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新报》的发展历程

四、《德文新报》的发展历程

1886年至1917年，《德文新报》在华的近31年时间，恰恰经历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沉浮变迁。在这30余年中，这份生长在中国、面向德侨的报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它的编辑、发行地址在哪里?谁是它的读者?各位主编都带给这份报刊怎样的面貌?根据前述《德文新报》的创刊情况，主编更替以及社会环境变化等因素，可以将该报在华的近31年历史分为4个阶段:

（一）1886～1889年

关于《德文新报》最初阶段的情况，只能从最后一任主编芬克的文字中获知一二。1911年《德文新报》进入第25年，主编芬克撰写了25周年纪念文章刊载于当年第一期的头条位置，对这份刊物的过往做了回顾。芬克在1899年接手主编《德文新报》时，已经是该刊出版发行的第13个年头，对于过去，芬克曾在1910年时希望找到前两任主编写成回忆录并进行刊载，但遗憾的是，纳瓦拉已于当年辞世，而另一位主编冯·贡德拉赫已无从联系^[60]。

根据芬克的描述，《德文新报》的第一期是在1886年10月1日发行的，这首先印证了本文前面的考证。芬克写道:“那时候，按照编者冯·贡德拉赫（J.F.von Gundlach）的打算，是出版一份日报^[61]。但是，因为没有找到必要的资金支持，这份刊物只能艰难度日，勉强维持。后来，《德文新报》改成周刊出版，也还是遭遇了很多困难，早先来到东亚的德国人应该还都清楚地记得这些。在那个时候，可能大多数在远东的德国人都不认为他们非常需要这份自始至终以‘远东地区德国人利益之音’为副标题的报刊。这份报刊一再易主。虽然这份刊物的工作者们一直都在努力地工作着，但总是挫折不断。直到最近几年，《德文新报》终遇坦途，德侨们渐渐认同了这份刊物的价值所在，读者渐渐增多起来。……”^[62]

笔者在前文中已经转述了《上海新闻志》等资料关于最初一段时期《德文新报》的相关记录。与此同时，另有《旧上海史料汇编》在名为《上海德文报刊小史》的篇章中做了如下记载:“德文新报原来是一张每晨出版的单行报刊，但没有几久，就变做了晋源西报（Shanghai Courier）里的一栏，而不单独刊行了。……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晋源西报主人英国人才克尔（J.G.Thirkell）逝世，该报即归并于文汇报（Shanghai Mercury）。德文新报此时乃重起炉灶，又复单独出版，不过是每周出版一次^[63]。主编为德人芬克（C.Fink），这位先生是一位理想的新闻人才，故德文新报在当时各种客报之中，是甚占势力的。”^[64]这篇《上海德文报刊小史》的文章所述的信息均未注明出处，因此无以查证。芬克在1911年为《德文新报》创刊25周年纪念写的这篇文章，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距离历史事实最近的，因而应当是可信的。

综合以上各类事实，可以判定，关于《德文新报》初为日刊，后改为周刊的说法是正确的，只是以日刊发行的持续时间尚不能确定^[65]。关于附在《晋源西报》中发行一事，只能从后来的主编与《晋源西报》的关系推测，这是可能存在的；在时间方面，芬克所写的25周年纪念文章中则未提及此事。作为主编，芬克自己对于《德文新报》最初阶段的情况也并不十分了解，因为他在这篇25周年纪念文章中提到，希望找寻那些了解《德文新报》最初十年的出版情况的人写出文章进行发表^[66]。至于创刊号，芬克在文章中说，就当时知道的情况来看，也只有八、九个旅居在上海的德国人见过^[67]。

据此可以推测，《德文新报》在出版后的前几年的确境况不佳，影响不大。后来被转手和附在其他刊物中也是非常可能的事实。但这份刊物真的如许多新闻通史中介绍的那样自始至终“不发生效力”^[68]，还是如《上海德文报刊小史》的引文中所言“德文新报在当时各种客报之中，是甚占势力的”^[69]?只有用《德文新报》后面20余年的发展事实来论证。

（二）1889～1898年

根据前文的推算，1889年《德文新报》重新独立发刊，每周出版，纳瓦拉任职主编。按照笔者能查阅到的报刊原件来看，1896年至1898年是纳瓦拉主编《德文新报》的最后三年，刊物整体呈现稳定的状况，因此，可以对这一时期的《德文新报》进行分析，从而了解纳瓦拉主编《德文新报》时期的相关情况。

与同时期的其他在华外文报刊相比，《德文新报》报头部分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量大。纳瓦拉主持编辑发行后期，即1896年至1898年的《德文新报》是笔者能见到的最早的该报原件。报头上部以德文和中文分别书写报名:“Der Ostasiatische Lloyd德文新报”，下方德意志帝国鹰徽醒目呈现，徽标左右两侧框起报刊相关信息两组。以1897年4月16日第11年28期报头为例，左侧注明本地发行信息:“东亚地区唯一的德文报刊《德文新报》于上海每周发行一期。东亚地区订阅每季度3元（不含邮资），邮资25分。零售发行地址为九江路2号，每份35分，3份1元。出版发行人及责任编辑为纳瓦拉（B.R.A.Navarra）。”^[70]右侧则为德国国内读者说明订阅信息:“德国国内读者欲取得样刊及订阅费用等其他信息，请联系以下两处:Hof－Buchdrucker Sr.Maj.Des Kaisers，Ritterstrasse 50，Berlin S.W.或London Office:9，Hill’s Place，Oxford Street.该处为德国地区广告独家代理。”^[71]报头信息的细节会随着刊物的发展不定期变化，而这样的报头格式一直延续到1917年该报停刊。由报头信息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德文新报》已固定为周刊发行，这与本文前述相关资料中记录的《德文新报》脱离《晋源西报》后独立发行，每周出刊的陈述相一致。

就《德文新报》的具体情况而言，从传者和受众的因素来看，该刊在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呈现了这样的状态:

首先，在传者方面，《德文新报》在这一时期由纳瓦拉负责主编，在编辑出版地上海通过订阅及零售的方式发行，零售设有专门地点，即九江路2号。从彼时德国报业传统的角度来看，《德文新报》在报刊发行上已经打破了德国国内靠订阅发行报刊的传统做法。另外，《德文新报》零售地点所在的九江路东段是租界时代外资银行和洋行集中地，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一份商业报刊处于十里洋场中这样的位置，无形中展现着出其发行人的专业素质，也隐隐透露出该报背后的支持力量——德国在华贸易的发展状况。

《德文新报》一般为每周五出版，遇到中国春节及圣诞节假期，报刊出版日期会作出相应调整^[72]，编辑部的这一做法在后来渐渐成了惯例。并没有充分依据说明在华德侨也会庆祝中国新年，因而可以推断出另一种可能性:《德文新报》的出版发行工作中是有中国人参与的。1900年春节前刊载的编辑部调整出刊时间的启事给出了答案:中国农历新年临近，本报排字员及印刷工人们将休假，因而下一期的出刊时间作出了相应调整^[73]。

在1898年中国农历春节过后，编辑部刊出通告:因为从上海返回德国的邮船出发时间的改变，《德文新报》也将改在每周一下午出版^[74]。当这份面向远东地区德国侨民的报刊因为上海与德国之间的往返邮船时刻表的改变而调整出刊时间时，我们就不难相信，这份报刊对于德国本土受众的重视程度。若反向地推测，也正是本土受众的需求决定了当客观条件出现变化时，出刊时间便会相应调整。

其次，《德文新报》受众的信息也在发行信息中被揭示出来:在上海只设立一处零售点，其余均靠订阅发行，这就是说，《德文新报》在发行方面依然遵循了19世纪末德国报业的传统，以订阅为主，拥有固定的受众群体，每季度为最小订阅时间单位，这就保证了该报发行量的相对稳定性。虽然这一时期也设有零售点，但仅有一处，这在提升报刊发行量上并不能起到特别明显的作用。

在受众分布方面，由报头所提供的订阅信息，并结合该报以德文出版、以为远东地区德国人利益服务为宗旨等因素，可知，其主要受众群体为分布在远东地区的德国侨民。另外，报头订阅信息中特别说明德国国内读者对于该刊的索取方式，不仅表明该报的受众远及德国本土，更反映出这份德文刊物与本国联系之密切性。

（三）1899～1913年

1899年初，纳瓦拉离开中国，报刊从业经历丰富的芬克任职《德文新报》主编之后，逐步对该报进行了适当调整与改版，编辑部文章、新闻报道、言论、商业信息及广告等几部分内容划分更加清晰，报刊形式趋于稳定。在英美报刊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文新报》所体现出的变化也能够侧面地说明德国报刊当时的特点:顺应世界报业发展潮流，报刊编辑方面更加专业，但并不失本国的报业特色。

从编辑部刊发的公告以及后来的报刊征订启事中可以得知，事实上，纳瓦拉离开之后，《德文新报》进行了重组、改革。作为新的出版发行人，芬克的名字在1899年1月9日第13年15期《德文新报》报头信息中首次出现，原主编纳瓦拉挂职责任编辑^[75]，同期正文部分头版刊出公告:即日起，芬克接任《德文新报》主编及发行等职责^[76]。很显然，这一期的《德文新报》正在揭开改革的序幕。1899年2月4日，《德文新报》第13年19期正式公告:1899年1月1日，《德文新报》上海总部执行编辑、发行及广告业务的接管、委任事宜:柏林总代理处负责人为G.Schweitzer和E.Busch^[77]，德国地区广告部由J.Neider先生负责，Rudolf Mosse，Haasenstein ＆Vogler，Adolf Hausmann－Berlin广告部及Carl Caesar－Berlin也接受委任^[78]。自此之后，《德文新报》以全新的面貌展现于读者面前。

对于从1899年开始的变化，芬克一直是颇为自豪的。首先，芬克对刊物记年做了调整。在此之前，《德文新报》自1886年10月1日创刊时开始记年，每年10月为新一年的开始，这在每期的报头处都有标明^[79]。芬克任职主编的第一年，便将《德文新报》的记年与一般公历纪年统一了起来，即1899年的第13年记年一直持续至年底结束，1900年以第14年开始重新记年^[80]。在1902年及1903年年末的编辑部征订启事中，均提到1899年《德文新报》的改革一事。而这种刊登在岁末头版上的带有年终总结性质的敬告订户启事中，阐述了自1899年改革后3、4年以来《德文新报》的种种变化:报社的记者及工作人员众多，遍布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在第一时间为读者提供翔实、准确的独家报道。在诸多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德文新报》的读者往往能比东亚地区其他报刊的读者更早地得到消息。在报道内容的范围方面，1899年之前的《德文新报》较多着墨于中国及其社会发展方面，而忽略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随着报社记者、撰稿人及其他工作人员的队伍渐渐壮大，无论是关于中国的各个方面情况，还是日本、俄国、朝鲜、暹罗^[81]、英属海峡殖民地^[82]、菲律宾、巽他群岛^[83]及南太平洋等其他亚洲地区所发生的新闻，都被纳入《德文新报》的报道范围。20世纪初无线电通讯业务的发展打破了路透社一家独大的局面，《德文新报》可以直接获得来自柏林通讯社的消息报道，而撰写这些消息的都是德国国内一流的记者^[84]。

论及《德文新报》与在彼时新闻业务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无线电报业务^[85]，又颇值得玩味。1899年6月24日第13年38期《德文新报》的一周电讯专栏不再出现路透社供稿字样，虽然，路透社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新闻通讯社，但德国人的表现又的确是在主动甩开英国人在报业上的影响，他们更愿意亲手用自己的文字记录新闻，而不是一味地转译英国人的稿件。1899年之后的几年间，《德文新报》曾多次对无线电报业务的相关情况进行详细报道^[86]。很快地，这项业务就被应用于《德文新报》的新闻活动中:1900年3月30日第14年13期报头信息中出现了电报通讯地址的信息:“Publicatio，Shanghai”。1901年11月29日第15年48期报头信息中显示《德文新报》已拥有两个电报通讯地址，分别为:编辑部，Publicatio；发行/广告部，Expeditio^[87]。1902年10月31日第16年44期，从封面发行信息中可知，彼时来自柏林的无线电新闻报道已经触及新加坡、香港、上海、青岛、芝罘^[88]、天津、北京。1904年3月11日第18年10期报头注明:每日青岛独家电讯消息，由青岛E.Kroebel公司代办，到1904年4月29日第18年17期报头相同位置上的城市又有增加，除上海、青岛之外，北京和天津也已在此列。1904年5月13日第18年19期《德文新报》头版头条刊载了关于《德文新报》在华无线电机构的消息，由此可以得知，彼时，除上海《德文新报》报社之外，该报的无线电业务先后在青岛、北京和天津建立起来^[89]。报道中不无充溢着德国报人的喜悦:“这是一件有益于德国人利益的大好事，重要的新闻消息可以迅速、准确地传达给读者，从此打破英国路透社的垄断。”^[90]很显然，德国人看不惯英国人在新闻报道方面“忽视他国利益，只为本国利益服务”^[91]的做法。在报道的最后，《德文新报》编辑部表示会继续努力，争取扩大其无线电报业务范围，并请有兴趣于此项业务的公司与编辑部直接与其联系^[92]。在随后的发展中，《德文新报》所涉及的无线电报业务地区越来越广泛，在中国，延伸至长江沿岸的汉口、重庆^[93]；在中国之外，编辑部每日从亚洲各地十余家报社获得电讯稿件^[94]。纵观1899年至1913年间的《德文新报》，其新闻业务更加体现了专业化色彩，这与20世纪初世界新闻业发展的大趋势恰好吻合。

先进的信息传播方式，对受众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必然体现在新闻的时效性方面。就一份周刊而言，《德文新报》编辑部对于新闻时效性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诸多发行量更大的日刊。编辑部曾多次对每周出刊时间进行调整:1899年新年第一期^[95]头版中刊出关于出刊日期的说明:本期之后，《德文新报》改为每周六下午出刊^[96]。五天之后，1899年1月14日第13年16期出刊，报头信息中出现明确说明:“德文新报，远东地区最早的德文报刊（创刊于1886年），每周六下午上海发行。”^[97]1900年起，刊物出版日期更改为每周五^[98]，到当年3月，读者在每周六上午便能读到最新一期的《德文新报》^[99]。仅仅只是调整出刊时间，并不能让人明白其中原因所在。自1900年8月24日第14年34期开始，“本期编辑部截稿时间为8月24日星期五上午十点”的信息出现在每期刊物正文头版位置^[100]，由此可见，《德文新报》的读者在每周六上午收到最新一期刊物时便可以读到前一日发生在千里之外的新闻。到1900年11月16日第14年46期发行时，读者可以从刊物中读到广告部截稿时间也被规范设定起来，为每周四中午12点^[101]。到1911年时，《德文新报》的读者每周五晚便可以收到最新一期的报刊，而编辑部的截稿时间依然是每周五上午十点。《德文新报》是重视时效性的，这是进入20世纪后新闻业竞争的关键环节。1900年第4期商业副刊没有及时出刊，对此，编辑部在随后一期的头版位置做了解释:上周英文的商业副刊未能及时出版，不是编辑部本意。邮件日的调整导致商业副刊未能如期投递，恳请读者谅解^[102]。

1899年之后的《德文新报》有一个始终未远离的主题，就是变化。除了上述的主编更换，柏林办事处人员更新，记者、撰稿人队伍扩大之外，报头信息中又透露了更多的变化。随着报刊改革而发生变化的还有报社地址。1899年初，《德文新报》社址变为九江路6号，德国总代理处的地址更改为柏林S.W.林顿大街（Lindenstrasse）47号^[103]。在此之后，《德文新报》编辑部、发行部曾多次易址，这些在报头信息中均有呈现:1900年1月19日第14年3期所刊载的编辑部和发行部（广告部）地址更改为南京路571～572号^[104]；1901年3月15日第15年11期报头信息注明发行部（广告部）迁至南京路571～573号，编辑部在九江路6号”^[105]。由此可推断，九江路6号依然是《德文新报》的编辑部，彼时的《德文新报》应当是扩大了编辑、发行的地点^[106]。1903年7月3日第17年27期封面信息:地址改为南京路24A，并有竖排中文繁体字分列左右两侧:“德文新报”，“英大马路”。汉字的出现使得这份在华德文报刊中多了几分中国的味道。

报刊发行和读者订阅是《德文新报》31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究竟是怎样的人在阅读这份刊物?其受众信息就隐藏在发行及订阅信息之中。1899年2月25日第13年21期头版征订启事做了这样的说明:订阅《德文新报》，可以通过所有的德国邮政部门，在奥匈帝国、瑞士、俄国、瑞典、挪威，以及所有万国邮政联盟成员国家，只要参与签订报刊协定的，均可实现订阅。特别指出的是，设在上海、芝罘、天津、青岛的德国邮局也可以订阅本报^[107]。随后一期（1899年3月4日第13年22期）的报头订阅信息中增加了邮发代号:No.5844。这样的一串数字暗示着这份在上海出版的德文周刊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小范围内的读者，德国在各地所设立的邮政业务和万国邮政联盟，这些有利的因素帮助编辑部将他们的文字传向了更远的地方。无论是邻国日本、朝鲜、暹罗、菲律宾，还是德国本土及欧洲，甚至远及北美，《德文新报》几乎到达了德国侨民所在的每一处地方^[108]。

在刊物递送方面，发行部重视及时、准确的投递，如有变动或特殊情况发生，则会及时在刊物的醒目位置以通告的方式与订户沟通。前述已经介绍过的《胶州消息》、《商业增刊》等，与《德文新报》不在同一时间发行，属于不定期副刊。“编辑部请订户告知是否需要投递不定期副刊。每周六下午接收刊物投送的上海订户，请与编辑部联系确认您的投送地址。”^[109]诸如此类编辑部告示几乎每期都会出现在刊物中。

《德文新报》的读者对于这份刊物的需求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有著述认为《德文新报》“主要发行对象为德国在华侨民，流通范围不大。”^[110]无疑，《德文新报》是一份面向德语受众的刊物，这限定了其受众面和发行量，这样看来，订阅是最稳定的发行方式，零售实在不是明智的做法。但是，《德文新报》却并没有拒绝以零售的方式来发行。在《德文新报》的订阅信息中能够看到这样的内容:“埃及塞得港（Port Said），也门亚丁（Aden），新加坡和香港，游客乘船可在以上港口购买到最新的《德文新报》。”^[111]当看到覆盖面如此广泛的发行信息时，对于这份刊物的实力和影响力就应当慎重作出判断了。1909年4月23日第23年17期《上海消息》^[112]头条以《关于对中国输入机械产品》为题，叙述了关于某几期《德文新报》迅速售罄的消息，因为这几期《德文新报》上刊载了德商在华北、华中地区机械产品销售相关内容的文章，对于相关期号《德文新报》的零售情况，编辑部称之为“令人吃惊”的。因此，编辑部将相关文章编辑成册出版。中国地区售价1元，德国地区售价2马克，现金支付或到邮局汇款^[113]。这条颇有广告意味的短消息以无心插柳的方式，将“争相购买”的情景与《德文新报》的零售情况联系了起来，虽是颇为偶然的情况，但至少再次证明了这份刊物拥有数目不凡的受众群和相当的影响力。

（四）1914～1917年

1914年之后，欧洲大战打响，远在中国的《德文新报》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报头信息中显示编辑部地址在这一时期频繁更换:1915年1月8日第29年1期报头信息表明编辑部地址改为南京路33号^[114]；1917年1月5日第31年1期报头信息注明编辑部迁至南京路33号B＆C；1917年1月12日第31年2期中显示编辑部再次迁至南京路33号B ＆C二楼。不难看出，《德文新报》的编辑部规模在不断缩小。但是，此时此刻，这样的变化已显得微不足道。最重要的在于，大战时期的《德文新报》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正文版面数不断增长，《商业副刊》和《上海消息》副刊由鼎盛时期的10余版缩减至2版，最后几近消失^[115]。曾经占据几乎半壁江山的信息和广告，最终难觅其踪。至于曾经每期必现的编辑部通知读者的各类订阅、投递公告等与该报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内容，则再也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