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克主编时期《德文新报》的立场

二、芬克主编时期《德文新报》的立场

正如前文所论述过的，作为职业报人，芬克比纳瓦拉更具有专业性，进入20世纪之后，德国本土报业开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远在中国的《德文新报》，身处各国报刊云集的上海已经十年有余，在这时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该报为远东地区德国人利益服务的宗旨没有变，但表达爱国之情的方式的确已有不同，不再是通篇充满富有感情的话语，而是渐渐变为用事实说话。

（一）宗旨

《德文新报》自创刊之初就是为拓展德国人在东亚地区的利益而服务的。这一宗旨在芬克接任主编一职之后更加明确。作为具有专业能力的报人，芬克更懂得利用报刊的功能去推动德国人利益的实现。

在《德文新报》的诸多文章中，无不透露着该报编辑部对祖国海外利益的强烈责任感，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份报刊的责任。而这也正是《德文新报》区别于其他在华外报的明显特点。该报擅长于撰写解释性文章，并且直言“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地维护祖国的利益。”^[8]然而，这种责任感并不仅仅体现于那些解释性文章的言词中。德国人在东亚的利益是在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竞争中获得的，这其中，商业利益是最为明显的成绩体现。刚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德国人在东亚的实力尚不占优势，英国人依然遥遥领先。《德文新报》的一位读者敏锐地看到，“根据在东亚多年的经验，英国人总是有办法获得有价值的专门知识，着重地为商人服务；我在这里能读到许多关于商标法的，关于商约的，以及关于货币问题的出版物，都是专门为英国商人量身打造的。”^[9]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这位德国人便扪心自问:我们这些精力充沛的德国人啊，在获得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之后，难道不应当为以后到来的同胞在扫清商业障碍和贸易壁垒方面做点什么吗?而《德文新报》正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最好平台，那些获得成功的同胞可以借此将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10]。《德文新报》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德国侨民交流的平台，交流所带来的凝聚力是无形的。

（二）东亚的德国报刊

“东亚的德国报刊”作为一个固定的话题，在芬克主编《德文新报》时期，曾多次出现过。总体而论，这个话题总是与东亚地区德国报刊消息源的独立分不开。众所周知，19世纪，英美报刊是全世界报刊中无可争议的佼佼者，路透社更是一度扮演着在华外报唯一消息来源的角色。但是，技术的变革与进步对于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1899年无线电通讯技术的问世让英国人的优势逐渐散去。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德国人对这一刻的到来早已望眼欲穿。正如前文已经论述过的，自1899年开始，《德文新报》不再使用路透社电讯稿，而是组织了自己的新闻采编团队，自主获取消息，成为新闻源。报刊天生就是带着立场而存在的，也只有新闻源独立的报刊才能真正站稳自己的立场。必须承认，《德文新报》迈出了德国海外报业的一大步，这必然也意味着德国报业的进步。但是，面对自己本国的新闻源，德国本土报刊对此却并无欢欣，反而让《德文新报》感到无比失望:德国报刊似乎习惯了使用别国的新闻源，而不去选择与自己立场更为一致的发自《德文新报》的消息。问题是，德国报刊对新闻源的选择并非出于客观、公正的初衷。难怪《德文新报》直言抱怨道:“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旦要报道关于伦敦或纽约的消息时，德国报刊总是喜欢一味地从国外媒体上去获取那些愚蠢的消息。再例如，这些日子，德国相当大部分的报刊在报道东亚问题时，又将自己的消息源锁定在西伯利亚的一些报刊上。”^[11]

前文已经论述过，芬克曾经为自己的记者团队能够遍布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并在第一时间独立获取和报道重要新闻事件而欢欣鼓舞。然而，《德文新报》的成绩却被其本土报刊严重地忽略了。《德文新报》针对1910年11月的一次中国人抵外运动的报道做了阐述。当时德国本土的报刊大都转引了别国的报道，仅有《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12]等少数报刊采用了德国电讯社的消息。《德文新报》指出，“关于亚洲的报道，德国报刊可以找到比英国和美国的报道更迅速、更优质的新闻源，与美英的新闻相比，德国电讯社的消息更为冷静和客观，德国报刊完全可以直接采用自己国家电讯社发自海外的报道。”^[13]这是否有贬低英美同行的嫌疑暂且不谈，至少有一点，《德文新报》说得是合理的，那就是，不同报刊对同一件事情进行报道，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的，其报道的侧重点和角度自然会偏向于自己的国家，很显然，英国人或者美国人绝不会站在德国人的立场上去写新闻。正如《德文新报》所言:“德国报刊上所转载的关于亚洲的消息，即使是正确的，但终究还是间接的。……德国报刊过多地使用外文刊物的材料了；对此问题，应更加谨慎对待才是。从长远来说，采用德国新闻源作为第一手消息才是最优之选。你们可以相信，海外的德国记者们的眼球始终追随事件的发展，他们会将所有重要的事件真实地报道出来，他们也知道什么是最有报道价值的内容。”^[14]因此，既然德国人自己的记者已经冲锋在事件发生的第一线，那么，面向德国读者的本土报刊又有什么理由拒绝优先选择自己国家的新闻源呢?在这一点上，英美报刊显然更加成熟，难怪《德文新报》要反问道:“同样是关于海外消息的报道，你在英美报刊的版面上如何能找到它们转载德国报刊的消息?”^[15]

如果德国本土报刊对德国在东亚的新闻采编团队的专业素质有所怀疑，《德文新报》编辑部一定不会接受，因为“在东亚的大多数德国记者，至少是在中国的德国记者，他们的专业素养与其英美同行一样出色，甚至更好，相比之下，德国记者们更能够由现象至本质，深入了解外国的国民生活。虽然德国记者们占有的资源要少于其英美同行，但是，针对这方面的不足，他们会通过细致深入地了解事件本身、掌握语言的优势以及自身的勤奋努力来弥补。……在东亚工作的德国记者们无一例外地都能掌握流利的英语，因而他们也都在以另一种方式关注着东亚出版的英文刊物的报道，这就使英美记者在语言上又比德国记者逊色一筹。通过个人关系，德国记者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能从英美记者那里得知他们要在报刊上报道什么。……多年来，德国驻海外的记者尽职尽责，引导读者关注其供职的报刊，他们能够从伦敦、纽约或是巴黎发来的那一丁点又带有倾向性的消息中当场抓住问题的关键，并凭借超强的记忆力，以简洁的电报文稿将轰动性事件报道出来。”^[16]《德文新报》在此刻意忽略了英美记者的长处，但也必须承认，德国记者们的这些优势的确为英美记者所不及。

同时，本文所论述的内容中已多次证明，《德文新报》立场明确，但不偏激，并且始终坚守新闻原则，即使在与英美报刊形成竞争的情况下，也不忘强调，“如果在英美报端出现一些轰动性的新闻，而德国报刊中却没有报道，那是因为，一般情况下，为保险起见，对于那些不确切的、不正确的或是不完整的消息，德国报刊是不会考虑将其放入可以报道内容的范围内的。对我们而言，第一时间迅速报道新闻永远不会凌驾于新闻的准确性之上。……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无论是外国通讯社传来的第一时间最新消息，还是国内编辑们为满足公众知晓愿望而考虑报道的那些耸人听闻的事件，其可靠性永远是我们要把握的重点。”《德文新报》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英美报刊报道准确性的不信任。另外，还不能遗漏的一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段时期，偏于政论性文章的德国报业与倾向于不加评论的客观报道的英美报业，在这一专业立场上的对立是不能消融的，对于英美所倡导的客观报道，德国报刊的态度是，“他们毫无批判的报道，既不对德国读者的胃口，也不是我们德国刊物的作风。”^[17]由此看来，德国报刊引用英美新闻源，的确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宜，《德文新报》的分析合乎情理。

然而，对待这一问题，德国本土报刊的做法并没有在短期内令《德文新报》感到安心，以至于在后来又出现了这样的提醒:

“所有关于中国及东亚的新闻，只要是来源于北美报刊的发自纽约的消息，以及涉及瘟疫灾害的消息，均应谨慎报道。我们设在上海的如《德文新报》这样非常熟悉中国国情的报刊已经反复提醒，应谨慎使用那些来自北美及英国的轰动性新闻事件的报道，但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德国媒体太轻易地就引用了这些消息，却对德国电讯社及个别德国报刊的报道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借由这些来自北美的耸人听闻的消息而给德国带来不必要的骚乱，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甚至使德国在东亚的事务遭受破坏。但愿将来德国的报刊能够重视《德文新报》的诚恳提醒，放弃引用来自北美报刊的关于东亚的新闻消息，那些报道都是不加批判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错误的、添油加醋的和夸张的。”^[18]

尽管如此，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德国新闻人将满怀信心和热情投入工作，时刻准备着，为推进祖国的发展而尽职，为维护德国人的利益奋斗。”^[19]

（三）受众

由于构成《德文新报》主要受众群的是在远东地区的德国侨民，而该报立场又明确是为这个群体服务的，那么，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便成了该报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每年的岁首年终，编辑部都会在刊物的重要位置向读者表达感谢。然而，报刊进入大众化阅读时代之后，发行量就成了每家报刊不得不重视的问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规模发行量的报纸却需要以牺牲独立的政治评论为代价”^[20]，不过，《德文新报》不在此列。虽然没有明确发行量的记录，但在《德文新报》的发展历程中，这的确不是一项可以为之称道的内容。在征订方面，编辑部定期更新订阅信息，附赠征订卡片，相关工作面面俱到，虽然无法与其他英文报刊相比，但却从未放弃努力。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德文新报》并非苛求发行量在数字上的成绩，而是希望尽力争取自己的同胞成为其读者对象。

图8.1　1910年年末《德文新报》征订卡片

1909年年终，在《致读者》的文章中，编辑部对多年来重视订阅刊物的读者表达了感谢，同时指出:“在东亚地区，我们的读者大都是多年的老订户，令人怅然若失的是，我们的读者圈子缺少新面孔。”^[21]对此，编辑部相信:“如果能向大众递送出征订邀请及样刊，那就一定能争取到一些新的订户。”^[22]尽管报刊的发行部一直未停止过样刊发放，“但是，所能获得的有效递送地址的比率却并不高”^[23]。因此，编辑部在《致读者》的文章中向读者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大家能够在各自的交往圈子里推介宣传《德文新报》。对于您为我们提供投送地址，我们表示感谢，但请您随时通知我们所需要的样刊数目便是。”^[24]关于订阅价格，发行部也早已做足工作，“最近几年，我们的刊物已经在成本方面做了努力，不会提高订阅价格”^[25]。虽然上述的推广方式都是一般报刊所常用的，但之于《德文新报》，意义却有不同，因为该刊针对的始终都是德国人。因此，编辑部强调，“这份东亚地区代表德国人利益的大型刊物，是海内外德国人都可以读到的，如果不能获得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那么，在未来，要维持以前的价格就不太可能。这种支持，换言之，也就是我们的订户群扩大的问题，事关本报的生存。”^[26]很明显，《德文新报》编辑部并不在意别国的读者是否订阅，因为他们所站的立场始终是维护德国人的利益。《德文新报》为德国人不遗余力地服务，相应地，该刊也需要自己的同胞有所回应，至少在刊物的订阅上不会太吝啬。然而，事实情况却是，“一个订户背后往往是数个甚至更多的读者。这种状况在上海尤为明显”^[27]。可以推测，几乎每一个在上海的德国人都会阅读《德文新报》，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自己订阅。这样的回答顺理成章:“是啊，我们为什么要自己订阅呢，我们办公室里有《德文新报》呢。”^[28]就是如此，在上海的德国公司会订阅，德国总会（Club Concordia）^[29]也会订阅，“在一间办公室里，可能是6个、也可能是10个人在阅读同一份刊物，更不用说德国总会了。”^[30]无论是报刊、公司、商店还是俱乐部，同为德国人的组织，报刊以少量的人手服务了其他组织众多的人，其得到的回应仅仅是以组织为单位的订阅量，对于这种明显不对等的相互支持，《德文新报》编辑部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不满:“一个公司，在其他用途上浪费了大量的钱财，而在订阅一份刊物上，却要精打细算，生怕在订阅费上多花一分钱，要知道，这份刊物是德国人来到远东地区的开路先锋。坦率地讲，这让我们十分难过。对于诸多德国人、尤其是上海的德国人来说，这必然不是益事。如果所有的读者都能成为我们的订户，那我们就可以满有信心地展望未来，精神饱满地完成工作，而不用为每天的生计而担忧。”^[31]可以说，《德文新报》并不是完全在按报刊运作的规则办事，德国人的利益才是其存在的理由。

除了争取更多的订阅量，《德文新报》还注意到酒店这一场所，同一般的公司、俱乐部一样，这里也会提供报刊。有所不同的是，出入酒店的人员不像公司或俱乐部那样相对固定，这里往往聚集了不同国别、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住客，因而也就有可能提供多样的报刊。《德文新报》提到了设在大连的山本酒店（Yamamoto－Hotel）的情况，在该酒店，“按照报刊的国别来分，英国报刊与德国报刊的阅读率是平分秋色的。然而，在大连，并没有哪家酒店主动去订阅一份德文报刊，大多数酒店都会选择订阅英文报刊。”^[32]原因何在?“事实上，对（酒店）管理层而言，订阅这份或那份报刊是没有区别的。只因为英国人都会在其所停留之处要求提供英文报刊。”^[33]摆出这一事实的指意便是，即使像《德文新报》这样的德国报刊是存在的，也没有几个来到东亚地区的德国人有意识要求酒店提供一份自己国家的刊物。《德文新报》不无调侃地说，“德国人若是避免在那些没有提供德文报刊的酒店住宿，那也算是成功的。”^[34]然而，其实际的愿望却也再明显不过了:“所有的德国住客都一再提出要求自己所住宿的酒店提供德文报刊，那就成了。”^[35]只不过，事实总与理想存在差距，作为东亚地区排在首位的德文报刊，《德文新报》编辑部只能唏嘘感慨，在向酒店要求订阅报刊这件事上，英国人成功了，德国人做得却没那么好。……在远东地区德国人所居住的酒店里很难见到德国报刊^[36]。“天津利顺德饭店（Astor House）的读者阅览室提供了种类丰富的德国报刊和杂志，却只能算是个例外”^[37]，《德文新报》对于这一点还是有清楚的认识的，而这个例外代表的正是《德文新报》编辑部所期待的理想状态:“如果东亚地区的德国人和那些周游世界途经此地的德国人都坚持要求他们下榻的酒店提供德文报刊，那么情况则很快就会有所改变。像《德文新报》这样的周刊，不仅报道东亚事务，还在其电报消息、‘柏林通信’及其他专栏中报道世界大事，就很适合做此用途。”^[38]

在英美报刊已经进入商业化运作、通过刊载广告来解决报刊开销的时候，《德文新报》还在靠争取订户来维持生存，经济上陷入窘境就在所难免。然而，根据前文对该报的广告作出的分析，可知《德文新报》并非缺乏广告客户，而是将自己全部的广告版面贡献给了德国同胞，并为此专门设立广告部，有专人负责，只不过，在这里登载广告不是盈利的手段，而成了维护德国人利益的一种方式。当然，编辑部并非不懂得报刊与广告的关系，也许只有等到订阅量依然无法拯救报刊开支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正常运作广告来盈利。1914年4月10日的《德文新报》中有这样一篇文章，题为《报刊与报刊读者》，该文是借由《纽约国家杂志》（New Yorkes Staatszeitung^[39]）中的一篇文章而引出讨论的。可以看出，大洋彼岸的德侨报刊同《德文新报》一样，没有按照报刊运作规则来处理广告事宜，同时也在抱怨读者在订阅报刊方面的吝啬:“很多精明的德国人甚至认为，他们向自己所参加的德侨协会缴了会费，就等于是获得免费阅读报刊的机会。”^[40]

德侨报刊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德国人却并不用心买账。不过，即使经济拮据，报刊还是要办下去，因为德国人太需要这份刊物了，为德国人利益服务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如果可以推测的话，《德文新报》编辑部可能会在1914年4月10日刊发过这篇文章之后，考虑在一定限度下使用广告盈利。但历史没有如果，1914年下半年开始，《德文新报》再也没有机会以惯有的方式为自己的同胞服务了。

（四）新闻业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新闻业的专业性越发明显地表现出来。众所周知，那是一个英美报业领跑的时期，而事实上，这种优势在新兴强国的冲击下，已经逐渐开始变得不明显。1908年，在柏林召开了第12届国际新闻界大会（die Internationale Pressekongress），《德文新报》借此机会报道了这次“对整个新闻界声望与意义都极为重要的会议”^[41]，并在该篇报道中阐述了德国新闻业的今昔状况:“有相当一些来柏林开会外国记者都会带着这样的想法，会认为柏林的报业环境很差。也要承认，这种看法放在20年前还是有根据的。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德国报业蓬勃发展，不仅如此，在威信、影响及地位上都取得了胜利。……本次大会还呈现出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德国新闻界对德国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直接的积极意义。”^[42]同时，德国时任领导人首相比洛（Fürst Bülow）等也就此表态，认为“应对新闻界的责任及地位予以充分的认同”^[43]。《德文新报》认为，“这种肯定并非是浮于表面的客套和形式，而是发自内心的，这一切都表明，德国的新闻从业者们着实是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春天。”^[44]作为一份在远东地区出版的外文报刊，《德文新报》具有明确的国籍，其所依托的大环境是德国报业，因而其本国报业的状况与该报本身有着必然直接的联系，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五）报刊印刷

报刊的印刷问题一般是不会与报刊立场扯上关系的。然而，在《德文新报》这里却别有一番意义。早在1897年，时任主编纳瓦拉就曾经在论及德国在海外创办各类实业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在上海缺少一个我们本国的印刷企业，这影响到《德文新报》未来的出版发行。我们还记得本报于1886年创刊时的烦恼。那时，只能依赖中国的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对照着拉丁字母表逐字地去排版。努力终获成功，我们那些受过专门训练的中国排字工人，即使用于排版的报刊稿件是一些字迹潦草的手稿，他们还是能够近乎完美地照排德文。过去十多年中，《德文新报》的印刷都要依赖于英国人的印刷厂，我们（编辑部）及我们尊敬的读者们都一再流露出的一个强烈愿望——希望看到我们的报刊从德国人自己的印刷厂中印刷出来。如果有哪位德国企业家愿意在上海开办印刷厂，我们的刊物必将是其第一个客户。”^[45]按照商业规则来运作的报刊一般只会考虑印刷成本问题，但《德文新报》并不如此。德国人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同胞没有在中国的印刷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则，这些利益自然要落入别人的口袋。何况，德国人在中国并非只有《德文新报》需要印刷，上海的数十个德国企业，乃至全中国的德国企业，都有印刷业务的需要。而作为小语种的德语，由于其语言的特殊性^[46]，在普通的英国人或中国人开设的印刷厂进行印刷必然存在诸多不便，因此，德国人实在太需要一个自己的同胞开设的印刷厂了^[47]。由此来看，《德文新报》的印刷问题必定是我们要讨论该报的立场时不能忽略的一部分。

纳瓦拉时期提出的问题最终在芬克时期得到解决。1900年左右，德国印刷及出版社（Deutsche Druckerei ＆Verlagsanstalt）成立^[48]，并成为《德文新报》在中国的印刷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又有了后续的发展。当专门的德语印刷不再成为德国人的烦恼之后，新的争论便出现了。稍对近代德国文化史有所了解的人一定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期，从政府公报到街边广告，从书籍到报刊，德语世界中的文字印刷品普遍使用哥特式花体活字（Fraktur）印刷。然而，《德文新报》自1886年创刊至1917年停刊，除极少部分广告、公告及部分时期^[49]的报头发刊信息之外，其主要字体采用拉丁字母圆体活字（Antiqua）印刷。在1900年之前，由于德国人尚未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印刷厂，只能依赖别国，因此，在印刷用的活字方面，也必然不能奢望用其本国所熟悉的花体活字。自从建立自己的印刷厂之后，关于是否应当改用花体字印刷《德文新报》的讨论内容多次见诸其版面中^[50]，并一直延续到1914年大战将至。1914年7月10日，编辑部就此问题辟出了约一个版面进行论述。当时的客观情况是，“负责《德文新报》的印刷厂里还没有哥特式花体的活字，而且也尚没有排字工人能识别哥特字体。”^[51]对于当时已经颇具实力和规模的《德文新报》而言，“当然，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52]只不过，改变印刷字体，“未来会使用拉丁字母圆体字还是哥特式花体字，这将影响后来许多的问题。不是编辑部或出版商单独能回答的了的。”^[53]作为远东地区最具规模的德文报刊，《德文新报》编辑部更多的还要考虑到刊物未来的发展，“以后在东亚出版的报刊会使用到中文，以赢得更大量的读者。与中文名字及相关字词有关的内容会使用汉字表达出来。总是以西文字母来做各种德语的释义会搞得含混不清，难以表明实际意思，这会给读者的理解造成困难。这样的情况下，编辑部会使用不同字体的字母来印刷。”^[54]显然，这并不是一个能即刻做出的决定，更不仅仅是为印刷厂换一套活字那么简单。编辑部重视从报刊的各个部门获取各类意见。认为“只有通过公开讨论，才能在诸如刊物将如何排版之类的问题上更加明确什么是可取的、什么是必要的。”^[55]

在针对此问题进行讨论的各类读者中，在中国教授德语的教师是居于德国文化在东亚传播第一线的，编辑部明白，他们的意见应当予以特别重视。总的来说，德国人更倾向于改用哥特式花体字来处理德文印刷品。H－nisch博士认为，“中国人在面对西文时，更多情况下会以英语惯用的拉丁字母来处理，因此，德文印刷品也使用拉丁字母圆体字会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的文化是依赖于英语文化的，这就意味着英语文化优于我们的德语文化。中国人比欧洲人更重视文字，他们会将文字与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中国放弃我们自己惯用的花体字印刷，就是在让我们自己的语言冒降低尊严的风险。”^[56]哥特式花体字是当时德国文字的象征，德国人以此为荣。除此之外，他们也尤其愿意做这样的陈述:“最近的心理学研究证明，眼睛更容易理解以哥特式花体字展现出来的信息，因此，与形式乏味的圆体字相比，哥特式花体字更容易避免使阅读者犯困。”^[57]

那么，除去印刷厂之类的客观原因以外，为什么《德文新报》多年来依然坚持使用圆体字印刷呢?“一个自始至终理由便是，外国人无法读懂花体字。反对之声一定会强调，外国人经常阅读的印刷品及书籍，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资料，都是以哥特式字体印刷的，他们阅读起来没有任何困难，而且经过广泛调查询问显示，大多数人所读的德文印刷品都是花体字印刷的。”^[58]即使这种“反对之声”是成立的，但也无法掩盖必定有一部分人无法读懂哥特式花体字这一事实。报刊是面向大众传播的，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在此时并不能完全成立，《德文新报》要争取的是尽量多的读者。诚然，《德文新报》是维护德国人利益的，对此始终不遗余力。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该报在观点上会一味地偏执。无论是前文的量化分析，还是其他多处对报刊原文进行的引用，都不自觉地证明了这是一份立场明确并相对理智、客观的刊物，编辑部十分愿意以版面为平台，将各类意见都展现出来。在印刷字体这一问题上，亦是如此。

从1914年7月的这篇文章来看，截止到那个时候，“在德国本土，支持使用圆体字印刷的人已经减少，哥特式花体字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这是因为德国人在本土以外的地方对哥特式花体字的使用做了大力的推广”^[59]，例如，当时在中国教授德语的知识分子^[60]就对此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战争的打响，《德文新报》再也没有充分的机会继续发展，直到1917年8月停刊，代表德语印刷文字特征的哥特式花体字，始终没能成为该报正文的印刷字体。

由此可见，同样是讨论《德文新报》中所表现出来的立场这一问题，在芬克主编时期，我们已经能够从德国在华报刊活动、受众、新闻业务、印刷业务等多方面客观地予以展现，而不仅仅是靠摘引编辑部文章中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肺腑之言。为什么《德文新报》在进入20世纪之后开始成为一份不可被忽视的在华外报，以上这些论述都可以成为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