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克笔下的中国报业

二、芬克笔下的中国报业

前文曾经提到，在办报方面，纳瓦拉和芬克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在如何报道中国报业这一问题上，他们二人自然也是异样:相对于纳瓦拉直接的方式来看，芬克则较为间接:

“事实上，阁下您对现代文明及其重要原则还未曾知晓。所有错误之根源在于，您未遵照合理的建议去进行尝试，也就是去‘学习’，以致您未能获得应有的提高。因此，您可能不会意识到您所言所写的是完全错误的，全世界都晓得那是多么荒谬。”^[110]这是《德文新报》转引一位年轻的中国新闻界先锋的原话，“他毫不客气地以此直面批评一位业界德高望重的老官员，这位年轻人所说的话，实在是应当成为所有中国报业领导人（负责人）日省己身之箴言。也许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报界在最近阶段呈现出比以往更积极的工作态势，但另一方面的错误也无法掩饰，恶意新闻频现，夸张与蓄意的人身攻击，这正是中国新闻业要进行改革的头等任务。若将欧洲意义上的报刊概念放在中国而言，中国的报刊的确尚显年轻，因而中国报刊所呈现出的发展尚不成熟与不发达便再正常不过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其记者必须具备的是职业责任感与荣誉意识。而另一方面，中国港口的报刊获得了相对自由和不受阻碍的发展，在有些地方，报刊（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还被广泛应用起来，实际上报刊还在更远的范围内对更多的人产生了超过预期的影响；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报刊也成为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必需品。这就很容易看出，中国报刊若传播错误消息或恶意扭曲事件真相，都会对其公共生活造成严重危害。”^[111]

在芬克主编《德文新报》时期，对中国报业的发展给予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这其中批评之声迭起，真实、客观与否，尚不能有定论，但至少都是据证评论。当然，无论如何，这样的质疑和批评总是会引来作为当事者的中文报刊的反驳。例如，“拥有9 000份发行量的上海中文报刊《中外日报》”^[112]于1907年5月24日的报道中引述了某德国报刊是这样报道中国的饥荒的^[113]:“饥荒在其他国家并非罕见，但却没有像在中国这般可怕，千百万人为其折磨不堪。有三百万人已经死掉，每天都有五千人死去，尸横遍野。政府对此毫无怜悯之心，待人如牲畜一般。许多饥荒中的人以吃人维持生命，父母们将孩子相互交换来吃掉。此处要说的重点并非是那些绝望中的百姓，而是要指责政府的失职。谁若是捐钱，谁就是傻瓜；朝廷宠臣庆亲王生日，单就一个官员便向其进贡七万两白银；这样一来，当然就没有钱用在饥饿的百姓身上了。外国人捐钱是为了缓解百姓之苦，中国官员的钱却用在给庆亲王送礼上了。”^[114]对此，《德文新报》也转述了《中外日报》的驳论，该报认为:“这一德国报刊的报道并不完全正确，其对中国的境况作出的判断是错误的，德国人对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关于庆亲王的报道确是属实。虽然饥荒中的人们在挨饿，北京的人们在欢庆；可这事与外国何干！”^[115]而接下来，《德文新报》对中国新闻业提出的批评就是由此引发出来的:“有趣的是，恰恰是从《中外日报》对‘某德报’指责其荒谬中可以看出，这样的指责文章是多么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新闻业界惯例，指控需点名道姓。而在我们有实名记录的东亚德文报刊中，就没有给这样愚蠢的文章留下过版面空间。”^[116]

自从进入20世纪《德文新报》开始较为频繁地关注中国报刊和中国新闻界，总会有长篇专门论述这一话题的文章不定期的在重要版面上出现，历经数年，《德文新报》和整个中国新闻业都在成长，同时在增多的还有前者对后者的批评。是中国报刊界越发变得不堪?还是《德文新报》越来越了解中国新闻业，因而能越来越深入地看到其中的弊病?这并不是能以简单的是与否作笼统回答的问题。若我们已经了解《德文新报》是一份怎样的报刊，那么至少可以确定，该报对中国报业的评论并非空穴来风且值得重视。

1910年，中国报界在《德文新报》中遭受的批评更甚。“若是只从表面来看中国报刊，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没有比其报刊更恶意和危险的敌人了。中国的报刊几乎没有一天不虚构或者故意捏造点新闻。这些报刊在其读者圈子里——印数虽少，每份刊物经由的人手却不少，往往是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人同读一份——何其混乱，从各方面来说，我们只能深表遗憾。在最近几个星期，我们已经多次系统地对中国报界的反德情况作了报道；但这种毁谤行为，正如我们昨天可以针对日本或法国，明天可以针对英国或美国。”^[117]《德文新报》对于中国报刊编辑的专业素质不高这一点，直言不讳:“很难说报刊的责任编辑是不是真正关心所发新闻是否有价值。很多情况下是他们缺乏判断力；他们盲目地依赖自己的消息提供者，不加批判地将其内容发表出来，其报道无论所写或所发布的，都没有规矩可言，如果第二天获得影响力稍占上风的消息，前面的内容就会撤下。通常，如果是编辑或者报刊背后支持者希望的，假消息就会被炮制出来。虽然，这些消息很愚蠢，但依然会对大众产生影响；大众依据这种报道作出判断，其后果就是得出荒谬的结论。此外，这些愚蠢、捏造的消息并不仅限于关于外国或对外关系的内容，与中国及大众有关的消息也在此列。报刊经常不把读者当回事。同一份报刊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情，今天说成黑的，明天又说成白的。”^[118]

分析导致上述状况的原因，《德文新报》认为，“几乎所有中国报刊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腐败。谁出钱最多谁就能称王称霸。此外，中国编辑个人的情绪和感情也常常掺杂其中，他们以卑劣的毁谤为武器对付某官员或要人，而这些人往往是不愿意与这种事斗争的。……我们认为，中国报刊今日之所为，必将导致未来之恶果。中国报刊已经表现出了其不成熟和腐败，无能力、无生气，这都是事实，其浑水摸鱼和人为制造混乱的行为致使全世界都饱受打击。”^[119]

对此，《德文新报》的态度是，“认为中国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对中国报刊进行干预。办法已经在手。我们完全明白，我们做此建议会被中国的伪进步者及其外国支持者诋毁为反动派。作为中国的真挚友人，我们不能对中国报界今日之状况视而不见。我们必须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对报刊进行严格的控制。而少数的正派、可靠的报刊是不会受此影响的。”^[120]除了中国自身的原因之外，联系到彼时德国国内新闻业与政府紧密相关这一事实，可以更好地理解《德文新报》为什么会提出政府干预的建议。

但上述这一建议是否就意味着《德文新报》能够认同政府过多地参与并影响报刊的立场或观点?这一点是能够找到证据来回答的:在该报关注中国官方资助报刊的文章里，有如下阐述:“政府对报刊的资助，就其本身而言，在东西方国家是没什么两样的。关于资助的金额，受资助的报刊或多或少的都希望是多一些，而不是少一些。报刊的任务是支持政府的观点，而后者则需要为此埋单。但也有国家政治的原因，特别是在语言混合区域或者特别的地区（租界），政府会出资以获得报刊的支持。但凡政党几乎都需要交党费；美国和英国的政客们对此都深有体会。报刊能收支平衡自然最好。报刊是源于西方的，中国报刊则还处于学童阶段。中国报刊需要为招徕读者而压低价格，广告相对还很少，中国的商业企业还未能认识到在报刊上宣传自己的价值所在。这就使得中国的报刊要生存下去就要有资金支持。他们只能依赖广泛的资助。私人办报能收支平衡地支撑下去的并不多。依靠政党支持也几乎不可能，因为中国尚未有稳定的政党。依靠社会团体支持的力量则微乎其微。中国的报刊因此只能依赖官员的支持。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中国的报刊都承认，那些资助报刊的官员都是被迫的。那些官员只能靠资助报刊，以堵住报刊的嘴巴，不至于在自己有过失或失误的时候被报刊揭露出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以安宁。”^[121]

“大多数中国的报刊都要依靠高层官员的支持才能得以生存。”^[122]在当时，看似是有些无奈之举的官方资助报刊，却也渐渐地让中国的许多地方官员主动、自愿地对报刊进行资助，成为报刊的股东。《德文新报》在1909年年末报道官方资助报刊的相关内容时提到，当时“江南各省要求官员退出报刊，撤回资本。但这看起来无法实现。因为这些官员可以形式上撤出报刊，将资金以亲朋的名义继续资助报刊，他们不能失去自己在报刊中的影响力，也不愿放弃从中的所得利益。真令人难以理解，地方机构上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决议。中国的官员当然不会自己出手经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到商业公司之中。”^[123]然而，这就导致“那些受官员资助的报刊必须为其资助者说话。”^[124]对此，《德文新报》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对中国报刊的一种消极情绪:“大部分的中国报刊已经变得毫无个性和原则了。以前，中国报刊的态度都是进步的，而现在，他们的态度是保守还是进步则要取决于其背后的资助官员。中国报刊停滞不前了。”^[125]

话虽如此，芬克主编下的《德文新报》却并不偏激，在抛出严词批评的同时，依然重视中国新闻界的想法。接下来的1910年伊始，该报转载了上海几份重要中文报刊“对公众畅谈新年愿望的文章”^[126]:

《神州日报》^[127]:

十余年来，中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外来压迫，在国内，骚乱危险也不断，有些人认为，中国没救了。我们不相信中国没有救了。诚然，中国目前的状况与历代王朝末日之时颇为相似。因此，我们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现在缺少的是统一的目标（整体利益）。反对统一国家的建立会瓦解一个国家的民众。全国民众必须团结起来。我们不相信这办不到，也不相信这没有意义。如果人人都这样想，中国就有救了^[128]。

《新闻报》:

庚戌年到了。庚戌年曾经是王朝的峥嵘岁月。最好的乃是1670年。康熙王朝时，国家秩序井然，禁止酷刑，代之以流放宁古塔^[129]4年，允许耶稣会信徒龙华民^[130]向中国引入西方科学知识。接下来的庚戌年是1730年，情况就差了一些。在云南和贵州的土著部落发生了暴动。接下来的第三个庚戌年1790年，尼泊尔王侯发动反叛，很可能是在印度英国人的帮助下，打败了中国军队。自那次中国在英国面前失败，中国便一直在英国面前无颜以对。第四个庚戌年，1850年，太平天国建立。自那时候开始，中国一年不如一年。皇权已开始摇摇欲坠。民众逐渐觉醒。为保皇权，宫廷召开国家议会。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乃是立宪。光绪帝发布诏书预备立宪，对于不积极配合的官员予以严惩。……去年，哪里有出版过教科书、最简单的字典或是小学课本吗?省会城市和开放港口城市的预备法庭在哪?连一次基本的人口普查也没有完成。官员们没人真的想立宪自治。如果光绪帝的法令严格执行了，改革就不会夭折，不负责的官员会得到严惩^[131]。

《时报》:

去年最重要的上书是开议会。如能获批准，则可以好好庆祝新年了。可惜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不能在新的一年里继续空期待。……在我们看来，防止危险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乃是开议会。对于那些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人而言，现在开议会确实时机还不成熟。别的国家都在进步，而中国却在倒退^[132]。

《申报》:

今年的希望，首先是能够开议会。开议会的上书未获通过，但各省代表已聚集北京准备再次上书。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上书，那么明年我们便实现了开议会。此外，还希望今年能够开上院（Herrenhaus），并能有卓有成效之工作。我们还期待省级第二次议会。同样重要的是，今年地方自治的准备。我们在新的一年也希望国家偿清债务，建立责任内阁，进一步规范国家财政，建立海军，各省重组军队，改善公共教育，实现小学义务教育，司法体系实行新规程，废除领事裁判权，改善交通状况，从外人手中购回铁路^[133]。

各主要中文报刊新年愿望所阐述的都是国家与政治的大事，但是，这些内容由《德文新报》汇总起来，并以《中国新闻界的新年想法》（Neujahrsgedanken der chinesischen Presse）这一标题刊载出来，却透露出中国报界新的信息——中国报刊这一整体着实已经受到外国同行的重视，同时，中国人通过自己的报刊发表己见，这又是国人办报日益成熟的信号。在这一时期，常常可见《德文新报》大篇幅转载、转引或转述中文报刊对于各类事件的报道及评论，如《报界论争》^[134]、《中文报刊关于北京新变化的报道》^[135]、《中国报刊中的德国》^[136]、《一份中国报刊对东亚政治的报道》^[137]等此类文章频现。

中国报人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为国家、也为民族大业，一定应该有所担当。《时报》有言:“中国的崛起取决于中国是否能摆脱西方国家。”^[138]无论各类国人自办报刊持守怎样的立场和观点，也无论其言论的对与错，关心各自在华利益的西方国家已经不能再忽视中国新闻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