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出版科研的起步

一、新中国出版科研的起步

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是以解放区的革命出版事业和国民党统治区进步出版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于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新型的出版事业，都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迫切需要，而借鉴、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经验是当时惟一的选择。这既是我国革命出版工作长期以来“以俄为师”传统的继续，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上“一边倒”的必然结果。

为此，新中国成立初，我国一些出版单位先后翻译出版了苏联出版的有关出版专业的专著：《书籍出版事业的组织和经营》、《出版社的任务》、《提高书籍出版工作的质量》、《书籍出版社的业务计划》、《怎样降低出版物成本》、《书刊成本计算》、《书籍杂志出版工作的介理化与节约》、《书籍宣传》、《论党对报刊的领导》、《苏联图书贸易的组织与技术》、《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等20余种。

从1950年到1957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报上开辟了《图书评论》专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创办的《新闻与出版》报，都用大量篇幅刊登了列宁、斯大林论报刊和苏联新闻出版工作经验的文章。人民出版社内部编印的《出版周报》，1951年一年内就转载和翻译介绍苏联出版社的经验文章12篇，内容包括苏联出版社处理原稿和校样的过程，制定选题计划，校样与原稿的校对，书籍的技术设计与节约，印刷业对出版业的任务等具体的经验介绍。^[46]

1949年至1950年间，出版总署多次邀请苏联国际书店经理介绍苏联出版业概况。1956年9月30日至11月16日，文化部组织的中国出版界赴苏联参观访问团，以出版局副局长金灿然为团长，曾彦修、宋原放、史育才、周天泽、王大任、李千峰等11人为团员，到苏联作为期一个半月的参观访问。全团分出版、发行、印刷、外文出版4个组，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参观团回国后，根据访问记录，编印了《苏联的出版事业》一书，详细介绍了苏联的出版、发行、印刷等情况和工作经验，印发全国出版界学习参考。

通过对苏联出版事业工作经验的学习了解，不仅促进了当时我国出版事业的建设，而且也推动了我国出版科研工作的起步和发展。

1958年11月23日，文化部所属的文化学院正式开学，黄洛峰担任院长和党委书记。出版、发行工作没有教材，黄洛峰就组织学院开办的出版、发行研究班的学员自己动手编写。黄洛峰长期从事出版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对编写出版、发行教材特别关注，从拟提纲、分章节、讨论主要论点到完成，他都挤出时间参加，提出具体意见。到1961年，《图书出版工作概论》、《图书发行工作概论》、《怎样做好基层书店的领导工作》等出版研究专著先后排印出版。

1961年初，新华书店总店考虑到对发行部进行专业培训的需要，同时对书店长期实践的做法与经验应加以总结提高，在总店副总经理周天泽主持下，以研究室为基础，专门组织了写作班子，参加人员有总店陈伯阳、陈雨、梁天俊，北京发行所方厚枢、陆联棠、张子光和上海发行所宋玉麟等，编写了《图书发行概论》、《图书发行简史》、《书籍学》等教材。

与此同时，地方上的一些出版发行单位也开始从事出版科研活动。1961年，上海出版系统建立了“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主要任务是搜集、整理、编辑近现代出版资料，以揭示上海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创建与发展轨迹及其对文化进步事业的贡献，兼以供当代出版事业参考、借鉴。据1965年2月统计，共搜集、整理出版资料142种。其中有关出版史料部分主要有：①近百年全国出版社名录；②中国近代出版大事年表初稿；③1906—1947年中国新闻、出版的法令法规汇编；④1872—1949年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档案资料汇编；⑤1912—1925年北洋军阀政府对进步出版物的迫害和反迫害斗争资料；⑥万国版权同盟史料。此外还辑录了有关报刊资料中对于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