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敦煌电视台的日子里

我在敦煌电视台的日子里

田生荣

从1980年11月起到今年11月，敦煌电视台从筹建开始，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走过了三十年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

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于我个人而言，几乎就是我对广电事业孜孜追求的全部了。

我在广播电视战线已工作37个年头了。在敦煌广播电视岗位工作了17年，其中敦煌广播站6年，敦煌电视台11年。之后，在酒泉电视台工作了6年；1997年10月调到甘肃省广电厅工作，现任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总工程师。

我出生在敦煌，成长在敦煌，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在敦煌，走上广电事业岗位的起点在敦煌，培养我成就我的根都在敦煌。离开敦煌已20多年，但每当看到有关敦煌的电视新闻，听到赞美敦煌的歌声，或闲聊时夸敦煌的山水美好、赞敦煌的文化举世闻名、谈敦煌的发展变化，我都会兴奋不已。

1988年10月，在原敦煌电视台台长室

在甘肃电视事业创建40周年庆祝大会上

前不久，受中央电视台和总台科技委电视专业委员会的委托，我省承接组织了总局科技委电视专业委员会八届二次会议。会议期间，时任敦煌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敦煌电视台台长的陆生玉同志正式邀约，希望我作为敦煌电视台创建者之一，在敦煌电视台建台三十周年之际，能为即将出版的《燃烧的岁月》一书写一篇回忆性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应邀写与自己有关的故事。应邀后感到压力很大：一是担心自己文学功底不厚实；二是思绪万千，感觉要说的事情太多。经讨教别人，再三推敲，只能选取几个在敦煌电视台经历中的“第一”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第一次看电视和第一次上电视

1974年5月，我被选调到敦煌乡镇广播站工作。在那个“小喇叭墙上挂，党的声音传万家”的年代，广播成了城乡老百姓获取信息，了解世界最重要的途径和渠道。广播事业是神圣的事业，广播工作是神秘的工作，当一名广播工作者也是光荣而自豪的。要踏进广播行业的门槛，必须人品可靠，必须三代历史清白，必须由上级审查了又审查，才能在众多的人选中选定。

1979年冬，作者在敦煌广播站机房维修设备

1996年4月，作者（前排右三）在全国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

在敦煌第九届党代会现场

我有幸成了那个时代的宠儿，成了广播战线的一员。人有千差万别，喜好兴趣各有不同，我入魔似的热爱上了广播事业，从那时起，我就决心在这一行干上一辈子。当年我有一个上“工农兵”大学的机会，也是因为没有与广电相近的专业而放弃了。

1995年，在日本考察

有了这样一个死不悔改的决心，也就有了干好这项工作的信心和动力。从那时起，我如饥似渴地学，没日没夜地干。我身兼数职，号称“八大员”，即：机务员、线路维护员、电话员、通信员、打字员（刻印）、招待员和食堂管理员等。同时自学电工学、电子学、半导体电路、自动控制电路等专业课程。不但能完全胜任本职工作，还为生产生活搞了多项革新发明。由于工作优秀、成绩突出，1979年我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同时被团省委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称号。1979年10月，我参加了全省表彰大会。大会在省政府礼堂隆重召开，十人一组上台领奖，我的奖状和奖章正好是时任兰州军区政委肖华亲手给我颁发的。大会吃住在兰州饭店，晚上给会议代表们安排了看电视。因为是第一次看电视，尽管已过去了30多年，但当时的一切情景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历历在目。会议通知，饭店的每个楼层都有一间会议室，要求会议代表们晚饭后七点半在各自所在楼层的会议室集中看电视。

与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合影

电视是什么样子？之前只在《无线电》杂志上看过图片。要看到真正的电视了，心情肯定很激动，我比七点半的时间提前很多到了会议室，但那里早已挤满了会议代表，只有前面和中间的人有凳子坐，其余代表只能站在后面或挤在门口，我也只能挤在会议室的门口看了。电视机放在会议室的柜子上，我第一眼看到的电视画面是黑白各半的圆形图案，播放的是革命歌曲，节目开始先是一位女播音员预告节目，接着就播放有关“新长征突击手表彰会议”的报道。那时我的脑海里还根本没有电视新闻的概念，因为有会议报道的画面，代表们很兴奋，我也屏住气，看有没有我领奖的镜头。果然有我了！在场的人们没有认识我的，没有人喝彩，家乡也看不上电视，没有人知道，但我内心的激动程度可想而知了。随后只播了一部电影就“再见”了。电影名叫《一双绣花鞋》，图像是黑白的，剧情记不清了，因为当时我的注意力不在剧情内容上，而是一直放在电视机上，脑子里想的还是我的镜头。

怎么也没想到我第一次看到了电视，竟然看到的是我第一次上电视。从那一刻起，我与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2年，在国干网敦煌维护站

在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与著名导演张艺谋合影

第一张购货发票和第一个在册职工

1980年初，作为改革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敦煌县委县政府决定筹建敦煌电视转播台。当时，敦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设置过敦煌广播局这样的机构，筹建事宜交由敦煌广播站完成。时任敦煌广播站站长的魏育侃同志开始张罗，任命郭占法师傅为筹建办公室主任。

2008年7月，奥运会火炬敦煌站传递期间，作者（中）与同事合影

在欧洲考察

作者摄于罗马斗兽场遗址

1980年8月，我被县委抽调到当时的敦煌县五墩乡苏家堡村搞包产到户试点工作。不久，突然接到通知，选调我到“敦煌电视转播台筹建办公室”工作。

我到筹建办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分给筹建办临时办公的一间旧房子清理出来。筹建办临时办公室选在了县委大院里的一个三开间的办公室，大院是一个大四合院，最北边是县里召开所有大会的大会议室，筹建办就在四合院西排紧靠大会议室的北头，那是一间被洪水淹过的房子。

就在前一年的8月，敦煌党河水库决堤，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灾害，本来往年只有每秒十几个流量的党河水，突然涨到700多个流量，河床两岸的农作物全部被卷了下来，堵住了城西的党河大桥，洪水穿城而过，水深达2米多，大部分房屋被冲毁，电视转播台筹建办的这间临时办公室正好在四合院里，墙根又有半米高的墙脚砖相对牢固，虽然幸免没有被冲毁，但也是满目疮痍，一片狼藉。房间地上先是有20公分厚的红干泥，表面均匀地分布着一寸多宽的裂口，红干泥下面是杂物，四周的墙上还有被洪水浸泡过的印子，有一米多高，像是用红泥刷过的墙裙一样，等高地挂在墙的四周，用纸糊的屋顶多一半吊落在半空中。我先是用了一天时间，借了一辆架子车和一把铁锨把洪泥运了出去。第二天按筹建办郭占法主任的吩咐，让我先垫用自己的钱，买一把扫地用的扫帚和一个装垃圾的簸箕回来。

作者在缅甸考察

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李修平合影

就在县委大院对门的百货商店里，我挑选了一把扫帚和一只铁皮簸箕。我记得很清楚，两样东西共4元9毛钱。那时，公家买东西必须开一张购货发票用以报销，我交完了钱，对售货员说：“给我开张发票。”售货员是位女同志，有20多岁，人也长得漂亮，说：“又不是公家买，开什么发票。”我说：“就是单位购买。”她很不相信地取来一本发票说：“单位都是成批购买，你是哪个单位的？”因为开发票都要有单位名称，我说开“电视台”。她好像根本没听见，还是看着我，我又重复了一遍“单位名称电视台”。她不耐烦地说：“电视台是什么单位？干什么的？我怎么没听说过。”由于我有兰州开会时看过一次电视（仅那一次）的经历，就在她们几个营业员面前炫耀了一番，借机也让她们长了个“见识”。我开到的这张购货发票就成了敦煌电视台筹备建设的第一张发票，也标志着敦煌电视台筹备工作正式开始了。

电视台筹建办“开张”时共有四个人。一个是郭占法老台长，他的人事关系仍在广播站，我当时刚经酒泉地委党校培训半年，人事关系还在县人事局。还有一名会计赵建新，是从县物资局临时借调的。陆生玉同志是科班出身，在当时敦煌五金公司专搞无线电设备维修工作，在敦煌属于技术水平顶尖人才。县里决定正式把他选调过来，并很快办理了调动手续。因此，他是敦煌电视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在册职工。多年来，他为敦煌的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他的带领下，六年前就使敦煌每一个家庭都看上了高质量的有线数字电视节目，在全省名列第一，在全国都属于前列。

作者在巴西维多利亚考察

第一天播出电视节目

电视台筹建办成立后，很快又增加了三名新人。他们是任建新、李成和惠军。1980年10月，筹建办把人员分成三个小组去外地学习。我和李成同志到北京761厂学习电视发射机技术；陆生玉和惠军同志去上海广播器材厂学习电视发送天馈系统技术；任建新同志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录放机技术。

大家都是到了新单位，都是新同志，又要学习很时髦的敦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电视新技术，我们都很兴奋，热情很高，都决心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辜负组织的期望。

1981年秋，作者（右三）和同事在敦煌电视台开播前调试设备

我们小组学习电视发射机技术。发射机是属于电视台最值钱的核心设备。我们吃住都在厂里，从发射机的第一个元件安装开始，一直到单元调试和整机统测，全过程跟踪学习，历时7个多月。

1982年5月，学习结束，设备运抵敦煌，电视台建设的土建工程全面启动。台址选在敦煌西云观附近，离市中心3.5公里，习惯上叫“三公里半”。我和陆生玉同志作为建设方代表负责工程建设的质量监理工作，两人吃住办公都在工地的一顶帐篷里。建设速度很快，县里要求在“十一”前完工使用，作为敦煌的重大工程向国庆献礼。

主体工程仅用4个月时间就完工了。很快，1KW彩色电视发射系统的全部设备就进了机房，眼看有结果了，我的劲头也很足，全力做好了安装调试的准备。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全国刚兴电视热，在北京双桥厂订购的电视发射铁塔和发送天线均不能如期到货，电视还是播不出去。这时，懂技术、善钻研、能发明的陆生玉同志一马当先，担当重任，从外地购来铜管，自行设计，大胆创造，自制双十字电视发送天线。经反复试验，昼夜折腾，终于在“国庆”的前三天试验成功。

作者摄于即将拆除的柏林墙前

1999年9月，赴美考察期间，在白宫前留影

作者在澳大利亚考察时留影。远处为悉尼歌剧院

同志们又一鼓作气，从七里镇青海石油局要来三根废钻杆，连夜加班焊接，土法上马自制20多米高的天线桅杆，绳拉人扛，半天时间里，带有自制天线的自制“铁塔”矗立在电视台的院子里。为了抢时间，同志们昼夜连续工作，铺设电缆、调试机器、地线防护、系统连接等工作全部完成到位，终于在1982年9月28日凌晨6时，彩条信号播出发送成功，敦煌方圆20公里均可收到清晰的电视信号。

进展还算顺利，就在9月28日这一天，动用外汇从日本购买的录放像机等设备也全部到货。大家想看一下电视节目是什么样子，心情迫切。拆箱验货，安装播出，一气呵成。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了，1982年9月28日晚上，敦煌电视台开始播出电视节目，电波从电视发射塔划破了敦煌的夜空，翻开了敦煌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一页！

那时的电视节目短缺，传送也非常困难。先是在兰州的省台设立了录像站，在省台每晚播出几个小时的节目里，先用录像带同步录下来，然后每十盘装一个特制的铁箱子用火车托运至离敦煌120公里的柳园站，再派专人提取后发送到柳园至敦煌的长途汽车上运抵敦煌。由于从录像到播出至少一星期以上的周期，也没有什么新闻节目播出，刚开始，只能播出一些电视连续剧。

作者在亚马逊河畔的农家，与国外朋友一起游戏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天播出的电视节目是一部朝鲜电视连续剧《无名英雄》，电视剧本身就是黑白的。当时，敦煌所有的商店里都不销售电视机，所有的单位和家庭也没有一台电视机，老百姓也不知道电视为何物。我们马上出动，把机房里的一台24寸SONY监视器放在了城里西街丁字路口的一块空地（现在的飞天大酒店）桌子上。过往的行人驻足观看，人越聚越多，一下子水泄不通，人们感到很新奇，“就这么个箱子，里面能装那么多人走来走去！”我们宣传了半天，说“这叫电视机，放在家里不出门就能看上电影了。”有些人清楚了，有些人还是半信半疑。同志们虽然连续几天没睡觉了，但心里头都是乐滋滋的，不知有多高兴。那一天，敦煌的历史上第一天播出了电视节目，敦煌人也是第一次看上了电视节目，也是除了甘肃电视台之外在甘肃省内唯一的地方电视转播台播出电视节目。

在原广电部部长田聪明办公室里

第一条敦煌电视新闻制作播出

1984年春，我考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全脱产学习两年，学行政管理专业，1986年秋毕业后，仍坚持回敦煌电视台工作。

1986年9月，我从干了十多年的广播电视技术工作岗位转到了新闻工作岗位，因有两年的全脱产文科学习经历，台里让我负责电视新闻等自办节目的创办工作。

1987年的敦煌电视台编辑制作机房

20多年前办电视节目的条件比起现在来有天壤之别。受到技术、设备和见识等方面条件的限制，一个县级电视转播台要自办电视节目，所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设备简陋，所有办节目的家当就是一部1/2寸带备背包机的A2型号的摄像机，素材的剪辑和编辑工作都在这一小小的背包机上完成。其次是缺少人员，全台能办节目的人就是张虎和谭贵和同志，他们从发射机房抽调到省电视台学习了几天，就算是办节目的专家了。

在韩国首尔考察

播出的第一条电视新闻是关于敦煌市孟家桥乡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报道，说它是新闻，但时间很长，约10分钟左右；说它是专题片，又是在播报新闻。没有主持人，也没有播音员。电视新闻的配音是由当时广播站的播音员李玉环先把音配到录音带上，我们再灌到空白录像带上，按照配音内容把图像编上去。当时也没有栏目名称，我用粗笔在白纸上写了《敦煌新闻》四个近似于隶体的字。先把字贴在一块硬板上，通过最简陋的黑白抠字机用抠像方式叠在蓝画面上，最后出来的效果只能是蓝底白字，算是“敦煌新闻”的片头了。由于设备的原因，片头播出的效果总是抖抖擞擞。

那时，微波线路没有到达，节目没有上星，中央台的节目也只传到兰州，敦煌播出的电视全是靠录像带传送的电视剧。老百姓认为看电视同看电影一样，没看过电视新闻是什么样的，更没想到自己也能上电视。敦煌电视新闻的播出，立即炸开了锅，引起了很大反响。老百姓们见面就说：“了不起，我们也能上电视了！”这是自建台以来自己制播的第一条电视节目，是有史以来播出的第一条敦煌电视新闻，也是敦煌人民第一次看到了有自己的电视图像。

有了第一次，一发而不可收。

在德国考察期间，摄于东德电视台前

随后，敦煌新闻的播出量不断增加，由原来的不固定播出，到每周二、四、六必播，每次的播出量由一条到五条以上。就一台摄像机，市委、市政府的大事，市上领导的主要活动，各部门、单位的重大活动，都要急着上电视，一时间电视成了热门，抢不过来。

还有，因当时交通不便，省台派人来一趟敦煌也真不容易，遇有重大活动，省台就打电话委派敦煌台完成宣传任务。每次重大报道任务，时任敦煌市委书记的杨利民同志都要亲自出马上阵，先后完成了乔石委员长视察敦煌，日本首相竹下登访华等重大报道任务。期间，我和任建新同志组织采访报道的《敦煌鸣沙山再现千古奇观》，和李成同志采编的新闻《敦煌农民上交公粮》首次上了中央台《新闻联播》。开创了酒泉地区上中央《新闻联播》的先河，还评上了全省好新闻一等奖。

作者（左一）与原敦煌市委书记杨利民，原敦煌市市长张志刚在莫高窟合影

作者在巴西考察

第一台敦煌电视春节文艺晚会

1988年春节前夕，敦煌市委、市政府大胆决定，在群众自发组织的文艺演出活动的基础上，举办一台敦煌电视春节文艺晚会。由市委宣传部领导，市文化广播电视局牵头，交敦煌电视台承办。

现在的敦煌电视台办一台电视文艺晚会，肯定是小菜一碟，但放在当时的条件下，那就是难于登天了。最大的困难是设备严重短缺，没有特技机，也没有字母机，更没有切换设备，舞台灯光一无所有。虽然通过建台初几年的不懈努力，事业有所发展，但自制节目的设备也仅仅是由家用的1/2系统换成了广播级的BVU系列，摄像机只有一台日立Z31，编辑机也只有一套能对编的5850P。

1988年，敦煌电视台第一台春节电视文艺晚会现场

市里没有人搞过这样的活动，整个环节流程根本不清楚，认为电视台摄像了，晚会录制就完成了。时间已过腊月二十三，春节临近，市里安排在腊月二十七预演彩排一次，由于群众演员难以组织，决定在腊月二十八正式演出，要求电视台一气呵成。

任务下达了，大伙傻眼了。整个晚会录制就一台单机，就演一次，之前又没有录音，连补拍镜头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能一气呵成呢？讨论的结果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最后确定：彩排时全程摄像一遍，正式演出时再全程摄录一遍，然后把两次录制合成为一台节目播出。

晚会的演出地点选在原五金公司的一个露天四合院里。演出时用帐篷把四合院包裹起来。敦煌的腊月，气温大都在零下30多度，四合院里放两个自制的火炉子。时任五金公司党支部书记沈登华和经理张启明二位领导全力支持。

在澳大利亚森林公园

办好春节电视晚会，市里领导非常重视，社会各界全力支持，都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演出时，“四大班子”领导全部参加，并在彩排时全部参与审查了节目，讨论研究到了凌晨4点钟。

2008年7月，同敦煌电视台陆生玉台长在奥运火炬传递直播现场

晚会演出形式是真正意义上的春节联欢晚会，演出舞台设在院中间，观众都围在四周，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市委书记杨利民和副市长王渊登台同演小合唱《喀秋莎》，上下互动，气氛热烈。

节目内容大都是以敦煌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演出，说敦煌、唱敦煌、夸敦煌。特别是有一高姓人家，上到七十多岁的老奶奶，下到她七八岁的重孙，还有儿子、儿媳、孙子、孙媳共十五六人，四世同堂同台演出，夸改革开放的新生活，使晚会达到高潮。

演出一结束，已是腊月二十八深夜，当晚开始进入机房连续作战五十多个小时，由谭贵和和张虎两位同志负责后期剪辑制作任务。

后期制作的困难除了设备的缺胳膊少腿以外，连续作战不是问题，更麻烦的是我们缺少经验。当时也没提出要求，出现了彩排预演和正式演出的节奏快慢不一样，演员多次出演的穿戴不一样等问题。有的演员预演时穿红色的衣服，正式演出时又换成了白色衣服，正式演出的画面效果不好时，要选用一些彩排时的好镜头问题就大了。

2002年，作者摄于香港紫荆广场

第一台敦煌电视春节晚会的实况录制播出安排在大年初一上午。节目一经播出，轰动一时，反响强烈，敦煌人民看上了本乡本土的电视春节晚会节目，他们又惊又喜，“我们敦煌也能办电视春节晚会了！”加之节目内容多是演熟悉的人，说唱身边的事，老百姓爱看。

有一个小品演鸣沙山骆驼经营户打架抢客的事，有个骆驼经营户就打来电话对号入座，说：“我是有那么一回事，我知道我错了，也感到羞愧。”敦煌电视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成了当年敦煌春节期间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对电视台的评价是空前的。它毕竟是敦煌历史上第一台电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实况录播。

第一个关于敦煌电视事业发展的市人代会“决议案”和第一个县级电视台成立

建台初期，全体员工合影（前排左四为作者）

敦煌1987年县改市后，1988年被国务院命名为第一批“中国文化历史名城”。在1989年之前，敦煌电视台的正式呼号为“敦煌电视转播台”。

敦煌电视事业同改革开放后的敦煌社会经济发展一样快速发展，不断壮大。1986年在全省建立起了第一个卫星地面站系统，可直接接收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信号。那时，没有有线电视，更没有光缆传输网，省微波线路在整个河西未通，省台节目到不了敦煌，中央台也只播出一套节目，老百姓看电视全靠无线接收，只能看到一套电视节目。

作者在比利时考察

敦煌电视事业为了同敦煌建成国际化旅游城市相适应，敦煌市委、市政府把发展电视事业当做头等大事，干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是增加一个电视频道。1989年冬，敦煌市召开十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联合提出议案，要增加一个电视频道、增播一套电视节目。最后人代会做出决议，通过了《关于敦煌电视台增加频道的决议案》，这是敦煌市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为发展社会文化事业做出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决议案。

作者在美国华盛顿

增加一个电视频道的播出就是要增加一套无线电视发送系统。人代会作为决议案确定了，市政府就积极落实，多方筹集资金50多万元（注：50万元在现在看来小菜一碟，但在当时一个县的财政来说，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除了电视发送系统用去了近30万元，还增加了部分摄录像编辑设备。1KW分米波13频道电视发射机是选用北京广播器材厂的。为了兑现人代会决议案的承诺，系统工程必须在当年年底前完成。天馈线系统安装是由甘肃省广电厅天线队姜建福队长一行在严寒的冬天完成的。他们的精神十分感人，敦煌的寒冬腊月，气温大都在零下30多度，滴水成冰，又要在100米以上的高空作业，困难可想而知。他们把几吨重的天线桅杆先从100多米高的铁塔顶卸下来，焊装上发射天线后再吊装上去，然后才能进行系统调试。

1989年冬，作者（左一）与同事在敦煌电视发射台塔顶平台上

天馈系统工程结束后，所谓的答谢也非常简单，那时也没有像样的酒店，就在电视台的会议室里，用电视台职工食堂的师傅做的几个菜招待了他们。施工期间，我作为一台之长，始终守候在工地没离开一步。我有恐高症，爬不了高塔，但又非上去不行，他们就用缆车把我吊上了最高平台。系统调试完工后，原有的一套发送设备转播中央台节目，新建的一套系统就可专门发播敦煌电视台节目。至此，敦煌的观众就可看上两套电视节目了。

有了自办电视频道，市政府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积极申报敦煌电视台成立。当时主管的刘会林副市长亲自挂帅，积极争取，国家广电部正式批文“敦煌电视台”成立，这是全省至今唯一经国家批准的县级电视台，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三家县级电视台之一。

全省第一次电视台台长会议合影（后排右五为作者）

1988年10月，甘肃省广播电视厅召开了全省电视台台长会议。除甘肃省台外，参加会议的仅有兰州台、武威台、嘉峪关台、张掖台、酒泉台和天水台等7个电视台的台长。

敦煌电视事业的发展，敦煌电视台的正式成立，我作为成员台台长代表之一参加了全省电视台台长会议。

会议由时任甘肃广电厅副厅长的韩效文主持并作了讲话，甘肃电视台台长王燕天参加了会议。会议明确指出，这是甘肃省广电厅第一次召开全省电视台台长会议，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全省电视台台长会议。会议形成纪要：全省电视台要联合起来，互相支持，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敦煌电视台第一张“全家福”

1989年，敦煌电视台大事多，喜事也多：增加了一个电视频道；有了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正式呼号；新增了几十万元的采、编、播设备；扩大了采编队伍；新开办了电视栏目和《敦煌新闻》的固定播出；完成了乔石委员长视察敦煌等重大新闻报道任务；评为全省、全区先进系统等。这一年春节，台里邀请全台的职工家属到电视台做客，让他们观摩电视台采、编、播、发工作流程，从中了解职工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没有节假日工作的辛苦。同时感谢他们长期对电视台工作的支持，给他们拜年，活动搞得热热闹闹，职工和家属喜气洋洋，这是电视台的第一次新春联谊活动，也照了敦煌电视台的第一张“全家福”。

第一次同中央电视台联办节目并获奖

随着“敦煌热”的兴起和敦煌国际旅游城的打造建设及敦煌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敦煌历史文化名城在国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敦煌电视事业的发展与时代同步，自制节目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1990年春节刚过，中央电视台给敦煌电视台发函联系：两台共同合作，在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里，做一个名叫《灿烂中华》栏目的知识性节目，还有山东曲阜、广东东莞两个城市电视台参加，其中，在敦煌做三集节目。我给市委、市政府汇报后，时任市委书记杨利民、市长张志刚和宣传部长杨生海等领导非常支持，认为这是一次宣传敦煌的大好机会，一定要全力以赴支持敦煌电视台同中央台合作好。有了市上和领导的支持，我们就有了底气。我们便及时给中央电视台回函，4月份中央台青少部导演李金熔（现东方时空主持人李小萌的父亲）带队来敦煌实地考察，先是出脚本、定方案、选景地、看设备，后又明确职责，分头抓紧准备。

作者摄于联合国总部大楼

节目是以竞赛和表演的方式进行，要求以中学生为主要对象，表演者必须以在校中学生为主，大多数表演者是从敦煌中学初二的学生中选拔的。做这样的节目也是第一次，加之本人缺少文艺特长，困难就更大了。节目的正式拍摄定在8月初进行，拍摄过程异常艰难。设备上是单机拍摄，一个镜头要重复好几遍才行。现场的音响、灯光等全是问题。拍摄场地选在了敦煌莫高窟和鸣沙山两个地方，都是以两景区为背景的竞赛现场拍摄。敦煌的8月，太阳一露脸，气温30多度，地表温度七八十度，人难以在阳光直照下站立。每天早晨5点钟出发，待一切准备好就到8点以后了，工作上两小时就只能在阴凉处待着，带上吃的喝的，要等下午6点后太阳偏西才能再进行，太阳落山结束后回到城里住地就到12点多了。三集节目，连续工作了十多天。

《灿烂中华》在月牙泉拍摄现场（后排右二为作者）

节目主持由中央电视台和敦煌电视台共同完成。中央台派来一女一男两个主持人。中央台女主持人是中国第一代电视新闻播音员李娟，男主持人是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学生肖鹏，敦煌台播音员刘晓岚参与了主持。

《灿烂中华》节目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后，宣传效果很好。外界的人从电视画面上更进一步地知道了敦煌，了解了敦煌。电视台工作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和表扬，时任市长王殿映给电视台奖励了10万元。

《灿烂中华》节目，我作为编导之一，获中央电视台优秀编导奖，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获奖。

第一次搞现场直播与调离敦煌电视台

酒泉第二届青年艺术节定在1991年5月4日开幕。艺术节活动项目多、内容丰富、规模较大。当时的酒泉地委、行署上下重视，时任酒泉地委书记贠小苏亲自督抓此项工作。

活动的重头戏就是艺术节的开幕式。开幕式安排在酒泉市灯光球场举行，贠小苏作出“表演现场容纳观众少，可发挥电视的作用，把开幕式的盛况搞成电视实况转播”的重要指示。

奥运火炬传递仪式结束后，与敦煌电视台部分职工合影

作者在澳洲时，与当地土著合影

时间已到了1991年4月中旬，当时的酒泉地区广电处和酒泉电视台接到任务后受设备条件等限制不知所措。最后拿出应急的办法就是选中了敦煌电视台，建议由我负责组织完成这棘手的任务。应急办法给地委、行署汇报后，领导同意，并坚决支持，责令地委组织部尽快把我抽调过来。

我于1991年4月25日急匆匆赶到酒泉，接到任务后我的心情也变得复杂起来：如干不好，给敦煌电视台丢脸，也丢我的面子；要完成好任务，困难实在太大了，从音响、灯光、拍摄设备到传输线路严重不足，缺口很大，切换台、调音台、特技机等全都没有。

进退两难，没有退路。我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勘察开幕式现场，掌握设备人员状况，拿出了一个没有任何备份的需要动员酒泉地区范围内所有力量才能完成的应急方案。

2003年，同敦煌电视台陆生玉台长（左一）等在钓鱼台国宾馆合影

很快到了“五一”节，急需的是要把我所了解并能借到的设备运到酒泉来。时任酒泉团地委书记的陈伟同志全力支持，从行署专调一辆面包车归我使用。我调集了敦煌电视台调音台、特技机、摄像机、灯光等设备和谭贵和等同志前往酒泉。又借调了肃北电视台孟年生台长和他们台的部分设备。那时敦煌到酒泉的公路比现在难走费时多了，我们返到酒泉已是5月2日。我马不停蹄地又去了嘉峪关电视台求救，王金台长从人力和设备上给予大力支持，摄像机、切换台和摄像师等火速调来酒泉。5月3日晚饭后，我们就在地区招待所一楼开了一间大房子，必须先要试着把一堆大杂烩的设备串连成一个系统，看能否运行。设备一连接，麻烦还真多，不是接口不对，就是同步不行，仅连通就已经到了5月4日的凌晨，艺术节开幕式就在当天下午4点举行。

同志们顾不上一天一夜的疲劳，连续作战，马上把试连过的设备拆下来，运往直播现场。现场直播的人员和设备由五家电视台共同合作才得以进行，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我作了明确的分组分工后，大家分头行动，就在活动正式开始前的一小时，设备安装调试完毕。由于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那时没有现在这样方便的盒饭和矿泉水等，一人一个饼子解决问题。

老天帮忙人鼓劲，活动搞得很成功，电视直播活动也很顺利，在酒泉引起了很大反响。毕竟是酒泉的第一次电视直播，加上字母、特技等效果，观众看后连声赞叹，百姓赞扬：“没想到我们酒泉电视台也能搞出这么好的效果。”领导满意，大家都说好。

摄于台湾省澎湖岛

2000年，作者（首排中）在全省广播电视省级SHD网项目合作签字仪式上

直播活动后，我被正式调往酒泉电视台工作，第一次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敦煌电视台，离开了我工作生活36年的敦煌。

注：作者现任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总工程师，原任敦煌电视台台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