“请”来，但庙里庙外已经十分热闹了，活动在周围的除了主力军中老年妇女，不乏年纪小小的青少年。在“网络经济开发长廊”却要靠“龙王”求雨，在我们的脑子里一时很难将这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在黄羊川镇，英业达公司下属的“千乡万才”公司投资建设的“五星级”国际会议中心的建设已经进入了后期，按照设计这将是本地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建筑。据最初的设想，这一中心将身兼两大功能：经常性地举行国际会议，吸引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特别是企业家、IT业专家来此交流；建设国际一流的软件园。但在温世仁先生过世以后，这一设想是否还能实现？在与公司员工的交谈中我们明显感到了一种消极的情绪。一位员工告诉我们，温总生前对大家很好，我们一定要将他的意愿完成——建成国际会议中心。至于会议中心建成以后员工们的去向，大家都有些闪烁其词。按照目前的安排，除了会议中心以外，原定的软件园已经基本取消了，那么这儿就只是一个开会的地方，而又有谁愿意在一个对外封闭的山沟里去开国际性的会议呢？即使有互联网通向世界。目前在那儿工作的员工，一周五天工作以后，周末两天基本上都是去兰州度过的，“在这儿太着急了”，这是员工们普遍的感觉。

山区小镇因为国际会议中心的施工而热闹起来，能够对外租借的房子都被施工人员占用了，商业也因此而发达起来。当地人和外地人在小镇的街道上突击盖房用于经营活动，人们说镇上的人比原来多了许多。但是一旦施工结束了，工人们走了，这地方还会继续“繁荣”吗？原先的设计是：“这里要建一个有150间五星级水平的客房，能供150人开会的大厅和配套设备和服务，例如餐厅、旅游、休闲等。在这中心里，交流的形式——也是中心的商业模式，是以举办国际性的会议为主，以探讨消弭数码落差和解决贫穷为议题，而中心附近的乡村正是提供有关的案例最恰当的场所。来“黄羊川国际会议中心”开会的国际人士，将会带来不同的观念、生活习惯、生活水平、知识、技巧和金钱。对国际人士而言，他们来到一个农业社会的地方必须在一个“数码的基地”——像黄羊川国际会议中心，才能解决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在这基地外围的乡民，不得不竭其所能来和外来人打交道。为了赚取外来人的钱，乡民们首先提供他们最原始的劳力，他们的自然资源、风土人情等。为了赚取更多外来人的钱，乡民们也得接受更多外来的价值观和生活习俗。乡民们得从这网络城乡中心学习更多“数码”技能，——如“SET”和相关的职业技能，才能和这些知识经济发达地区来的外人“交流”，引进外力共同发展知识型的经济。随着各种国际会议的召开，更多的“数码”项目就会在四周开动起来，许多与传统无关的新生意也逐一被带动起来。在不知不觉中周围的景观很快就改变了：虽然几公里外头还是农业社会，但在网络城乡中心方圆五平方公里内，已转变成信息社会了。“这中心附近的地方会形成一个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社区，所以住在‘自然村’的乡民们要外出打工就可以到这儿，再也不必离乡背井了。那些在此就地打工的乡民们可以从中心学习些‘数码技能’，他们在这经济发达的社区学了‘数码的一技之长’得以立足后，也把在‘自然村’的家搬来。那些原本就是山的山坡田，早已经无法养家糊口的耕地，就得以‘退耕还林’了。更多的交流、更好的经济发展，会带动更多人往这社区搬迁，因而产生更多以人为本的服务业，自然环境的保护也因而得到改善。在这样子从散居到聚居的转型过程中，农业社会直接可以迈入资讯网络社会，完全不需要经工业社会的过渡，也没有因此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对环境的破坏。资讯网络时代降临中国大西部的第一线曙光已在黄羊川呈现，而‘黄羊川网络城乡中心’正为开发这个‘中国梦’——八亿农民的新家园——做先锋，千乡万才公司也必能从这无穷的商机里创造许多财富”（千乡万才计划报告：25）。

如果不到现场看看，人们完全会陶醉在这理想的未来蓝图中。但是请注意，这一切的实现是建立在设想中的“以举办国际性的会议为主，以探讨消弭数码落差和解决贫穷为议题”的基础上的。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出来，有多少探讨数码落差的专家能常年在那儿活动，即使是在那儿活动，这些专家学者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当地进入信息社会提供足够的经济的支持和贡献。在我们同一些村民的交谈中感到，在他们的眼中“国际会议中心”也罢，“千乡万才公司”也罢，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在家门口打工赚钱的机会和场所，并没有感到这些行为背后的所谓“数字扶贫”、“网络扶贫”的因素。

黄羊川职业中学，这是“网络扶贫”和“千乡万才”计划的起始点和大本营，也是一个在中国农村发展现代信息技术过程中引人注目的地方。对黄羊川职业中学在发展农村信息化技术中的作用，当初的设想是：“利用网络科技扶持西部特困地区学校进入21世纪信息社会；借此开拓西部特困地区经济。”直接的目标是：“帮助每个乡实现两个‘接轨’。在学校，通过使学校拥有网络电脑教室、使学生和老师能善用互联网资源达到心灵和心智与信息社会‘接轨’；在当地，借互联网将商机与经济‘接轨’。”（林光信，2001：172）可以看出当初建设网络学校时所给予的希望是非常大的。

但几年过去了，情况怎样呢？到黄羊川职业中学时，正赶上学校放假，来自清华大学“思源计划”的一批大学生正在自费为黄羊川职业中学的学生进行外语和计算机的培训。无论是学生使用的计算机教室还是对教师和社会开放的“网吧”，当初英业达公司捐助的电脑已经显得陈旧过时了。同老师和学生交谈，发现了以下的情况：一是学校内部面向学生的网络并没有同国际互联网真正贯通，学生所谓的上网只是访问校内服务器上老师挑选下载的东西，或者是那些由英业达公司专门制作的光盘的内容。当我们问及互联网的“搜索”功能时，绝大多数的学生明确表示“没用过”。那些国内外著名的商业网站学生们都没有访问过。二是学生们仍然将上网的作用定位在“帮助学习”上。几乎所有的学生在回答我们提出的“你上网主要干什么”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都是“学习”。当问到“如果让你随意上网，你想在网上干什么”时，他们的回答仍然是“学习”。学生们的纯朴老实令我们感动，但同时使我们对互联网在农村的命运产生了疑问。三是教师们使用互联网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在黄羊川职业中学，老师家中有电脑的人非常少，主要是由于经济困难。学校的网吧对教师是定时免费开放的，但据学校有关人士的介绍，教师上网中有不少的人只是玩游戏，并没有将网络同自己的教学结合起来，甚至有因为玩游戏而影响上课的情况出现。四是学生们对网络的恐怖。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认为不让学生自由上网是因为“网上有不好的东西”。当问到如果可以自由上网，碰到网上那些“不好的东西”时你怎么办时，学生们竟然异口同声、坚决地说“我们不看”。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见识过那些所谓“不好的东西”。在深入到村庄里调查时我们也向在家中的学生们做过调查，他们反映学校每周两节的电脑课并没有认真上，往往是老师督促大家开机以后就不再管了，学生们除了查找一些学习资料，就是玩游戏了。学校网络教室曾经培训了500多人次的社会人员，但这些人学完以后并没有几个人继续使用电脑做什么，一来家中或单位并没有电脑，二来也没有什么需要用电脑处理的事情。至于黄羊川职业中学在原先设计的“以校领乡”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实在难以判断。“千乡万才”公司和黄羊川职业中学的互联网同广大农民的家庭实际上是断裂的。连村委会和村小学也都没有从目前的互联网上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

英业达公司“网络扶贫”计划中曾设想在黄羊川这样的地方“促进数码化到位是轻而易举的”，“一个农业社会飞越工业化的过程，直接进入信息社会完全是可能的”，并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一切”。他们当时设想“让数码化从这中心扩散到周围方圆约五平方公里的未来网络城乡的所在地”（温世仁、林光信，www.YellowSheepRiver.com）。为了解这一设想的可能性和已经完成的情况，我们在黄羊川镇不同情况的村庄进行了调查。同我们事先的预计是一样的，那些干旱的山区虽然距离“网络城乡中心”只有短短的距离，近的只有几百米，远的有一二十公里，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的到来而有什么变化，“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一切都还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行。在耕读坡村，乡民们只知道村小学里有一台电脑，学生们也交了几十元的“电教费”，但至今“连在电脑跟前都还没有站过”。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电脑和互联网与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问及如果遇到自己切身利益受损的事情时怎么办，几乎所有人的态度都是“忍了”。连天旱庄稼没有收成这样的大事他们也认为没有必要向上级汇报，因为“没用”。在这个离公路只有四五公里的地方，已经“多年没有见过（上级的）干部来过”了。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在外面打工，粮食不够吃就靠买，打工人寄回的钱几乎是所有的收入，所以谁家外出打工的人多，谁家的生活就好一些。村里生活水平最高的人家是两个包工头家。在离镇政府所在地仅一公里远的韩家庄村情况也差不多。

在同学生们和乡民们的交谈中都得到了相同的印象，掌握电脑的目的是更好地学习——上网查找资料；学习好的目的是考上好学校，考上好学校的目的是为了上大学，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出去——离开黄羊川。上学的走了，打工的走了，黄羊川只剩些老弱病残，虽然不断有钱寄来，但除了能维持没有外出的人们的生活以外，能用于改变面貌的钱有多少，能用于改变面貌的精力、人力、智力又有多少？

在镇政府同镇长交谈时，他感到最大的困惑是信息社会怎样才能同当地经济“对接”。镇长认为，“千乡万才”公司带给本地的好处，一是精神上的鼓舞，通过温世仁本人的创业精神激励干部和群众，群众对孩子上学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对电脑的认识明显提高；二是通过工程本身介绍了互联网，对网络有了切身的体会，工程本身对镇上的第三产业有了明显的带动。但是从长远来看互联网到底怎样发挥作用，还不清楚。以在网上推销农副产品为例，镇长认为“与其在网上推销土豆，不如帮我们建一个土豆产品加工厂更实在”，既可以解决农产品的深加工增值，又可以解决当地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建这样一个厂的投资目前靠本镇的力量是根本解决不了的。所以镇领导认为，在当地实现小康最主要的措施是“移民搬迁”和“劳务输出”。至于网络，“可以在人员培训方面作出贡献”。确实，当我们试图寻找那些在黄羊川职业中学接受过培训的学员时发现，除了镇机关（政府、医院、商店等）外，在村里几乎找不到他们，问及他们的去向，回答都是“打工去了”。限于时间和通讯条件，我们无法得到这些人外出打工所从事的具体工种的信息，但据村民们的介绍，当地人外出打工主要从事的就是体力劳动：建筑工地的小工、帮人家收割庄稼、到新疆摘棉花、当装卸工、到煤矿挖煤等。后来我们在甘肃省的另一个经济发展较好的县进行调查时果然遇到了来自古浪的打工者，他们是建筑工地的工人。我们设想，即使是那些受过电脑培训的人在外找到了能发挥自己的电脑专长的工作，除了能挣到一点钱，同家乡的网络社会建设又有什么关系？况且，按黄羊川职业中学目前的条件，电脑培训的水平远不如内地的众多培训机构，在黄羊川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如何在陌生的环境中同接受过高水平培训的，甚至是科班出身的IT人才竞争呢。

研究的结论

第一，社会的变迁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各种因素的互动过程，仅凭某一因素的变化是无法实现全社会的整体变化的。特别是在黄羊川这样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极为落后的地方，对它的改变必须从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人的现有素质出发考虑问题，而不能盲目地超越现实。法国学者莫斯科维奇在谈到社会的转型时曾经说：“这是从一个温暖、自然和自发的集体演变为一个无情、人为、使人拘谨的集体的过程。前者的基础是宗族、乡邻生活和共同的信仰，而后者的基础则是盈利的动机、相互的好处以及科学的逻辑。”（莫斯科维奇，2003：26）互联网的引入以及可能引发的变化，对黄羊川人来说将可能是改变自己千百年来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巨变，可能是改变传统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权威系统、社会关系准则等保证原有社会基础的因素的一种变化，对这种变化的认同、适应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试图凭借某一种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在短期内改变一个地区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固有的生产和生活形态是不可能的。况且目前还无法证明互联网在经济落后地区到底会发生怎样的作用。传播学的研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表明，“那种认为媒介可以控制人们的想法、态度和行为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洛厄里，德弗勒，2004：191）。即使是目前被认为作用无比神奇的互联网，也还无法解决落后地区所面对的最现实、最紧迫的生存问题。从人的变化的角度看，虽然使用互联网的人口的出现和逐步的增加，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单靠他们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区的面貌，因为“说互联网用户是一个迅速成长的群体，是信息社会的基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网民是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有代表作用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了”（熊澄宇，2002：18）。

第二，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不仅要建设示范性的网点和机构，更重要的是解决互联网所代表的全新的生产形态同所在地原有生产形态的“对接”，解决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服务同普通农民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对接”。德弗勒等人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在人们之间造成了差异。现代化使得区隔进一步加剧，不同的社会层次，在新型消费品为基础的物质生活方式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洛厄里，德弗勒，2004：10）。由于这些地区群众的文化素质、科学素质普遍偏低，甚至还有数量不少的文盲存在，对互联网的认识和接受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件全新的事情。特别是由于经济收入远低于经济发达地区，能够主动地投入包括电脑在内的新媒体的资金和精力都几乎为零，没有强大的社会支持特别是政府支持，在这些地方实现互联网的普及是不现实的。就目前情况看，虽然黄羊川职业中学在英业达公司的支持下建成了校园网并开始进行互联网和电脑技术的培训，但这个网络除了在教学和学生的自学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以外，并没有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在一个不下雨就没有任何收成的地方，互联网并不是万能的。

第三，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互联网要有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和一定数量的“中介机构”。在目前阶段经济落后地区的普通群众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掌握互联网技术并配备计算机设备。温世仁先生和英业达公司所提出的“以校领乡”的思路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只依靠一个学校的力量很难对周围农民产生足够的影响。因为在实际上，黄羊川这样的地方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是处在“断裂”状态的，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关系准则都与经济发达地区有明显的不同，如果没有可靠的中介环节，很难完成两者之间的对接。

第四，就目前情况看，黄羊川所做的事情以及所谓的黄羊川模式在西部推广的困难很大。单靠一个或几个企业，无论是在资金上还是在人力和精力上，都无法在广大的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提供“全包”式的帮助和支持，更何况企业的行为是需要回报的，企业最终是要赚钱的，而在西部的这种投资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回报是根本无法预测的。熊澄宇认为，“从商业应用的角度，一种媒介在总人口中的普及率达到25%以上，才有可能实现盈利。”（熊澄宇，2002：18）

（本文向温世仁先生以及在黄羊川建设“网络社会”过程中付出艰辛劳动的人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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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京肃：《信息断裂与弱势群体的边缘化》，见《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集》。

林光信：《黄羊川——网络连接梦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千乡万才计划报告：《网络城乡——8亿农民的出路》（内部资料）。

〔法〕赛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美〕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金燕宁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

温世仁：《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三联书店，2001年。

〔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刘海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肖恩·麦克布赖德等：《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1981年。

熊澄宇：《信息社会4.0——中国社会建构新对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美〕D·P·约翰逊：《社会学》，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