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出现在中国的近代报刊（1886年以前）
中国新闻史学界提起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都会首推1815年创刊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因为，虽然该刊物出版地不在中国，但其发刊与中国有直接的联系。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选定报刊这一传播形式进行布道，自此，为近代报刊进入中国打开了大门。但是，有新闻史学家也分析说，“这份杂志样式的刊物很少有新闻报道，对科学等知识进行解释说明的文章和福音类的文章又几乎没有新闻性可言。因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只能说是一份定期出版的宣传册（periodical tract），却算不上是具有新闻性质的月刊（monthly journal）。”[8]1833年，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and Western Ocean’s Monthly Investigation）是中国境内最早出版发行的近代报刊。在当时清政府严格的宗教政策限制之下，这位普鲁士传教士在将中国境外报刊转入境内的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9]。更为重要的在于，这份刊物已不同于《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编辑内容的重点不再是基督教教义的介绍，而是以介绍西方知识与文明为主。从报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该刊几乎每期都辟有“新闻”栏，借由西方船只航运而来的信件或报刊为消息源，报道各国近况，这是意义重大的[10]。虽然彼时的所谓“新闻”只是一些概况和介绍，至少，近代报刊的基本性质已经在中国显现了。另外，郭士立公开呼吁商界人士支持与帮助（包括订阅或捐款等方式），以便维持报刊经费的做法，是近代报刊的又一特征的体现[11]。
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不得不向西方各国打开了中国多个沿海城市的大门，近代报刊、杂志就此在各通商口岸的外国人社区中出现。西方新闻业就这样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随后，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所经历的调整和改革也为近代中国报刊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12]。
鸦片战争之后，从《遐迩贯珍》（The Chinese Serial）、《六合丛谈》到《孖剌报》（The Daily Press）、《香港船头货价纸》，新闻消息、贸易信息、布告广告等内容逐步成为中国近代报刊中的因子。这些由英美传教士或商人创办的近代报刊正是中国近代报刊的最初样式。后来出现的对中国近代报业影响更为深广的中文《申报》、《上海新报》，英文《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等也均出自英美人之手。当近代报刊这一社会现象在近代中国逐渐稳定并扎根时，它就不仅仅只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了，英美报业的传统和制度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入中国社会。被卓南生先生称为“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中文日报”[13]的《循环日报》虽然以“华人资本、华人操权”为标榜[14]，却无处不显露出英美报刊范式的影子。根据卓南生先生的著述，在国人还并未完全接受近代报刊这一社会传播工具的时候，该报总主笔王韬曾不遗余力向读者介绍报刊功能与影响等相关信息，还曾专门“介绍欧美报业发达情况及报人办报态度”[15]。由此来看，显然，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英美与欧洲大陆各国新闻业发展程度存在差异这一问题被忽视了。以王韬为代表的那一时期的中国报人所赞赏和憧憬的是英美报业的样式。由于当时进入中国的外报以出自英美人之手居多[16]，因此可以说，那一时期，中国的近代报刊主要遵循的是英美报业传统。
综观1886年前的近代中国报业，德国因素尚未显现。对中国报业有重要贡献的传教士郭士立也仅仅是有普鲁士血统而已。那么，为什么德文报刊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恰好在1886年，是偶然还是必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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