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各国报业传统向中国移植

第四节　近代西方各国报业传统向中国移植

由前文的分析可以肯定，若要探究彼时的在华外文报刊，一定无法抛开西方新闻业在那一时期的发展历史:报刊作为近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其存在已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因为，报业的成长会带来制度的形成。“在中国，满清王朝的迅速崩溃，最终使得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悠久的文明，被削弱为一个巨大的黑洞。”^[86]在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中，这个黑洞一直在被西方因素填补着，这个过程是不自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必然的。19世纪后半叶，在华办报的各个西方国家，无论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状况发展到哪个阶段，都已形成了自己的报业制度。在华外文报刊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起到了孕育与示范作用，这一点在学界已经获得普遍认同。外文报刊进入中国，不仅意味着一种新事物出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一种新的制度被引入中国。如前所述，在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这段时间，西方各主要国家都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报业制度，因此，当英、美、德、法等不同国家的报刊在中国出版，多样化的西方报业制度也就随之被带入了中国。这是我们在研究近代在华外报时不应当忽视的。

但是，目前学界对于在华外报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报刊内容分析和新闻业务介绍，还没有深入到各国报业制度及报业传统的层面。学者们大多从近代中国报业的产生过程中观察到了现象和效果，即西方外来传教士及商人在中国创办、发行报刊，目的是为其自身愿望（传教）和利益（商业活动）服务，同时将近代报刊介绍到中国。笔者以为，西方外来者在中国办报这一行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将西方近代报业制度和新闻专业传统带入了中国。比起某报刊出现及其所产生的暂时利益而言，一种制度的进入对一个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必然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华外文报刊为近代中国带来的不仅是西方先进的思想及科学技术知识，也不仅是为近代中国报人如何编辑出版报刊做了示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在华外报为近代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报业理念、传统及制度，国人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推动社会进步。创办一份报刊，仅仅只能在一段时期内、一定范围内作为社会工具服务大众；引入报业制度，却能在潜移默化地渗透中为近代中国社会制度注入新的细胞。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的近百年正是中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国人办报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艰难状态中，如果只是社会变革的需要，作为传播工具的报刊是容易死亡的，逐渐形成报业制度才是支撑报刊不会消亡的根本。

陈旭麓先生在论及中国近代报刊时提到:“报刊于今最有功，能教民智渐开通。眼前报馆如林立，不见‘中央’有‘大同’（当时的报刊名称）。”^[87]虽然陈先生著述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近代报刊，此处的论述是为论证其他问题而服务的，但先生谈及近代报刊的段落，较多地着墨于报刊的功用和办报思想这两个方面，这位历史学家对于近代中国报刊的论述恰恰代表了近代中国报刊史研究的现状:多侧重于分析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工具的作用，而忽视了探讨报刊及报业制度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