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视纪实理念
(一)电视纪实的界定
纪实是对生活原生态的真实记录。纪实观念既包括了对电视节目以纪实作为规定的特性的自觉认定,又包括创作实践中纪实主义(写实主义)流派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关的“长镜头加同期声”等一整套制作技法的积极运用。
电视纪实是以电视技术与影视艺术相结合的方式对生活原生态的真实而连续的记录。
作为一种理念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电视纪实在中外电视传播史上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电视纪实的实现是和电视与生活原生态真实的关系密不可分的。
从哲学意义上看,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真实体现为人们对于真实的理解和把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性的过程。在媒介发展史上,各种媒体以其势力,通过不同手段、途径,逐渐逼近真实的目标。正如有学者所说:艺术运动永远是越来越接近真实,下一阶段总是比前一个阶段更真、更接近现实。电视无疑是迄今为止最接近生活真实的一种媒介。
纪实并不抽象,电视对于生活真实地呈现便是纪实。由于技术条件、社会背景和观念的差异,电视纪实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特质。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曾提出过“能不能让人们在电视片上听到老百姓自己说话的声音”的问题。但由于各种条件和背景的限制,电视纪实在技术、社会和观念三个层面上经历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积累,但没有取得影响全局的突破。以1991年11月18日中、日两国同时播出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为标志,中国电视的纪实观念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此后,纪实的新观念不仅影响了电视纪录片创作,也影响了中国电视的各类节目创作,影响了电视节目的制作与传播方式,甚至也辐射到了其他媒介与艺术领域。1993年以后,理论界愈发关注电视纪实这个命题的研究,出版、发表了众多的理论著述,对于电视纪实性、纪实主义策略和叙事方法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电视纪实的特征
特征是事物所具有的特点、标志、象征。纪实是一种观念,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采访和写作的方法。研究纪实的特征,不能离开具体的作品。以《望长城》为标志所开启的电视纪实观念的崛起,是对传统专题节目观念的一种有力冲击。站在节目创作的层面来看,电视纪实观念与传统的创作观念有明显的不同,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从主题先行到主题后行,体现了节目叙事结构上的自然、真实。
2.从摆布拍摄到跟踪拍摄,体现了拍摄内容和时空上的完整、真实。
3.从记录结果到记录过程,体现了尊重事实发生、发展的真实、自然流程,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4.从抓取情节到抓取细节,细节的真实受到尊重,并被看成独特的叙事单元,以此代替传统的“省略法”。
(三)电视纪实的形成
电视纪实观念之所以实现了重大突破,与电视技术的发展、特定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电视从业者对电视纪实观念上的认识的飞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电视纪实的技术准备来看,电视记录的工具和手段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革。1978年底,中央电视台引进并开始使用ENG设备。1981年,中央电视台又引进EFP(转播车)设备,即现场节目制作系统,包括多台摄像机、视频信号切换台、音响操作台及其他辅助设备构成的系统。EFP设备在技术上实现了现场的节目制作与同步传播。ENG与EFP设备的引进使电视纪实在技术上有了更加贴近生活原生态真实的保证。
从社会背景来看,源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全面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使人们逐渐从过去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求真、务实成为时代和人们的普遍社会需求。
技术准备和社会环境是实现电视纪实观念变革的保障和依托,但电视纪实观念的真正突破还是依靠电视从业者对于电视纪实的认识的飞跃。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技术上已经解决了电视纪实的问题,大的社会环境也给予电视纪实很好的时代性的土壤,但人们对电视纪实的认识却还是相对滞后,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积累才实现的。我们对电视纪实的认识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开始主要受苏联的纪录电影的影响,即所谓“形象化的政论”,将鲜明的政治理念和教育倾向直接附着在视听形象中,这种观念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赞和克拉考尔的西方电影纪实理论的引进,对以纪录片为代表的电影、电视节目是一个较大的理论冲击,这是中国电视纪实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电视引进了一些具有现代纪实特征的影视作品,尤其是与日本合作拍摄了包括《丝绸之路》等在内的不少新的纪录类节目,在理论和实践的积累上开始向现代纪实观念迈进。后来,经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让历史告诉未来》及《地方台50分钟》(后改为《地方台30分钟》)等节目的积累,到《望长城》的成功播出,实现了电视纪实的整体突破。在《望长城》之后,一系列新的用现代纪实语言、方式和手段拍摄、制作的电视纪录片呈现于电视荧屏,一大批优秀纪录片脱颖而出。
(四)电视纪实的辐射和影响
电视纪实观念不仅带动了电视纪录片的繁荣,同时还影响到电视新闻节目、电视社教节目、电视文艺节目、电视综艺节目、电视服务类节目,甚至电视剧。可以说,从各种电视节目当中我们都能感觉到电视纪实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节目内容上,更体现在节目的制作方式和传播方式上,有人把这一阶段的电视纪实观念的崛起称为“纪实主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电视的本体建设进入到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如果说此前中国电视更多地吸收了来自于文学、戏剧、电影等艺术样式和广播、杂志、报纸等传媒的辐射和影响,那么,从此一时期的电视纪实观念的崛起,中国电视开始对其他的传播媒体和艺术样式进行辐射和影响。在纪实性的电影、纪实性的戏剧,以及纪实性的报纸杂志和纪实性的广播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此一时期电视纪实观念的有力辐射和影响。
此一时期电视纪实观念的崛起和成熟不仅仅是电视纪录在长镜头、同期声等技术性元素方面的成熟,而且也是对纪实与真实关系认识上的逐渐成熟,从而为中国电视的整体进步和腾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五)如何评价、认识电视纪实的发展趋向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积累,对电视纪实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形成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边缘文化四种价值取向的四足鼎立格局。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无疑起着主导作用,体现在像《毛泽东》、《邓小平》、《香港沧桑》、《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创作之中;而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则体现在《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及其他同类节目之中。在这二者之间还有许多电视纪录片鲜明地体现着纪录者个性风格的精英化价值取向。同时在主流媒体之外,生产和传播的一些电视纪录片则处于边缘生存状态。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纪录影像的技术手段迈上了数字化的新台阶。物质手段与技术的飞跃性变革必将带来一场有关影像纪录观念的深刻变革。
同时,纪录片的风格也越来越多元化,有的甚至打破传统纪录片的禁忌,将多种多样的新内容、新技术、新形式融入到纪录片中来,那么纪录片的包容性到底有多大?它的底线又在哪里?
由于纪实是对生活原生态的真实记录,所以这个“真实”一方面体现为生活原生态的真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为记录者对于生活原生态的“真实”的理解。这种理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究竟什么是生活原生形态的真实?当今天网络可以创造出“虚拟真实”空间时,这种“虚拟真实”可否视为生活原生态的真实?“虚拟真实”可不可以被认为是“真实”在荧屏上的表现?这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课题。
人们对于生活原生形态的“真实”的理解有没有差异?如何看待对生活真实的提炼?对电视屏幕上所呈现出的真实有什么样的认同标准?这也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
电视的纪实一般被理解为非虚构的纪实,但我们的确也看到了不少电视纪录类节目中的大量虚构元素的渗透,这些虚构元素在非虚构类节目中的作用和价值,它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纪录片历史上出现过的“造假”歪风有何不同?目前这也是一个正发生、发展、尚待澄清的话题。
此外,电视纪实在90年代形成了一些被业界普遍认同的叙事与结构方式,这些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发展和变化,甚至也出现了不易界定的电视节目形态和类型。比如,生活真实与模拟(真实的情景再现)可否当做叙事的手段?
总体说来,电视纪实观念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观念,在内容、样式、制作与传播的方方面面,都会不断出现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都是电视对于生活原生形态的记录,以及原生态与记录之间关系变化的基本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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