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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新报》报道内容分析综述

时间:2023-04-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德文新报》报道内容分析综述_《德文新报》研究第三节 《德文新报》报道内容分析综述经历了前期发展和充满军事宣传的大战时期,《德文新报》前后的变化使得为这份报刊的报道内容作以综述变得十分困难。图7.8 1896~1917年《德文新报》报道内容综合图表17 1896~1917年《德文新报》报道内容分析综述对此,表17中以各变量出现频率的均值和标准差来做进一步解释。显然,这种传统在《德文新报》中也得到了继承。

第三节 《德文新报》报道内容分析综述

经历了前期发展和充满军事宣传的大战时期,《德文新报》前后的变化使得为这份报刊的报道内容作以综述变得十分困难。从各个报道对象和各类内容在样本中出现频率的角度进行分析也许并不能全面说明问题,但至少可以抛开分析报道文字细节方面的纠结,对该报在内容选择方面的偏向作一较为客观的展示。

从图7.8中可以看到,中国和德国是《德文新报》头条文章中重点关注的对象,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受关注的程度虽然不高,但也始终保持了一定的比例。政治方面的内容总是排在其他各类内容之前,经济和文化类内容则一直是该报头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作为报道对象,世界局势一直都扮演着小角色,而战争和军事的问题也只是在某一特定时期才成为受到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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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1896~1917年《德文新报》报道内容综合图

表17 1896~1917年《德文新报》报道内容分析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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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表17中以各变量出现频率的均值和标准差来做进一步解释。在报道对象中,“德国相关”这一变量的标准差值最大,说明这一变量的出现频率最不稳定,很显然,这是战争所致。而在报道内容的6个变量中,恰好是“战争相关”这一变量波动性最大。结合图7.8可以看出,正是战争的爆发拉动了这两个变量出现频率的上升。同比之下,作为报道对象的“中国相关”和作为报道内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变量的标准差值均小于0.1,波动性远远小于“德国相关”和“战争”变量。

综观所有变量,爱国主义可能是最为特别的一个,总是以不起眼的出现频率停留在某个角落,从相关计算来看,其标准差值仅为0.01左右,波动性不大。正如前文在分析彼时德国报业时所提到的,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德国报业中,宣扬爱国主义这一因素一直存在,因此,即使在战争时期被大肆利用,也没有显得十分突兀。对爱国主义进行特别强调的做法本是威权主义政府对报刊进行控制的软手段,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德国报业消化成为一种不自觉的行为,甚至成为报业传统中的内容。显然,这种传统在《德文新报》中也得到了继承。

【注释】

[1]迈克·亚达斯,彼得·斯蒂恩,斯图亚特·史瓦兹.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M].大可,王舜舟,王静秋,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16—17.

[2]让-诺埃尔·让纳内.西方媒介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0.

[3]Ulf Jonas Bjork.Germany:Mass-Circulation Newspapers shaped by an Authoritarian Setting[G].//Edited by Ross F.Collins and E.M.Palmegiano.The Rise of Western Journalism,1815-1914.Jefferson:McFarland &Company,Inc.,Publishers,2007:137.

[4]此说法源于罗马皇帝尼禄在公元64年火烧罗马城的典故,据说是尼禄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图重建罗马城,因此在罗马城一片火海之时,这位皇帝却坐视不管,在一旁奏乐颂诗。尼禄主义在今天多被定义为后现代的特征,常用来喻指人类今天恣意地消费地球上的资源而毁灭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在政治方面,尼禄主义多为从政者只顾眼前的短期行为的指代。本文借此说法喻指德皇威廉二世的政治行为。

[5]Barbara W.Tuchman.The Proud Tower: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 1890-1914[M].London:Hamish Hamilton Ltd.,1966:291-347.

[6]塔奇曼在此著述中将施特劳斯描绘成音乐界的恺撒,并将这位音乐家与威廉的军国主义精神等同。另有学者从施特劳斯音乐本身的角度出发,对塔奇曼的观点表示了不赞同(朗佩特著.施特劳斯与尼采[M].田立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但本文所关注的只是塔奇曼对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之政治与军事状况的叙述,不涉及施特劳斯与音乐的问题。

[7]弗雷德里克·S.希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M].戴鑫,译.展江,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

[8]弗雷德里克·S.希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M].戴鑫,译.展江,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

[9]William H.Skaggs.German Conspiracies in America:From an American Point of View by an American[M].Toronto:Thomas Langton,1915:152-153.

[10]芬克接手之后,《德文新报》自设广告部,并有专人负责,这一信息在前文中已经提及。

[11]John William Burgess.American’s Relations to the Great War[M].Chicago:A.C.McCLURG &Co.,1916:132.

[12]哈罗德·D·拉斯维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M].张洁,田青,译.展江,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译者序8—9.

[13]哈罗德·D·拉斯维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M].张洁,田青,译.展江,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译者序9.

[14]哈罗德·D·拉斯维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M].张洁,田青,译.展江,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译者序10.

[15]Denis McQuail.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ifth Edition)[M].New Delhi:Vistaar Publications,2005:458.

[16]管翼贤,纂辑.新闻学集成(第五辑)(民国丛书 第四编—45)[G].上海书店影印本.上海:中华书局,1943:89—90.

[17]指德皇威廉二世。

[18]H.G.Wells.In the Fourth Year:Anticipations of a World Peace[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8:150.

[19]在德国报业史中,这些不同派别的报刊之间原本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相关论述参见Ulf Jonas Bjork.Germany:Mass-Circulation Newspapers shaped by an Authoritarian Setting[G].//Edited by Ross F.Collins and E.M.Palmegiano.The Rise of Western Journalism,1815-1914.Jefferson:McFarland &Company,Inc.,Publishers,2007:106-138.

[20]Michael A.Morrison.Sidelights on Germany:Studies of German Life and Character during the Great War,Based on the Enemy Press[M].New York:George H.Doran Company,1918:96-97.

[21]《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中有如下描述:“1914年欧战爆发,《德文新报》及《协和报》皆成为德国在远东的宣传喉舌。”(范慕韩.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127.)《协和报》为《德文新报》主编芬克在上海办的中文周刊。1910年10月6日(宣统二年九月四日)创刊。每年出刊一卷50期。主编费希礼。第四年第十五期改由白虹主编。其栏目有:时事、军事、工业、商业、农业、学术、中外新闻等。用重磅道林纸精印,已知出过六卷。另有描述为“到了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欧战爆发,德文新报与协和报却变做了德方在远东的宣传机关”(上海通社.旧上海史料汇编[G].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318—319.)。

[22]上海通社.旧上海史料汇编[G].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318.

[23]本图统计中,上海消息和商业信息的正文版面未计算在内,因而战争部分与亚洲部分版面数之和少于正文版面总数,特此说明。

[24]巴巴拉·W·塔奇曼.八月炮火[M].张岱云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25]Der Ostasiatische Lloyd.6.Januar 1911,S.1.

[26]1919年,《凡尔赛合约》的签订使得德国将在山东的权益归还中国。(Mechthild Leutner.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911-1927[M].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2006:124-126.)但是,日本的狼子野心早在1915年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时便昭然若揭。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使得日本乘虚而入,将中国刚刚失而复得的山东之权益窃取,这也是1919年著名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G.Zay Wood.The Shantung question: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world politics[M].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22:137-149.)

[27]Karl Albert Paul Rohrbach(1869-1956),新教神学家,政治记者,旅游作家和德国海外殖民官员。

[28]Karl Albert Paul Rohrbach的文章Der Vater der Dinge刊载在1915年8月13日第29年31期的《德文新报》上。Der Ostasiatische Lloyd.13.August 1915,S.144-146.

[29]1914年2月成立,总部设在柏林,是德国负责海外宣传的主要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版月刊Der Groβe Krieg in Bildern,主要在中立国家进行战争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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