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世纪初的德国报业

第三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报业

《德文新报》源于德国人之手，以德文出版，自始至终充满了德国因素，因此，如果要对该报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就必须首先了解那个时代的德国报业制度及传统。对于这份在近代中国出版发行的德文报刊而言，中国只是为其出生提供了客观的土壤，真正的孕育者乃是19世纪的德国报业。

承接前述问题，近距离了解彼时的德国报业传统，不仅仅是分析《德文新报》本身的要求，也是笔者认为不能将这份德文报刊与其他在华外文报刊一概而论的必要论据——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德国报业，无论在制度、传统还是发展状况方面，都与英美新闻模式不同，与欧洲大陆之内的其他国家也有区别。

众所周知，在报刊的早期历史中，德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然而，19世纪30年代，当大众报刊时代来临之时，这个国家却不再领跑，德国大众化报刊时代的来临远远晚于美国、英国，甚至法国。伍尔夫·约纳斯·布约尔克（Ulf Jonas Bjork）在其Germany:Mass－Circulation Newspapersshaped by an Authoritarian Setting一文中认为，这都归因于报刊和政府之间难以相处的关系，而报刊发行和筹措资金的特殊结构也起到了负面的作用^[55]。

近代报刊伴随德国社会进入19世纪，那时，柏林、汉堡、莱比锡、法兰克福等大城市都拥有自己的报刊。发达的商业贸易活动使得当时社会对于信息提供与信息交流的需求成为报刊的生存和发展的肥沃土壤，《汉堡通讯》（Hamburgische Correspondent）在1880年发行量为30000份，是当时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报刊之一。然而，另一方面，19世纪的德国一直笼罩在威权主义统治的阴影之下，不论是19世纪前期的日耳曼邦联，还是1871年之后的德意志帝国，报刊从来都没能自由地发展，而是成了权力的工具^[56]。政府严格控制报刊出版这一特征，在1871年德国实现统一前后的两段时期都表现得十分鲜明，因而，像《汉堡通讯》所达到的发行量，仅仅是商业刊物的特例。

19世纪早期，德国政府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报刊的作用是相当消极的，因而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然而，拿破仑对德国大片领土的占领^[57]却令政府和报刊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变。爱国主义成了双方的斡旋者——德国的报刊将目光锁定在反对法国的主题上。在拿破仑垮台之后，德国报刊便将目光转回祖国，批评当局和其他问题。与此同时，一个松散的日耳曼邦联建立起来。“邦联国会作出决定需要取得一致或大多数通过，但是，这通常很难实现。……然而，在严格控制报刊这一点上，国会成员还是取得了一致。1819年，查尔斯巴德法令（Carlsbad Decrees）出台，成立邦联之前的出版前检查制度又被请了回来。”^[58]德国的新闻人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在这一点上，除去时间上的不一致，欧洲国家普遍有着相似的经历。19世纪20～40年代，德国的出版物增加了一倍，这使得加强检查变得困难^[59]。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查尔斯巴德法令被正式废除，整个日耳曼邦联结束了出版前审查的历史。出版自由最终实现，政治报刊一夜间涌出，数量超过230份。”^[60]然而，政府却并未因此停止对报刊的约束和限制，“检查制度不复存在，但政府管制依然可以通过法律条文来实现，当局的注意焦点仅仅是从出版前审查转移到了出版后制裁上。”^[61]在整个德国，控制报刊就是传统，政府还试图将亲政府的文章植入那些独立的报刊，这比审查更加有效用，“1860年左右，这些政策使政府得到了真正的对报刊的主导地位”^[62]。

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分裂依然阻碍着德国报业的发展。“小城市思想、狭隘的眼界使得一般的读者对于超出他们生活区域之外的事情不感兴趣。那些争取更开阔眼界的出版者们，要力争塑造更统一的德国意识和国家认同，在读者那里却得不到响应。”^[63]因而，“德国报人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不同，他们从发行量上得不到任何实惠。……两次技术革命促成了大众化报刊的诞生，要知道，蒸汽机印刷机和以木质纸浆作为报刊用纸都是德国人发明的，可是这两者的发明人都没能在国内为他们的发明找到用武之地，便只好出走海外寻求那些渴望变革的出版人。”^[64]

当俾斯麦的时代来临之际，这位议程设置的大师以爱国主义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和统一德国的宏伟计划与当时德国的自由主义报刊达成共识^[65]。1871年，德国统一，但是德国报刊不但没有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却由被控制陷入了被操纵的深渊。除了经济上对报刊进行资助，政府一直用提供丰富的新闻资源引诱着报刊。即使是广告的空间，政府也不会放过，“俾斯麦经常强调，积极刊载官方广告对出版者是有好处的”^[66]。

随着各样通讯社的建立，能够提供不同信息和观点的渠道增多，在俾斯麦执政生涯的最后十年，他建立起来的信息系统已经失效^[67]。“1880年之后，俾斯麦对新闻的控制放松了，但是其政策对德国新闻业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他去世^[68]后的很多年，德国政府拾起了并依靠着他当年开创的方法，例如迎合地方报刊的需要，将政府制造的新闻植入那些独立但态度亲政府的报刊中。”^[69]

抛开政府的因素，在俾斯麦时期，德国报刊的种类数量一直在增长，“到1885年，德国国内各类报刊（日报、周报）数量已超过3000份，但约九成的发行量只有几千份。即使发行量最大的德国报刊，在法国、英国及美国的报刊面前也会相形见绌。”^[70]德国报刊的发行范围只限于地方，因而缺少竞争力^[71]。另外，德国报业内部的问题也是造成其缺陷的原因。首先，“在发行方面，因为禁止街头零售，发行就只能靠订阅。发行方面不是靠报刊自身而是靠其他独立的公司或者邮局。结果就是，报刊发行人对自己的读者不熟悉，也没有增加发行量的想法。就像当时德国报业不愿接受先进的印刷技术一样，他们也不愿接受新的发行方式。德国最早的新闻专业组织德国记者协会1871年投票拒绝报刊沿街叫卖或在报摊零售，认为这些方式对于报刊发行是不适宜的。”^[72]第二，在版面设置方面，“德国报刊中鲜见大字号的标题，直到1914年战争新闻大篇幅出现，才使得大字号标题成为需要，另外，德国报刊中也几乎没有配图片。而持续使用哥特式字体印刷也使得报刊看起来很老气。”^[73]伍尔夫·约纳斯·布约尔克（Ulf Jonas Bjork）在文章中还引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期瑞典记者弗里茨·亨里克森（Fritz Henriksson）的观点，认为“德国报刊守旧，版面不吸引人且混乱，而且都是小开本。”^[74]第三，在广告方面，除了前述提到的政府提倡刊载官方广告，德国广告业组织的存在也阻碍了报业向大众化发展的脚步。“发掘地方的潜在广告客户和在报刊中寻找版面为客户宣传都是有利可图的工作，但这些并没有掌握在报刊出版者的手中，而是落在独立的广告代理商手中。报刊一般与广告代理商签订长期的合同，租赁报刊版面并收回报酬，这笔收入虽然能够定期获得，但却十分低廉。出版者们选择这一做法的初衷是为保证收入的稳定。19世纪最后几十年，随着工业革命不断发展并刺激着广告业，德国报刊与广告代理商之间的关系使得报刊一方很明显地处于劣势。”^[75]

即使外部环境不利，德国的新闻人也从未停止过抗争求变。在新闻采集方面，面对政府对消息资源的控制，以及后来著名的沃尔夫通讯社受控于政府的现实，“德国记者协会曾一度打算模仿美联社建立一个合作性的通讯社，但这个想法没能吸引到资金支持”。^[76]“虽然建立合作通讯社最终未能实现，但在某种意义上，独立采访新闻的观念已经在德国新闻界默然一致”。^[77]然而，政府鼓励采用官方消息和德国诸多报刊普遍习惯转发其他报刊消息这两个现实情况又使得主动的新闻采访活动在德国报界无利可图^[78]，德国记者们的积极性无法被调动起来。另一方面，电报业务的发展使得新闻报道越来越倾向于简洁和及时，可是，编辑部却要为此付出很高的费用。德国的编辑们为此感到愤懑，他们“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具有德国风格的新闻写作方式，即倾向于发表意见、进行解释和做出论证，这种风格使得编辑部社论的地位胜于消息的地位而成为报刊的关键。”^[79]

关于彼时的德国报业，还有两个方面不能遗漏。第一是19世纪后半叶政党报刊在德国的发展状况。当时，有党派倾向的报刊夹在政府控制的报刊和独立的自由主义报刊之间，面对生存与政治立场等多方面的矛盾，往往很难生存^[80]。“与广义上的自由主义报刊相比，真正的政党报刊规模都相对较小，许多自由主义报刊在其政治观点方面都表现出了‘公正’，这使得19世纪末的德国报刊体现出明确的非政治性。”^[81]而这种非政治性的另一原因要归于俾斯麦当政时期留下的印记，“记者要么受到政府公开打击和法律的威胁，要么接受政府的信息为政府说话，这让许多自由主义编辑挣扎得精疲力竭。许多持自由主义态度的编辑选择了退出政治话题，这就导致了许多德国报刊持守着一种超然的中立态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有一半的报刊都是无党派的。”^[82]第二是19世纪末大众化报刊开始在德国兴起。在大众化报刊的概念中，解释和描述被认为是互相独立的，然而在彼时的德国报刊中，对事实的陈述往往会呈现出鲜明的观点，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报刊的政治立场都是相当明确的^[83]。直到20世纪，德国的大众化报刊也从未摆脱这样的特点，这也是不能将那一时期的德国报刊与英美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报刊同一而论的原因之一。德国大众化报刊开始出现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刊载内容逐渐丰富，并开始重视排版和印刷样式^[84]，另外，大众化报刊注重提升发行量的特点使得德国报刊开始打破仅仅靠订阅而发行的单一方式，从报刊亭零售逐渐增多，到1904年政府解除了沿街叫卖报刊的禁令，德国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报刊^[85]。

以上便是《德文新报》背后所倚靠的德国报业发展概况。由此，在近距离探究这份在华德文报刊的来龙去脉时，笔者已经不能将研究对象孤立地放在近代中国报业的背景下了，因为彼时德国报业制度和报业传统是否深深影响甚至带领着《德文新报》前进，已经成为挥之不去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