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哲学家的“睿智”。

二、要有哲学家的“睿智”。

哲学架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上，乃学中之学，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

新闻人可以说是哲学的骄子，由于职业的驱使，在新闻采写实践中运用哲学原理最直接、最频繁。不是吗？当你采访事实、探索真相的时候，不正是自觉地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吗？当你挖掘个性、提炼共性的时候，不正是有意地遵循唯物论的转化论吗？新闻人走到哪里，哲学就跟到哪里，可谓形影相随。

人们说，哲学是智慧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的确，新闻人手里有了这“两镜”，就能够看得远、看得深，就能够在宏观和微观上把握事物的具有新闻形态的发展和变化。

哲学看得远，就在于它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新闻人不是算命先生，但可以凭借哲学的矛盾转化、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的“三大规律”而“未卜先知”。辩证法是“变化法”，既然新闻人醉心于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发现新闻，就要用辩证法武装自己的头脑，用这个变化法观察和剖析事物，从中发现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新闻人每日每时站在时间的起点上，不仅要立足今天、回顾昨天，而且要预见明天。在渐进中预见飞跃，在偶然中预见必然，在前进中预见曲折，如此等等。面对一个新闻事实，不仅要看它在今天有何价值，还要看它在明天将要产生什么社会效果。1959年2月上旬，新华社发出了一条短消息，报道了北京特种药品商店职工，为抢救山西平陆61名食物中毒的民工，急送特种药品的事迹。按说，消息见报、信息释放，新闻已经尘埃落定。可是，《中国青年报》记者王石在《北京晚报》上读到这条消息后，发现了报道后面隐藏的重大意义，本能地预见到如果重新挖掘这一新闻，其潜在价值必将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于是，他和他的同事们联合作战，采访了北京特药商店，采访了民航和空军，采访了卫生部，采访了平陆县委、县政府，采访了平陆县邮政局和有关医院，采访了61名民工，一路顺藤采访，风雨兼程，终于摸出了新闻大瓜。他们精心构思、精心写作，在《中国青年报》上推出了大型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报道一出，举国震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从此，一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口号刷新了中国人的精神。

哲学看得深，就在于它的显微性和透视性。社会生活从来就是复杂的、不透明的，鱼目混珠，泥沙掩金，不把本质的东西袒露在人们面前。要想透过现象看本质，见微知著，拨沙识金，就要借助哲学的思维。1937年2月，斯诺完成陕北之行。他给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与共产党人相处4个月后，我深深相信，弄清楚了南京方面打了10年的这些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对共产党人我也有一些好话要讲，而且我打算把这些写出来。”作为西方记者，斯诺为什么要给共产党人讲好话呢？这是因为他启动了讲客观、讲本质的哲学思维。比如，他对林伯渠是这样描写的：“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手中握着中央苏区财政大权的林伯渠，竟是这样的艰苦朴素。斯诺正是从断腿系绳的眼镜这一细微之处，透视出了共产党人的非凡品质，透视出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无怪乎，他写出《西行漫记》给共产党人“讲好话”。

哲学的精髓在于发现，只有发现，才能认识世界，才能进而改造世界。在这一点上，哲学为新闻发现提供锐利的武器。新闻人掌握了这一武器，就能无往而不胜。

1986年3月，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登门访问长征老红军李坚真大姐，曾经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也正好来看望她。李大姐端上广柑招待两位客人。杨继绳吃了一个广柑后，就向主人表示谢意地说：“大姐的柑子好吃，可惜我牙齿不好，只能吃一个。”

任仲夷吃着广柑，也有感而发地说：“我昨天掉了一颗牙，我的孙子最近也掉牙。我们两人掉牙有本质上的不同，我掉牙是衰老的表现，而他却是成长的象征。”

80岁的李坚真十分机敏。她爽朗地笑着，接过任仲夷的话茬对记者说“他在谈改革呢。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如同小孩掉牙一样，是新生事物成长发展过程的问题。这个比喻好。”

任仲夷站起来，一边走一边说：“前进中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解决问题的因素，只要继续前进，问题就会解决。”

李大姐说：“广东的物价问题就是的例子。”

任仲夷沉思说，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对出现的问题应当积极采取新的办法解决，这样才能加快新体制的建立，缩短新旧体制交替的时间。

两位老革命侃侃而谈，杨继绳在旁边注意地听着。

这个由吃广柑而引出牙齿话题的叙谈，无意间激发了记者的新闻敏感和哲学思考。他发现：任仲夷关于掉牙的比喻，有着极高的新闻价值和深刻的哲理。他想，改革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就像小孩掉牙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孩子掉牙，是一次否定，新牙长出来，对掉牙又是一次否定。否定之否定，人就成长起了。用这个牙齿比喻去观察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就不难得到正确的答案。惟有通过“掉牙”，除旧布新，改革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次不经意的看望，一次不经意的闲谈，经过新闻人哲学家般的烛照，竟成了一条好线索。真是留心处处皆发现。杨继绳辞别李大姐，回到住处很快写出了《牙齿的哲学》的新闻稿。稿子把两位老革命的对话作为主体，把任仲夷的比喻作为文眼，匠心独运，画龙点睛，以生动的解难释疑，启发、引导人们正确看待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还用简练的笔墨，对李大姐说的广东物价问题的例子进行了具体化：“1980年，广东放开市场，价格一下子上去了，鱼涨到3.5元一斤。群众有意见，上面有些部门也有不同的看法，可省委、省政府却决心硬着头皮前进，终于抗了过来。现在，广东的鱼价是全国各大城市中最便宜的，其他副食品有很多价格也比北京低。”这样，说服力就更强了。

稿子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好评，认为通讯有理论色彩，又生动有味；认为记者以哲学家的睿智，把问题提到了哲学的高度，发人深思，意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