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价值。

二、宣传价值。

引导舆论，是新闻的第二功能。这第二功能决定着宣传价值。

所谓宣传价值，就是新闻信息引导社会舆论的质量。就是说，通过新闻信息的传播，表达党和政府的政治意图和政策导向，表达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强烈呼声，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强调：“新闻记者是宣传家”。

既然记者是宣传家，那么开掘新闻的宣传价值就是记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了。

深刻理解宣传价值，要与新闻价值联系起来。新闻价值产生于客观的新闻事实之中，而宣传价值则产生于主观对客观的认识之中，二者反映了新闻功能的二重性。宣传价值与新闻价值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从属关系。新闻价值是第一性的，宣传价值是第二性的，新闻价值决定宣传价值，宣传价值从属新闻价值。只有新闻价值的作品，虽不能成为社会影响很大的新闻，但总可以成为独立的新闻得到传播，而只有宣传价值的作品是不会受到受众欢迎的，决不能作为新闻去发表。一篇好的新闻作品，既要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又要具有一定的宣传价值，只有实现双重价值，才能使新闻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

构成宣传价值的基本要素有3条：

一是正确性。“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是宣传价值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江泽民指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最根本的是，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坚定不移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一切宣传，都要有利于党的团结和人民群众的团结，有利于人们奋发向上。”

1983年5月，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的主食竹冷箭竹大面积开花，并很快枯死。接着，我国其他大熊猫产区也相继发现了冷箭竹开花枯死现象。一时间，中国的国宝大熊猫面临着灭顶之灾。大熊猫是世界稀有珍贵动物，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濒危物种之首，并用其肖像作为濒危物种保护的象征。大熊猫已成为我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被赠送到法国、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家，熊猫热席卷西方世界。大熊猫受到严重的生存威胁的信息，是中外受众所共同关心的事情，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应该及时予以报道。但从引导舆论的角度看，却并不具有直接的宣传价值，因为竹子开花枯死引起的大熊猫缺食，虽说是一种自然灾害，却也说明我国对这一灾害预防、控制不力，不是值得宣传的事情。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得知消息后，很快发表了“中国竹林开花，熊猫严重缺食”的新闻公报，向全世界披露了这一坏消息。随后，光明日报在其《情况反映》的内参上反映了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新闻公报。国务院总理看到《情况反映》后，立即作了重要批示，要求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进行抢救。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批转林业部《关于拯救大熊猫的紧急报告》。紧接着，大熊猫产区的各级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拯救国宝大熊猫。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还拨出专款用于拯救工作。经过全国上下的艰苦努力，使大熊猫受灾的损失降低到了最低点。在这种新的背景下，新华社报道了我国政府采取多种紧急措施抢救大熊猫的新闻，使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国际舆论肯定我国拯救大熊猫的努力，国际资助也接踵而来。

上述事例说明，发挥宣传价值的作用，要注意舆论引导的正确性。正确，就可以报道；不正确，就不能报道。新华社曾就蒋介石之死发过一条一句话的消息，很简短。蒋介石死了，这一信息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要素，可以作比较显著和详细的报道。但从宣传价值考虑，蒋介石历史上倒行逆施，对他死讯的传播不宜过于突出，否则就会伤害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感情。在这里，宣传价值对新闻价值给予了一定的制约。

二是指导性。宣传价值的基础在于指导性。所谓指导性，就是新闻报道中渗透着一种思想、一种观点，通过有一定的倾向性的文字、语言、图像，对受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引导。受众读报、听广播、看电视，还有一个寻求各种指导的愿望，政治的、政策的、理论的、观念的，等等，他们都需要给以指导。世界上没有不寻求指导的受众，也没有不含指导性的新闻。当然，这种指导性应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不是“一夜狂雨过，百花皆委地”。指导性隐藏在新闻事实之中，需要记者去发现、去开掘，需要记者去调动启迪性和感化性的因素，在字里行间把思想、观点传达给受众。恩格斯说得好：“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巧妙的宣传，看不出它带有什么倾向，笨拙的宣传明显带有宣传的味道。

辽宁本溪钢铁公司的工人高凤芹与谢福贵是一对恋人。1978年，小谢因行窃、赌博、打架斗殴，被抓走劳动教养。小高的父母和周围的人都劝她与小谢黄了吧。可小高认为，小谢还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他犯了法，需要亲人的温暖，要挽救他。此后，无论刮风下雨，小高几乎每个星期都去看望他，给他送吃的、用的，鼓励他安心服教，重新做人。在爱的感召下，小谢多次立功，被提前一年解除了劳教。他出来半年，小高就同他结婚了。小谢努力工作，连续两年被先进生产者。不料，小谢禁不住诱惑，又开始赌博。1983年11月，他“二进宫”，又被抓进去了。这回连公爹也劝小高离婚，另谋生活。小高谢绝了人们的规劝，忍着痛苦，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她不顾路远道滑，多次抱着孩子到教养院看望小谢，把孩子的百日照留给他，鼓励他早日改好，做个合格的父亲。1984年5月，小谢走出教养院回到单位。他拼命工作洗刷过去的耻辱。1985年12月，小谢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光荣地出席了辽宁省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荣获了省职工读书自学活动积极分子证书。

以上故事被记者采访之后，写成《爱的力量》的报道登在1986年2月的《人民日报》上。这篇通讯的宣传价值充分体现在指导性上，它向人们表明，失足青年不是不可救药，只要人们包括亲人给他们以爱心，他们完全可以浪子回头、改过自新，成为社会的进步力量。并且这种指导性寓在新闻事实里，“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新闻事实本身含有倾向，记者的态度和情感，应该同事实的客观倾向保持一致，应该蕴含于对事实的真实描写之中。恩格斯还说过，“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新闻作品，记者的倾向藏在新闻事实中愈隐蔽，新闻的指导性就愈强，新闻的宣传价值就愈高。

三是可受性。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新闻宣传也需要获得“知音”，需要具有可受性。如果新闻报道不为受众所接受，那宣传价值的东西无疑成了对牛弹琴。毛泽东曾经说过：“‘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现代心理分析表明，受众宁肯相信自己从事实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而不大愿意接受现成大结论，扳起面孔的说教。他们对这种说教有一种心理上的“排斥性”。

1983年夏季，新华社发了一条《新安江电厂大坝昨起泄洪》的消息。文中写道“‘黄河之水天上来’，古诗人李白诗句中瑰丽雄奇的景观，在新安江电厂大坝的泄洪中，真实地再现了。”库区江水“好似千万条狂怒的巨龙，挣脱群山和大坝年长月久的封锁，奔腾呼啸地冲向滚滚东去的大江”。‘这是“足以令人惊心动魄的人间奇景”。“当地万余名群众怀着寻奇探胜的心情，分聚在两岸山腰上尽情观赏”。消息文字灿美、气势充盈，看来写得相当成功。然而且慢，知情的受众对此报道非常反感。一位名叫余放的读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尖锐批评了这条消息。文章说，“大坝面临险情，下游地区危在旦夕，如今为了保全大局，减少损失，不得不忍痛泄洪”，“下游成万顷良田将付之汪洋，许多人将被迫迁离家园，‘滚滚东去的大江’上正漂浮着青青的禾苗”，“这算是什么样的‘人间奇景’？”两岸聚观的群众是否都会像记者那样“怀着寻奇探胜的心情”去“尽情观赏”泄洪呢？余放说，他就听到有的老百姓读了这条新闻很生气，说“写稿的和编稿的人是‘城隍山上看火烧’”。

显然，新安江电厂大坝泄洪是一条很有新闻价值的新闻，它的宣传价值是多侧面的。这条新闻最突出的宣传价值就是：“保全大局，减少损失，不得不忍痛泄洪”。按理，记者应该从这个角度去开掘宣传价值，事实上领导者做出泄洪的决策是反复权衡了利弊得失的，他们发出指令的心情是痛苦的，而不是愉快的。但记者却选择了表现“人间奇景”的角度，以为这样可以展示新安江电厂大坝泄洪“瑰丽雄奇的景观”，宣传一种祖国建设气势磅礴的美。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发掘的宣传价值，脱离了广大受众的可受性，陷入了“城隍山上看火烧”的幸灾乐祸的境地。他哪里知道，泄洪是以良田被毁、青苗漂浮、老百姓背井离乡为代价的。这就说明，记者在开掘新闻的宣传价值时，一定要考虑可受性，一定要把自己的宣传倾向同群众的感受一致起来、共振起来，喜群众之所喜，忧群众之所忧，真正当好群众的代言人。这样，所采写的新闻及其宣传价值才能为受众所信服、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