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出版工作跃进会议的召开

一、全国出版工作跃进会议的召开

随着1957年的整风运动与“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开展，轰轰烈烈的出版界“大跃进”运动在上海率先展开。1958年2月，上海各出版社近4 000人数天内针对所谓的“官气、暮气、骄气、阔气、娇气”等“五气”写了46万张大字报进行疯狂攻击。随后，各单位和个人都迅速制订了“大跃进”计划。上海出版界向全国发出倡议：承诺1958年出版物发行347种，字数2 900万字，上缴利润105万元，利润比去年增加9倍。3月10日，文化部抓住了这个典型，在上海召开“全国出版工作跃进会议”，强调在新形势下出版工作要迎头赶上。^[34]

会议结束后，国家出版和发行系统掀起“学先进、赶先进、比先进”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出版社提出，两年后力争成为全世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最好的出版社之一，要出版一系列震动世界的“巨著”，装帧印刷质量3年内要赶上德国，超过日本。决定在7月份大战一个月，发稿数量和种数要提高6倍，在字数上要增加4.5倍。^[35]中华书局提出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速度。7、8两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宣传画就由55种增至172种。

商务印书馆苦战五昼夜，通过努力，把过去至少要四五个月才能出版的书，一个月内就出版了11种，共121万字。有的出版社提出加快出书时间的“三个一”速度指标，要求有的书一天、一旬、一个月出版。

6月份，上海各出版社出版了209种宣传总路线的书，总印数达2 300余万册。出版社一天就编出6种宣传总路线的小唱本，6天就出版了15种宣传总路线的新书。“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图书在6月某日还由上海市出版局的正副局长带领，各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编辑、干部一共有700多人在市区的电车上、马路上推销宣传总路线的图书。”^[36]

通过整风，上海出版社重视追求质量而忽视所谓普及等一贯倡导的倾向消失了。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出版事业大跃进运动，原先所定的规章制度和标准成了空话，造成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浮夸风，导致质量低下的出版物盛行。

在“大跃进”运动的高潮中，全国不少地方办起了县一级的出版机构。浙江、江苏、河北、广东等有些县已挂了出版社的牌子，很多县虽然未挂牌子，也分别由当地党委和有关机关团体编写出版了不少介绍工作经验、表扬先进人物的小册子，比较普遍的是出版当地群众写的反映“三面红旗”的诗歌，差不多县县都有。有的中共县委作出“全党全民动手创作”的决定，提出“党委号召，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民执笔，苦战三月，立说40万，精选1万篇，著书100册”的要求；有的县专门成立了“群众文艺创作编委会”，提出“乡乡有编辑组，乡乡编书，社社有创作组”，每月可编书4本给出版社出版。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每县出一个鲁迅”，“每县出一个郭沫若”等荒唐的“跃进指标”。这些情况被文化部门的领导总结为：“群众办出版，群众搞创作，专家与群众相结合，集体写书，现场编辑，开门办社，土专家和工农作家的大批涌现成为出版社的组稿对象以后，繁星耀天，花团锦簇，一洗专家路线时代凄凄冷冷的黯淡景色。”有的文化领导部门甚至提出建议每个县设立一个综合性出版社，认为“积极地、有步骤地建立专县出版机构是出版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出版工作中进一步贯彻群众路线比较好的组织形式，是开展文化大普及运动的有力工具”^[37]。

出版社片面追求快出书，将一些实行多年的工作制度进行“改革”，甚至将保证出书质量的编辑工作“三审制”也废除了。1958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出版教研室举办的出版工作讲座，邀请一家中央级著名出版社的领导来介绍“大跃进经验”的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位领导人宣称：过去编辑工作实行“三审制”，不论什么稿子都要提详细意见，甚至约社外力量审看那些不能采用的来稿。这种做法是少、慢、差、费的办法，现在已把它倒过来处理：总编辑、编辑室主任先看来稿，部分审读，判定其无修改基础的就立即退稿。过去凡审定能用的稿件都交编辑逐字逐句进行加工，这也是少、慢、差、费的办法。现已改为边审边加工，凡是创作稿先看政治质量如何，如无问题即由责任编辑边审边改，看完就改完，即可发排，一反过去层层审稿加工的办法，时间就快多了。编辑部以前对校对同志是否能保证原稿质量抱有怀疑态度，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经过整风，思想解放了，打破了保守观念，现已做到70%稿件编辑部不看校样，由出版部负责到底，编辑部仅对部分重要书稿要求看清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