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出版教育的发展

二、新中国出版教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出版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怀。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出版干部不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需要的问题十分突出。1950年4月1日，出版总署胡愈之署长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力量小，担负大。主要原因是业务发展太快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向我们要书，我们不能不给，但是，干部不是很快可以培养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困难。”为了加强出版事业的发展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开办了一些出版发行干部培训班和图书发行、印刷学校，以培养新中国的出版发行干部和职工队伍。

1951年3月，新华书店总店与北京师范大学签订了《共同办理新华书店总店职工业余学校合约》，学校于3月20日成立，总店副总经理王益在大会上说：“摆在书店面前的问题很多，一切困难和缺点的总根源是政治水平不足，业务水平不足，文化水平不足。”“在政治、业务、文化三者之间，文化实处于锁钥的地位。要提高书店工作，必须从提高文化水平开始。”职工业余学校以学习和提高文化为基础，开设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并建立了较严格的学习和考试制度^[47]

为了进一步加速发行队伍的培养，新华书店总店在北京通县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所培训图书发行干部的学校——文化部图书发行干部学校，行政上归文化部领导，教学业务由新华书店总店负责。学校于1958年9月20日开学，全国省级书店的科长和地（市）县书店经理共156名学员参加，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基础、哲学和图书发行的业务知识等。同年11月，学校并入文化部新成立的文化学院图书发行系进修班，到1959年8月结束。此后，图书发行系还办了第二期进修班和一期研究班，于1961年10月结束。

1961年文化学院停办后，新华书店总店于1964年4月举办了发行干部训练班，有省书店经理、科长和专区书店经理41名学员参加，学习国际国内形势、文化出版工作方针政策、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等。此外，在地方也举办了一些培训发行干部的机构，如上海图书发行学校、山西图书发行学校、广西图书发行干部学校，辽宁省新华书店举办的科技书发行专业训练班等，这些培训机构，到“文革”开始后全部停办。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印刷工业的恢复、发展及其对人才的需要，印刷技术教育受到重视。印刷行业的职工教育从扫盲开始，实行正规教育与业余教育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有条件的工厂企业相继开办培养在职职工不脱离生产的业余学校、夜大学等，组织职工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

1953年9月15日，上海印刷学校开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培养中等印刷人才的学校。该校初为技工学校，1957年6月改制为中等专业学校（1959年9月上海市成立上海出版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1962年停办，并入上海印刷学校）。到1965年止，中专班共招收10届学员1 627人、大专班44人，为上海各印刷厂轮训技术干部150人，为全国各地印刷厂举办技工班共计结业200余人，不少经过培训的学员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其他省、市也创办了一些印刷专科学校或培训班，如北京市印刷专业学校、辽宁省印刷学校和一批技工学校。^[48]

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地区的出版部门和有条件的印刷厂还创办或在厂内附设半工半读的印刷技工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半天生产，半天学习，培养目标为技术工人，毕业后由本厂吸收。

除了以上出版发行干部训练班以及图书发行、印刷等专科学校的开办外，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的出版教育事业，培养更多的编辑出版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还制定了出版教育、培训工作15年远景计划。

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文化部各司局按照上级统一布置，对前几年制定的文化事业“一五”计划进行修订，制定了《1953—1967年十五年远景计划》，对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任务提出了要求，并列出具体的发展指标。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制定的《出版事业十五年远景计划（草案）》，于1958年11月底完成上报。这个计划中对出版、印刷、发行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方面提出的具体目标是：

（1）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加强编辑干部的业务学习，调整和大力补充编辑干部；建立上海印刷技术学校，进而改建为北京中等印刷技术学校；开办各种业务训练班。选拔出版、印刷、发行干部20人出国深造。”

（2）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加强干部教育和训练工作，并以培养编辑人员、技术人员和中级干部为重点。会同高等教育部在适当的高等学校增设编辑系、美术装帧系、图书贸易系；建立印刷学院和中等图书贸易学校。”“大力举办各种业务训练班，有计划地抽调干部进行轮训，五年内，轮训出版、印刷、发行干部19 850人；选拔出版、印刷、发行干部五十人出国学习深造。”

（3）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1967年）：“继续大力培养编辑干部，并以培养各项高级专业人才为重点。到1967年，90%的编辑干部经过轮流入学和业余进修等办法，继续受到教育和提高。印刷方面，各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应普遍得到提高，做到一部分工程师能获得学位，一部分技术员提高到工程师。发行方面，做到没有轮训过的干部，普遍轮训一次；5%的发行干部，经过夜大学等办法，受到高等教育。继续选拔出版、印刷、发行干部80人出国深造。”

从实际执行的效果来看，“一五”计划所规定的绝大部分指标，到1956年底提前完成；“二五”和“三五”计划，由于从1957年到1965年的政治运动连年不断，“左”倾思想的干扰，出版事业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反复，干部教育和培训工作计划中的目标有多项未能实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所有的计划均成为泡影。

【注释】

[1]宋应离.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二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64.

[2]宋应离.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二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65.

[3]王子野.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69.

[4]刘杲，石峰.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398－399.

[5]王子野.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66.

[6]王子野.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68.

[7]王子野.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69－70.

[8]王子野.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69－70.

[9]宋应离.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二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67.

[10]宋应离.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二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67.

[11]方厚枢.历史回望：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端［J〗.中国出版，2002（9）：43－46.

[12]王建辉.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良好开端——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J〗.出版科学，1998，（3）：37－38.

[13]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1948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1.

[14]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临时出版委员会筹备会第三次谈话会记录》（节录），（1949年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19.

[15]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关于将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等交给中央出版局管理的通知》（1949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36.

[16]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关于将正中书局等的书籍归出版委员会处理给黄洛峰的信》（1949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66.

[17]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267.

[18]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1949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190.

[19]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1948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1.

[20]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扶植私营出版业问题复华中局宣传部电》（1949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159.

[21]黄品良.1949年大转折时期党的出版业政策管窥［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2）：213－217.

[2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41.

[23]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267.

[24]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华北局宣传部、秘书处关于华北新华分店移交华北出版委员会领导的决定》（1949年3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57.

[25]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通报》（1949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474.

[26]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关于北平出版事业致彭叶赵电》（1949年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52.

[27]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22.

[28]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出版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7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177.

[29]王仿子.回忆出版委员会.北京出版史志（第6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30]曹国辉.“标准本”——版本统一的开端［J〗.出版参考，1999，（5）：8.

[31]曹国辉.“标准本”——版本统一的开端［J〗.出版参考，1999，（5）：8.

[32]“折实单位”是我国解放初期实行的一种以实物为基础而以货币折算的单位。1949年春始于天津，一个折实单位以含面粉一斤、玉米面一斤和白布一尺的前5天的平均价格为标准。以后北京、上海等地也开始实行，但标准不一。各地中国人民银行按当地折实单位所含实物的市价计算，逐日挂牌公布。随着人民币值和市场物价的稳定，1954年以后银行不再公布折实牌价。

[33]陆定一：《在出版委员会业务训练班结业晚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174.

[34]黄苏芬，周家华.对我国大跃进时期出版工作的回顾与思考［J〗.编辑之友，2011，（5）：124－125.

[35]黄苏芬，周家华.对我国大跃进时期出版工作的回顾与思考［J〗.编辑之友，2011，（5）：124－125.

[36]宋原放.上海出版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53.

[37]章宏伟.雪泥几鸿爪，苔庭留履痕——新中国60年出版大事记［J〗.编辑之友，2009，（9）：137－175.

[38]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关于出版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以及对于改进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9—1960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156.

[39]李侃.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29.

[40]方厚枢.大跃进年代的出版工作［J〗.出版史料，2004，（4）：13－23.

[41]方厚枢.大跃进年代的出版工作［J〗.出版史料，2004，（4）：13－23.

[42]方厚枢.大跃进年代的出版工作［J〗.出版史料，2004，（4）：13－23.

[43]方厚枢.大跃进年代的出版工作［J〗.出版史料，2004，（4）：13－23.

[44]方厚枢.大跃进年代的出版工作［J〗.出版史料，2004，（4）：13－23.

[45]方厚枢.大跃进年代的出版工作［J〗.出版史料，2004，（4）：13－23.

[46]方厚枢.历史回望：新中国出版科研的起步和发展［J〗.中国出版，2003，（2）：41－44.

[47]方厚枢.新中国出版教育的历史回顾［J〗.出版史料，2005，（5）：14－20.

[48]方厚枢.新中国出版教育的历史回顾［J〗.出版史料，2005，（5）：1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