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战时新闻管制

第二节　日本的战时新闻管制

1869年，明治新政府为加强对报业的控制与管理，参照外国报纸法，制定了《报纸印行条例》。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有关新闻的成文法规。该法也有新闻控制的条款，如第4条规定：“一切天变、地异、物价、商法、政治（不许对政、法妄加批评）、军事（言论错误而又不改者应追究责任）、火灾、嫁娶、生死、文学艺术、服装、饮食、各种官方公报、洋书译文、海外杂话以及与世无害的事项均可登载”。⁽²⁾在1894～1895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2月爆发的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新闻界与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积极支持日本政府的对外战争政策。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虎视眈眈，企图围困苏俄，日本军国政府也试图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1918年1月，日本抢先派军舰闯入海参崴；同年8月2日，日本政府又抢先发表了《出兵西伯利亚宣言》，不顾美、英等国的限制，向西伯利亚出兵七万人。这一时期，受到俄国十月革命鼓舞的日本人民，掀起了要求“不干涉俄国”、“立即撤军”的群众示威活动，再加上日本当时正爆发“米骚动”（反对米价飞涨的饥民暴动），国民的反战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此期间，日本报界普遍表示“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没有理由”，为此，先后有56家报纸被寺内正毅内阁勒令停刊。同时，内阁还禁止报纸报道有关“米骚动”的任何消息。日本反动统治者为了阻止革命思想的传播，千方百计地诬蔑十月革命。政府首相寺内正毅发出严格训令，要对“不合国体的国民思想”进行警戒。寺内正毅的镇压措施，引起了报界的强烈不满。1918年8月25日，日本84家报社的新闻记者代表在大阪召开了“关西记者大会”，会议形成决议，要求寺内正毅内阁立即总辞职，要求言论自由，拥护确立宪政等。报道这次大会情况的《大阪朝日新闻》在提及此事时，使用了“白虹贯日”一语，政府当局以“这一消息是暗示革命”为由起诉该报。结果，登载这一消息的当天报纸被禁止发售；发行人和新闻撰稿被判刑。“白虹贯日”事件，是日本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言论贾祸事件。它表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防止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滋生与发展，日本政府开始提高警觉，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

从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新闻业逐渐被军国主义势力所左右，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二战时期，政府将新闻业纳入“战时体制”，使它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宣传工具。二战中，日本虽有大量的民间报刊存在，但在军部的高压和战争狂热中成为清一色的官方传声筒。尽管如此，新闻界仍然受到官方宣传统治机构内阁情报局的严密管束。情报局负有新闻检查的职能——“管制报纸及其他出版物”，“报道或取缔电台广播事项”。而新闻检查的实际施行者不仅仅有情报局，还包括政府各部。从卢沟桥事变起，对报纸的控制愈益强化，凡属限载的报道，其审批权为：①属刑事方面的，由法院处理；②属扰乱社会治安、伤风败俗的，由内务大臣处理；③属军事外交机密的，归陆海军及外务大臣处理。只要有军部命令，任何报道都可以禁载。

战争期间，军国主义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限制新闻出版活动的法规。其中包括《军用资源秘密保护法》（1939年）、《国防保安法》（1941年）、《言论、出版、结社等临时管理法》（1941年）、《战时刑事特别法》（1942年）、《新闻事业令》（1941年）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于1942年1月发布《报纸等刊登限制令》，限制范围包括：①在外交上可能造成重大障碍的事项；②需要对外国保密的事项；③在执行财经政策方面有可能造成重大障碍的事项。禁止范围比以前远为扩大，首相被授予“禁止报道权”，实际上由情报局执行。当时，报社每天都能接到情报局的禁载令。如有违反，即遭停发或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对报社进行迫害。慑于此淫威，各报社成立了专门把关的审查部。广播则受情报局和邮政省的双重统制，亦完全听命于政府。这一时期，日本法西斯政府对传媒的管制非常严厉，以下几起事件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证。

中野事件　1943年1月1日，《朝日新闻》发表中野正刚的文章《战时首相论》，文章列举罗马皇帝、中国诸葛亮等人的例子，委婉地规劝东条英机注意为政之道。东条英机才不管有道无道，下令查封了当天的《朝日新闻》。中野不堪忍受警方和宪兵的审讯、监禁，于同年12月剖腹自杀。

竹枪事件　1944年2月，《每日新闻》发表新名丈夫撰写的新闻述评，其大标题是《战争至此，决定胜负的已不是竹枪，而是飞机军舰》。当时美军已攻进日本海军基地特路克岛。这篇文章提出要改善军队装备，不能蛮干。东条英机以“制造和传播战败情绪”的罪名，查封了当日的《每日新闻》，并强征作者新名丈夫入伍作战。

松前事件　1944年7月，邮信院工务局长松前重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当时的日本经济状况做了调查，并与美国国力进行比较，认为现有的生产体制使日本无法与美国抗衡，发展下去只有等待灭亡。文章批评了东条内阁的经济政策。此文发表后，东条英机下令征召松前重义入伍，并令其作为二等兵，乘坐一条极其危险的炸药船前往战场参战。⁽³⁾

在进行严格新闻管制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也没有忘记利用媒体进行战争宣传。

早在1931年9月，日本外务省就成立了一个直属内阁领导的非正式“情报委员会”，负责就如何统一国内舆论和开展对外宣传向政府提出建议。1936年1月，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正式成立“内阁情报委员会”，作为收集宣传材料，制定统一宣传口径的专业机构。“七七事变”后，这个委员会易名为“内阁情报部”，广泛招纳各界人士承担新闻报道和文化宣传工作。1940年12月，为了适应太平洋战争开展心理战的需要，日本政府将内阁情报部与政府部门中类似的机构合并整编为一个更为庞大的中枢机构——内阁办公厅情报局。该局下属五个部：第一部主管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计划，调查各类情况；第二部主管国际宣传；第三部主管新闻检查；第四部主管国内宣传；第五部主管国内文化宣传团体的指导与监督。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战时宣传体制”。

二战期间，日本集中力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对外宣传活动和攻心战，其宣传对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一个是生活在“共荣圈”内的亚洲各国。其中，亚洲各国是其对外宣传的重中之重。这一期间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东京玫瑰”。“东京玫瑰”是东京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别称。节目的播音小组由12名日裔美籍女子组成，她们均系生于美国的第二代日本移民。战争爆发后，应日本军部之征召，自愿放弃美国国籍回到日本，专门从事对美军士兵的广播宣传。“东京玫瑰”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招降宣传和瓦解、涣散美军的作战意志。节目针对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军远离本土、环境恶劣、生活单调的特点，向他们大量播放美国的舞蹈音乐和怀乡诗歌，搞得美军士兵神思恍惚，魂不守舍。“东京玫瑰”大大削弱了美军的士气，一度被美国视为来自日本的主要威胁之一。此外，日本曾发动全国造气球“飘炸”美国。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有10，000多个气球将4.5万个炸弹和燃烧弹飘送到美国，引起森林大火，造成人员伤亡，使美国举国上下恐慌不已。