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委员会的成立

五、出版委员会的成立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出版业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互不相连的各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另一部分是国统区的出版业。为了加强对出版业的领导，党首先建立了临时的领导机构——出版委员会。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北平出版事业致彭叶赵电》，电文指出：“为筹划与进行新华总店与华北（即华北新华书店）之统一及领导新华与新中国两店的出版事业，组织临时的出版工作委员会，由黄洛峰、祝志澄、王子野、平杰三、华应申、史育才、欧建新为委员。委员会主任由周扬到平后决定。”^[26]

出版委员会在召开三次筹备会之后，于2月22日成立，黄洛峰当选主席。在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扬指出，出版委员会“目前的工作重点在北平，首先解决平、津的统一，将来再召集各区，再商讨整个合并，出委会为华北最高出版机关，各种出版物都应经过核准始得出版”。“总之，这个出委会的机构是一个集中的领导机构，不是一个联席会议，不是协同，而是统一。”^[27]周扬的话，初步指明了出版委员会的性质和工作任务。7月12日，在出版委员会第18次会议上，黄洛峰指出：“中央宣传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决定最近召开，中心任务为：（1）了解各区出版发行情况；（2）总结经验；（3）决定具体计划将全国出版事业统一集中起来。本会工作应开始照顾到全国范围，同时应担负起中央宣传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一切筹备工作。”^[28]

这说明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出版委员会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管辖的范围也越来越大。

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于1949年2月22日成立后，组织机构分为出版处、厂务处、秘书室、会计室四个部门，出版处（主任华应申、副主任徐律）下设编校、出版、杂志出版、印务、美术五科和资料室；厂务处下设管理、技术研究、印务、材料四科；秘书室（主任王钊、副主任程浩飞）下设人事、文书、总务三科；会计室（主任陈正为）。据曾任出版处印务科科长的王仿子回忆，当时人员短缺，机构和人员都是逐渐增加的，如资料室、厂务处等机构的负责人一直到出版委员会结束还是空缺的。出版委员会的主要骨干由长期在解放区工作的工农分子出身的干部和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三联书店干部组成。到8月底统计，出版委员会本部有职工87人，其中共产党员36人。从年龄说，20至30岁的65人（其中有新招收的青年38人），是一支比较年轻的出版队伍。^[29]此外，由出版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北平新华印刷厂、新华油墨厂、华北新华书店等单位的职工共1 428人。

出版委员会成立之后，除了参加北平、天津的出版接管工作以及派出干部南下参加南京、上海的接管工作，还进行了以下主要的工作：

（一）出版工作

统一出版先从统一版本开始，出版委员会出版的任务重点，首先是出版政策文件和干部读物，其次是中小学教科书，统一版本也就从这几类出版物开始。

1.出版委员会成立后，最先出版的几种书，是中央宣传部新编以解放社名义出版的重要政策文件选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论工商业政策》等。其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书选编了从1947年5月30日至1948年7月30日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文件14篇，解放社在书前的《编者说明》称：“这些文件过去在各地发表时，因为电讯传达的关系，大多或多或少地有些错漏，现在经新华总社根据原稿校对，汇印成册，作为标准本。各解放区翻印这些文件时，请以此本为据。”这个标准版本，出版委员会交由华北新华书店发出多副纸型供各地翻印，曾大量印行，对当时的干部进行形势、任务和政策教育起过很大的作用。^[30]

2.出版新版《毛泽东选集》。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新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亲自参与编辑和校订，以前在华北、东北等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律停止重印，所有毛泽东著作单篇本也由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委员会重新校订，各地再印，规定统一使用新的版本。《毛泽东选集》新版于1949年5月6日开始发稿，6月初新华印刷厂排完，6月中旬出版委员会校完三校，全部校样送毛泽东亲自校阅。出版委员会把新版《毛泽东选集》的排校作为一件光荣的政治任务接受并认真做好各项工作。^[31]

新版《毛泽东选集》从部分稿件发排到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差不多将近两年半，胡愈之在《毛选》第1卷出版庆祝会的讲话中说：“这一段时间很久，是因为毛主席对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样慎重的态度，亲自几次校阅修改。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作注释工作和主持出版工作，也十分地慎重。”

3.出版“干部必读”。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为了提高全党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决定出版“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12种。1949年2月，中央即将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命张仲实（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提出一个学习理论的计划，张仲实和胡乔木商量，拟定了马列主义著作的12种目录，毛泽东阅后即在上面批了“干部必读”四字，印发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干部必读”的12种书书名如下：《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12种书中，《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亲自编辑的，张仲实和艾思奇、吴亮平、柯柏年等参加了搜集材料的工作，《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发展简史》是张仲实编译的。

出版委员会将12种书编为8卷，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整套书为25开本，初版每卷印3万册（其中布面精装本1.1万册），从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出齐，初、重版总计印了300余万册，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籍。

4.出版委员会出版的图书，还有经中央宣传部核定的曾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出版的理论性和政策性图书130种，中宣部文艺处陈涌整理的“人民文艺丛书”55种等。截至1949年10月，出版委员会在平津两地印刷厂新排重排的图书共有315种（合371册），共印577.6万余册。同时，还出版了《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中文版》和《新华月报》、《中国妇女》、《人民文学》、《文艺报》、《新音乐》、《中苏友好》等7种期刊20期，印行33.9万册。

出版委员会出版的书，凡是政策文件和理论读物（如“干部必读”等），用解放社名义出版，其他图书用新华书店名义出版。为了统一版本，每种书一般都要打6副纸型，除留2副外，其余4副分送东北、华东、华中、华南4地印刷用，使全国印的同一种书，只有一个经过认真校订的版本。所有书刊均由华北新华书店总发行。

（二）出版中小学教科书

建立公私合营的联合出版社向新解放区中小学学生供应教科书，是出版委员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任务。1949年5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由叶圣陶任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任副主任委员。过去，各解放区都是自编、自印教科书，不仅教材不一致，课程标准也不一致。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后，就将华北、西北、东北解放区使用过的课本中选用一部分，又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等出版的课本中选用一部分，有的经过修订，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才重新编写。春秋两季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数量大、时间紧，任务十分繁重，光靠出版委员会、新华书店的力量，在资金、人力、纸张等方面都远远不够。黄洛峰就运用私营出版业的力量，于1949年7月在北平组建了华北联合出版社，由史育才任董事长，薛迪畅任经理，工作人员42人。先后参加华北联合出版社的股东共25家，投资总额1 193股（每股按北平的中国人民银行折实单位^[32]500个计算），其中新华书店和三联书店的公股占48.5%，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23家私营出版业的私股占51.5%（认股额以80%缴白报纸，以20%缴现款）。出版社自1949年7月1日成立，至1950年10月结束，共计印制三个季度的中小学和民校教材2 036.2万余册，用纸42 346令（各股东社共交报纸1.2万令），销货总额166.24亿元（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1955年3月发行的新人民币1元）。

华北联合出版社印制的中小学教材，供应了华北5省与陕西省的中学和平津两市及附近几十个县的小学。该社结束时结算，由于购进纸张升值等原因，共获利32.5亿元。1950年12月，出版社私股全部撤回，改建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实行国营，发行工作人员划归新华书店总店新成立的课本发行部。

参照华北联合出版社的做法，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组织新华、三联和商务、中华、大东、开明等62家出版社成立了上海联合出版社，由王益、万国钧分任董事长和经理。上联社的投资总额1 603股（每股按上海的中国人民银行折实单位500个计算），共收股款7.56亿余元，白报纸3.3万余令。其中新华、三联投资的公股占20.75%，私股占79.25%。出版社于1949年7月21日成立，到9月中旬就赶印出中小学教科书800万册，基本上解决了华东、华中新解放区学校教学的需要。该社于1950年10月结束，编辑、发行部门分别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和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南北两地建立的联合出版社，黄洛峰称之为是不同于三联书店那样一种公私合营的新形式。公营出版业甚至能够用1/4的力量，运用私营出版业3/4的力量，既利用了私营出版业的资金，又利用了他们的经验，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处于大变革时期的中小学教科书供应工作得到平稳的过渡，且获得公私两利的效果，这是解放后最早对出版业进行公私合营工作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三）统一华北书店工作

出版委员会遵照中央关于出版工作统一集中在步骤上首先把平津两地统一起来的指示精神，从1949年3月即着手统一华北地区的出版发行工作，并具体领导北平、天津两地的新华书店。经过一段工作后，于5月10日正式宣布东北、华北两个系统在北平、天津的新华书店合并，分别成立了新华书店北平分店和天津分店。

（四）调研全国出版概况

出版委员会成立后，黄洛峰组织来自解放区和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着手调查研究全国出版业的历史和现状。经三个多月的努力，于6月5日写成《全国出版事业概况》，供领导研究参考。这份调研报告全文约1.5万字，内容包括全国出版业主要单位的出版情况、排印能力、纸张供需等概况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等，附件有华北、东北、华东新华书店及新中国书局主要情况的介绍，半官僚资本及部分官僚资本出版业概况及负责人姓名，私营大书店一览，以及对外界翻印书籍问题的意见等。

（五）举办业务训练班

新华书店进城后，由于业务迅猛发展，日益感到人手不足。北平市新华书店经领导批准，在《人民日报》刊出招收职工启事，前来报考的男女青年有二三千人，都是十八九岁的初高中学生，也有少数大学生。经过选择和考核，先后录取120余人。新中国书局也招考吸收了一批青年。出版委员会为了帮助各直属单位的青年提高政治思想、熟悉业务，决定举办业务训练班，由程浩飞任教务主任，邹雅任指导员，黄洛峰和华应申分别兼任训练班的正副主任。业务训练班于5月1日开学，7月10日结业。参加学习的学员有53人，分别来自北平新华书店两个门市部和新中国书局等单位，大部分是书店新招收的职员或练习生，参加书店工作一般只有两三个月。训练班的课程分政治课、业务课、文化课，来讲课的有艾思奇、何其芳、胡绳、王子野、华应申等。

这个训练班受到中央宣传部的重视。在7月10日训练班结业晚会上，陆定一和胡愈之等领导出席，陆定一在讲话中说，这次参加训练班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意义很大。他简要回顾了革命出版工作的历史，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说明人民出版事业有远大的前途。他着重指出：“我们不是普通的出版家，而是革命的出版家。同志们第一是革命家，第二才是出版家。对我们的工作，要抱很严肃的态度。封面印的好不好？排的好不好？有没有错字？不要因为这工作不是我做的，不关我事。同志们是一个革命家，就要向人民负责，一点错误都不应发生。我们不能给老百姓吃毒药，要连沙子亦不能有……”^[33]

（六）接受苏联政府赠送的图书

1949年9月，黄洛峰以中央出版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带领出版科科长朱希和刘辽逸（任翻译）到天津，与苏联驻天津商务代表诺维科夫商谈苏联政府赠送我国一批俄文版图书以及有关图书贸易问题。这时我国中央人民政府还未成立，中苏两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苏联政府为表示苏中友好，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为我国出版一批马列主义著作中文版，此时已印制完成，打包待运，急需确定接受单位。第一批图书是苏联国际图书公司主动发运的，以后才凭我国订单发货。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俄文版的科学技术书籍5 000种，每种2册。这批书是苏联政府赠送给我国政府作母本的，不计价；第二部分是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图书，包括《列宁文选》两卷集、列宁著作单行本《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及《斯大林传略》等几十种，共3万册。这批书没有定价，按我国市场定价出售后以六折付人民币给苏方。

苏联政府赠送给我国的俄文版科学技术书籍5 000种，经有关部门选择翻译出版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出版的中文版书籍定价低廉，因而发行后极受我国读者的欢迎。

黄洛峰等从津返平后，出版委员会即决定成立专门经营外文书报（包括“莫斯科中文版”书籍）的发行机构，定名国际书店，成为新中国出版外贸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